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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立退赃账号有违法治精神

   设立退赃账号有违法治精神

   打击腐败必须依靠刚性制度

   

   王光泽

   

   由中国社科院属下的“新世纪中国惩治和预防腐败对策研究”课题组,不久前向全国人大、中央纪委、高法、高检和监察部等部门提出报告,建议实行惩治和预防腐败的“一二三”工程特别行动。

   

   “一”就是设立一个全国统一的公开的退赃账号,退赃者可在全国任何一个国有商业银行匿名退赃,退赃者只需分栏目按“特种资金缴款单”上的时间、金额、来源三项填写,毋须公开本人情况。“二”就是两项特别规定:一是在规定期限内主动如数退赃者,无论职级高低和问题大小,无论问题将来是否暴露,一律不给任何处分,一切待遇不变;二是在期限内拒不退赃或不如实退赃者,案发后凡触犯刑律者,一律开除党籍、开除公职,按最高量刑标准处罚。三就是三条配套措施:一是在存款实名制的基础上,完善国家公职人员家庭财产申报登记制;二是提高国家公职人员待遇,以俸养廉;三是建立健全举报制度,最高奖励举报者百分之五十的追缴赃款。

   

   实际上,设立“全国统一退赃账号”是设立“廉政账号”构想的延续。早在2000年初,浙江省宁波市就设立了“廉政账号”。为了“挽救濒临犯罪边缘的党员干部”而在该市首开了“581”(“我不要”)党员干部廉洁自律专用账户,让党员领导干部通过上交其收受的“无法退回”或“不便退回”的现金、有价证券,促进自身廉洁自律。目前全国大约有20个城市建立了不同名称的廉政账号。这些省市上缴的不同退赃账号资金,已超过1亿元人民币。仅浙江一省,在设立廉政账号5个月后,就向国家财政上缴了1900多万元人民币。

   

   无论是“廉政账号”还是“全国统一退赃账号”,其核心内容就是将赃款上缴国库者不予追究。这两种反腐方案事实上就是一种对犯罪行为的特赦,不仅和我国的刑法典相冲突,还违背了我国宪法的相关规定。

   

   我国刑法将主动退赃视为一种自首行为,对有自首情节的犯罪行为可以减轻或免除处罚,但并不是全部免除处罚。因为很多腐败行为已经造成了巨大的社会危害,全部免除处罚既缺乏法律依据又容易造成对犯罪行为的放纵。

   

   这两种方案还直接挑战我国的现行宪法。我国宪法明确规定,只有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家主席才能发布特赦令,赦免某些种类的犯罪。其他任何机构,包括执政党的纪检部门、司法部门都无权颁布特赦令或类似的特赦令。不仅如此,特赦令的颁布,一般都在某个国家重大政治变革之后,为了弥补民族伤痕、促进民族和解而启动的一种特别法律措施。这种特别法律措施的启动在很多国家都是慎而又慎的,更不可能成为一种常设的制度。

   

   在1989年,我国曾出台过一个类似的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检察院联合发布了《关于贪污、受贿、投机倒把等犯罪分子必须在限期内自首坦白的通告》,规定凡在通告期限内自首坦白的腐败分子“一律从宽处理”。在规定期限内的确有不少贪污受贿者“自首”,然而这一举措并没有真正遏止中国在九十年代进入腐败的高峰期。

   

   新旧体制的转换过程中,我国在行政、司法等公权力的行使领域存在着大量的体制漏洞,给权力腐败造成了大量的可乘之机,中国特色的腐败就是典型的体制性腐败。针对这一国情,我国的反腐策略应当集中完善体制、增加官员的腐败成本、公开官员财产、加强舆论监督和司法监督等。但是,“廉政账户”和“设立全国退赃账号”不仅没有增加官员的腐败成本,反而将腐败官员们置于一个进可攻退可守的绝佳境地。他们在风平浪静时期接受贿赂,在“风紧”时退出赃款保全自身。不论腐败行为如何恶劣,更不论社会公益承受了何等的损失,只要贪赃受贿者将赃款按时存进“退赃账号”,就可以把自己漂白得干干净净。

   

   “设立全国退赃账号”的政策建议,其逻辑仍然是假定人性本善,笃信依靠官员道德自省与道德自律足以抵御腐败。然而,法治精神却是假定人性本恶,强调以刚性的外部制度设计约束官员的权力行为,坚信完善体制和相关法律、加大监管力度才可能遏制腐败行为。显而易见,“设立全国退赃账号”未脱人治思维的窠臼,与现代法治的治理精神相距甚远。

   

   各地已经实施数年的廉政账号的实践已经证明,这种方案实际上成了很多腐败官员的护身符、保护伞,并不能遏制腐败泛滥的势头。目前已经有辽宁、福建等地相继取消了已经实行的“廉政账号”。可见,只要把官员的权力行为置于阳光之下,腐败行为将无所遁形。舍此之外,寻求其他的“反腐”灵丹妙药,都只能是缘木求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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