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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建中国大周边战略

构建中国大周边战略

   ——外交学院副院长秦亚青访谈

   王光泽

   在令世人瞩目的朝核六方会谈召开前两天,2004年2月23日,中共中央政治局进行了第十次集体学习。这次集体学习安排的内容是世界格局和中国的安全环境。外交学院副院长秦亚青教授和中国社会科学院亚太研究所张宇燕研究员就这个议题进行了讲解,并同中共最高执政群体交流了他们对相关议题的研究心得。

   秦亚青教授透露,讲课内容分为四个部分。秦亚青主攻国际政治领域,讲授前两部分;张宇燕是国内制度经济学的代表人物,讲授后两部分,内容涉及国际经济领域。

   一、 世界格局的现实状态

   对于世界格局的真实状态,国内外学者有三种看法:第一种看法是,全球已经单极化,美国一国独大,成为世界不可撼动的一极;第二种看法是,全球已经多极化,美国虽然处于最强国家的地位,但是美国并不能左右其他国家,尤其其它世界强国;第三种看法是,单极化和多极化均没有成为固定模式存在,世界格局已经呈现出一超多强的局面,美国处于超级强国的地位,全球分散着多个强国的格局。秦亚青认为,他们赞同第三种观点。

   秦亚青在讲课中阐述自己的观点时认为,一超多强的“多强”是世界舞台上的多种主要力量,既包括像英国、俄罗斯、日本、中国等传统大国,也包括新兴的发展中大国,如印度、巴西、南非等。中共十六大报告指出,经济全球化和世界多极化是一个趋势。世界毕竟会向一种均衡的方向发展,在此之前,一超多强的政治格局将在相当长的过渡期内不会改变。

   二、 国际秩序的现实模式

   以军事实力来划分世界格局的时代已经不复存在。现在的世界格局和国际秩序紧紧地联系在一起。目前比较主流的有三种国际秩序观念。

   单极世界观念很重要的一个方面表现为霸权稳定秩序,也有人称之为“帝国秩序”。这种观念认为,有美国这样一个单极国家的存在,世界就处于比较稳定的状态。

   另外一种就是欧洲人士经常提到的一个观点,他们认为任何一个国家即使再强大,在全球化的过程之中也难以独霸世界。这就是欧盟有关学者经常提到的法制秩序观。他们认为这个世界的秩序主要依靠大国的合作,并通过国际制度的框架进行国际治理,在这种治理结构下达成比较稳定的秩序。

   欧盟这些年来就实践这种政治理念。在德法这两个火车头的带领下,欧盟将建立一个超国家的法制体系,但是这种法制秩序最为核心的东西是西方的价值体系。

   第三种就是中国提出来的世界秩序观,在经济上共同繁荣、在政治上互相尊重、在安全上共同合作、在文化上互相借鉴。这种世界秩序观念互相平等、照顾到各方利益。

   三、中国的和平崛起

   从大历史的角度看,一个大国的崛起必然伴随着战争。世界历史上三次大的转型如拿破仑时代、一战、二战,都是通过战争打破旧的世界体系,建立新的世界体系。

   很显然,中国威胁论就基于历史的启示。有些西方学者和日本学者就认为中国一旦崛起必然会像历史上其他大国一样,伴随着战争崛起。

   虽然历史上三次大的转型都是通过血腥战争来完成的,但是战争并不是大国崛起的唯一条件。第四次大的世界格局转型,就是放弃了真正意义上的战争,转之成为军备竞赛的“冷战”。核武器的存在,使拥有核武的大国知道一旦启动战争机器就等于互相自杀。从中国自身的文化传统来看,中国也不是有侵略传统的国家。从外部环境到内部因素,中国完全可以和平崛起,暴力崛起不是最好的出路。

   四、中国的安全环境

   首先需要判断中国是一个什么样的国家,中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和平崛起的大国。中国的政治影响是全球性的,但是中国基本上是一个发展中的地区性大国。在“一超多强”的国际政治格局下,中国的依托应该放在周边区域。中国要做一个负责任的大国,就不会挑战国际秩序。尽管中国对很多国际制度还存在着不满意之处,但是中国不会采用“输出革命”的方式来改变世界秩序,而是采用参与和互动的方式改变国际规则,使其成为更具合理的制度。他们认为,中国既也不应该也没有能力去挑战美国在世界上的超强地位,中国的权力投射范围主要是区域地区。他们提出的政策建议是建立一个稳定、平和、大范围的周边,以合作的、多边的制度来推进东亚地区的一体化。即便将来某些大国设棋布子围堵中国,中国具有良好的周边环境,这种围堵就不会获得成功。

   就目前来讲,对中国国家安全最大的威胁就是台湾问题。尽管中国在台湾问题上展现了日益灵活的处理手段,但是台湾问题仍然是一个非常容易擦枪起火的地方。一旦台湾铤而走险,中国必然就要进行武力干涉,美国肯定就会出面介入,将会导致中美之间发生正面冲突。

   中国在经济发展的过程中,有可能会遇到其他威胁,如能源匮乏的威胁、金融风险的威胁、意识形态的威胁等等。

   从2002年底至今,新一届中共中央政治局已进行了十次集体学习。秦亚青教授透露,这十次学习的讲课内容不久将编辑出版,读者将会看到中共最高执政群体的学习内容。

   秦亚青教授还接受了本报记者的专访。

   二十一世纪:在朝核问题六方会谈召开之际,中共中央政治局进行“世界格局和中国的安全环境”政治议题的研讨,是不是预示着中国外交政策和区域政策的某些转变?

   秦亚青:我不敢断言二者有必然的联系,但是的确存在着某种巧合。可以肯定的是,中国在朝核危机会谈中发挥了巨大的积极的作用,这种转变不是偶然的。中国斡旋甚至主导六方会谈,是中国从对应性外交走向积极性外交的重要标志。如果中国设想要建立一个大周边的国际战略,这个战略圈就不可能是封闭的,不可能把美国等国家排除在外,必然是开放的、多边的。如果通过解决朝核问题,中国和其他国家建立一种多边的对话机制,对于稳定中国周边和中国进一步在周边发挥作用是非常有利的。我不知道二者是否有必然联系,但是二者的基本思路是一样的。

   二十一世纪:在讲课的过程中,中共中央政治局的领导人是否打断过你的讲话?学者和中央领导集体之间做了哪些问题的交流?

   秦亚青:在讲课的过程中,中央领导人并没有打断我们的讲话,但是在随后的讨论中气氛非常热烈。中央领导同志在很多方面掌握信息非常全面,也提出了很多尖锐的问题。他们关注的问题包括对周边国家改善的问题、经济方面的问题、中国和平崛起的问题等等。

   总体来讲,中央领导层问到的一些问题大都是公开化了的。例如吴邦国问到,除了台湾问题是中国国家安全的首要威胁之外,中国还将面临什么样的重大危机?我们认为,能源危机将会是一个比较严峻的挑战。

   二十一世纪:从研讨的情况来看,新一届领导集体对全球化是一个什么样的态度?全球化既会带来共识也会因为差异带来冲突,中共高层如何看待这些共识和冲突?

   秦亚青:从研讨中我有这样的体会,我觉得中央领导集体的心态都比较开放。他们对于全球化都不是片面地看待。他们既考虑到全球化确实蕴藏则很多发展的机遇,同时也存在着很多挑战。对于中国而言,应该是一个机遇大于挑战的机会。

   另外我还有一种感觉,中央领导集体对国际事务的关心最终落实到会对国内产生什么样的影响,最终回归到本土的一些实际问题。他们实际上很关心国内和国际事务的统筹发展的问题。

   二十一世纪:从1949年以来,中国一直坚持民族国家主权至上,但是在全球化的今天,越来越多的国际规则对国家主权产生很大的限制。二者之间必然会产生某种冲突,中央领导层是如何看待这个问题的?

   秦亚青:就我个人的观点而言,在全球化的过程中,国家的主权肯定会受到一定程度地削弱,这是不可回避、必须正视的现实。在中国加入WTO之后,前任总理朱镕基说,中国的很多法规要根据WTO的规则来进行调整。如果根据绝对主权的逻辑,一个国家的法律是主权国家制定的,就不可能遵照国际规则进行调整。那么国际规则应该根据你来调整,而不会根据世界贸易组织的规则来调整。中国参加国际组织的数量已经相当多了,甚至已经接近美国。虽然国际社会对中国遵守国际规则还存在着不同的看法,但是总体来讲,中国的遵守情况还是很不错的,基本上履行了自己的国际义务。我认为中国应该继续遵守已经加入的国际组织规则,履行自己所承担的国际义务。在中共中央领导人的发言中,我感觉到他们不断地强调了国际制度的重要性。胡主席在总结发言时说,我们要遵守国际制度及规则。

   我认为,现代国家基本上都面临一个悖论:一方面民族国家纷纷加入到国际大体系之中,另外一方面全球化会一定程度地削弱国家主权。事实上,现在没有一个国家说,我是绝对主权的。但是,现在的国际社会还是以民族国家为主体的,还会很强调国家主权的重要性,。但是,我个人认为,如果处理得当,还是能够把二者很好地协调起来的。例如,中国在台湾问题,绝对不会作丝毫让步,因为事关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但是在其他很多领域,中国一直展现了合作的姿态,这也是中国作为一个负责任的大国应有之道。对于中国的长远发展而言,遵守基本的国际规则应该说只有好处不会有什么坏处。改革开放二十年,中国可以说是全球受益最大的国家。如果我们闭关自守,坚持绝对主权,最终受害的是中国自己。

   二十一世纪:你认为目前国际主流社会的民主政治模式和中国特色的民主政治模式是不是存在着差异?中国的执政高层如何看待这种差异?

   秦亚青:就我个人体会而言,中国二十多年来政治民主化的脚步一直没有停止。记得前任美国驻华大使SASSER曾在观察了中国的民主选举活动之后说,中国的民主程度已经相当高了。和西方的民主制度相比,中国式的民主不一样的地方主要是缺乏最高领导人的普选制,其次是党禁和报禁的开放。衡量二者的差异优劣之处,关键是判断的标准是什么。如果依照西方的政治判断标准,只有自由民主政治才是真正意义上的民主,中国顶多只能算得上是一个半民主国家。中国采取的是另外一套政治价值评判体系,在中国自己看来已经是一个严格意义上的民主国家。我个人认为,中国在政治民主的路上还很远,而且会有更多更大的进步。

   先法治还是先民主,仍是中国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在我本人看来,法治是最为重要的,法治发展的必然结果就是政治的民主化。用非法治的方式推动的民主很可能是没有制度约束的,是根基不牢的。国际社会似乎也已经达成了共识,认为一个稳定的中国对于周边的稳定是至关重要的。西方国家对中国也不希望中国进入政治的动荡期,而是着重于和中国开展不同层级的法律合作,推动中国的法治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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