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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主义与信阳

自由主义与信阳

   王光泽

   题记:故乡对我们来讲,是一种永恒的牵挂和永恒的痛。

   我的故乡并不美

   “谁不说俺家乡好”,就象一首中国民歌里唱的,按照常理,人人都会说自己的家乡好,而我对故乡的感受却别有滋味。在我的感受里,我宁愿引用信天游里的另外一首民谣,就象这首歌里写道“我的故乡并不美”。我的故乡是河南信阳,我觉得我的故乡不仅不美,反而是一个极权主义的屠宰场、人道灾难的集中营。

   信阳是一个人文地理地位都非常独特的地方,地处豫尾楚头,在中国大陆的位置是不东不西、不南不北,南方人认为信阳是北方,北方人会认为信阳是南方。从气候来划分,信阳大部分位处淮河流域,在秦岭淮河一线的南部,属于暖热潮湿的亚热带气候,盛产稻米,是河南的鱼米之乡。秦岭淮河一线以北,不仅在气候上一跃成为暖温带气候,在人文上也属于典型的北方文化。信阳古代被称为“申国”,是楚国的一个小国,信阳市由此被称为“申城”。因此,信阳大部分地域的语言、文化和生活习性完全属于楚文化的范畴。例如:信阳人的方言更接近湖北,以新县、商城、罗山、光山等县的标志更为明显;信阳人精于烹饪,喜欢褒汤,口味偏辣偏咸,近似于湖北、四川等地,是典型的南方饮食习惯。

   由是观之,信阳的人文地理环境应该属于南方,和中原文化之间存在着差距。把信阳的某些地域划归河南管辖,很可能是一种历史错误。

   我一度以为,全球最极权的地方是中国,中国最左的地方是河南,河南最左的地方是信阳。现在看来,中国左祸横行,无处不在,把信阳看成是“世界之最”是我偏激的情绪化观点。

   不过,在中共建政以后,河南省的确从来都是一个紧跟中央、不遗余力推行极左政策的地方,而信阳更是深受其害。1959至1961年的三年“大饥荒”灾难中,中共官方公布的数字是全国非正常死亡人数为1000多万,其中安徽最高,为230万人,河南紧随其后,为220万人。河南饿死的总人数中,信阳这个富庶的“鱼米之乡”就占了接近一半,大约为80万人,是全国饿死人数最为集中的地方。信阳之所以饿死人数最为密集,主要是因为遍及城乡的催交公粮的工作组无孔不入,残酷镇压那些藏匿粮食的农民,很多人没有来得及饿死之前被活活打死,酿成了震惊中外的“信阳事件”。

   我就是成长在这个苦难深重的“鱼米之乡”。小时候,官方教科书中经常有颂扬农村的主题,描写社会主义的新农村多么美好,劳动的场景多么震撼人心,宣称劳动者多么光荣,例如什么“金黄的麦浪”、“香气扑鼻的油菜花”、手扶拖拉机如何收割庄稼等等,展现的是一幅诗情画意又有些现代色彩的田园生活。这些描写,一旦和我看到的实际景象一对照,我就发现这是彻头彻尾的谎言:农业劳动还停留在原始的人畜劳作阶段,效率低下,又脏又累。劳作一年,农民们能够填饱肚皮就算是万幸了。

   毛泽东曾经在《沁园春﹒雪》里曾经口出狂言,“秦皇汉武稍逊风骚”。毛泽东的专制武功的确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秦皇汉武是比不了的。但是毛泽东治下的农村,估计和秦皇汉武时代没有实质性的差别。我在脑子里常常浮起这样的问号,这就是伟大的社会主义农村吗?这分明是奴隶主的一个大庄园而已。农村用的还是五千年不变的老牛、五千年不变的农具,农民也是五千年不变的表情,统治者更是五千年不变的蛮横。

   劳动人民并不可爱

   小时候,中共在教科书中教导我们:“劳动人民是最可爱的人”,描述说,劳动人民多么纯朴可爱,人民公仆如何为人民服务。儿提时代的我,睁大了眼睛寻找劳动人民的可爱之处,我发现我根本找不到。农民长期生活得衣不蔽体、食不果腹,大部分人表情麻木、心灵扭曲,为了生存他们变得凶狠好斗、狡诈奸滑,一点都不可爱;所谓的人民公仆也是骄横残忍,把上级的鸡毛当令箭,残酷压榨集体作业的农民。共产极权治下的农民不过是集体农庄的农奴而已,哪里有什么生命的尊严可言?!

   在极权体制威压下的故乡,我只看到了两种人,一种是执掌绝对权力蛮横无比的可恨之人,一种是在威压下瑟瑟发抖聊以糊口的可怜之人,唯独没有看到自尊自强宽厚仁慈的可爱之人。

   农村就是地狱,我的故乡很多人都这么认为。他们为了自己的后代不再遭罪,想尽一切办法让自己的子女出去读书,当兵,或者出去打工。“天地之间有杆秤”,那个秤其实就是人性。在人道主义的不毛之地,人们都饱尝贫穷和威压的切肤之痛,人心向背昭然若揭。“三十六计,走为上策。”在没有能力用其他办法改变故乡的命运的时候,各显神通,用脚投票是最好的办法。

   本来中国是一个乡土观念、故乡情结很浓厚的国度,我深切地感受到,没有基本的生命尊严,故乡就显得一文不值。正如信阳籍的人道主义作家白桦所拷问的“你爱祖国,祖国爱你吗?”同样道理,“你爱故乡,故乡爱你吗?” 哪里能多给一些人性的尊严、多一些自由、多一些财富,人们就会漂流到哪里。这就是河南人这个吉普赛群体的心声。以故乡信阳为例,每年信阳输送出大量的大学生,毕业回家的又有几何?绝大部分选择留在了大城市或中等城市,主动回家要求建设家乡的大学生,估计打着灯笼也找不到几个。

   河南人为了求生,几乎遍布全国乃至全世界的各个角落,被称为中国的“吉普赛人”,信阳人更是如此,信阳的劳工输出是全国最为密集的地市之一,甚至信阳有几趟专门开往北京或其他发达都市的直达列车,源源不断向全国输送廉价的劳动力。

   很多人可能不知道,河南也是全国大学生数量输出最多的地方,信阳又是河南升学率最高的地方,每年有大量的高中生考入名牌大学。1995年我考入中国人民大学读研究生的时候,当年人大的硕士博士研究生招生数量接近500人,河南人就占了十分之一,信阳人又占了河南人的三分之一。我还清楚地记得,当年法学院的刑法学专业几乎让河南人全部囊括。

   深重的生存危机使得信阳人务实、勤奋,但是也造就了有些信阳人人生境界不高、目光短浅。我有一个老乡,名牌大学硕士毕业,信奉的人生哲学是,人一辈子生命很短暂,能够满足两样东西就可以了,一个是嘴巴,一个是鸡巴,一个是食,一个是色,后来被大家尊称为“两巴大师”。我还有一个老乡,亦是名牌大学毕业的高材生,在北京一个要害部门年纪轻轻就官至正处级,他的为官哲学是,当官就要忠诚,跟定一个效忠的对象,哪怕跟错了也要一直跟下去,这样才有可能随着主子的升迁而升迁。他们二位受过完整的、良好的高等教育,但是在为人处世上,却没有价值观的判断,完全是实用主义者。事实恰恰证明,这种选择非常适应大陆的社会现状,他们都生活得很好,财源广进、官运亨通。

   绽放在伤口上的花朵

   无论用脚投票,还是“躲进小楼成一统,管它冬夏与春秋”,能解决和回避得了根本的问题吗?逃离故乡的毕竟是少数,就是逃离故乡,你能逃离开中国吗?中国其他地方存在着同样的制度同样的境况,所谓的改善只不过是杯水车薪,甚至是感官上的画饼充饥。即使少数幸运儿成功逃离中国,但是待你回望苦难深重的故乡时,你能置若罔闻、泰然处之?

   离开家乡越远,故乡的亲情越重,这也是海外华人一种不争的实际感受。毕竟故土和我们血脉相连,割断生命的脐带毕竟是痛苦的,也是不可能的,是扭曲另外一种人性作为代价的。

   “这是我的祖国,我要使他自由。”李敖先生56年来回到大陆之后在北京大学的第一场演讲时说。我们没有别的办法,只有将中国改造成一片自由的乐土,一个自由、平等、繁荣、均富的国度,我的故乡才能真正变得可爱、可亲,无论我们的身体漂流到哪里,我们会以此为自豪,以此为骄傲,这样的故乡才能是我们灵魂永恒的栖息地。

   抗争从来没有停止,人性从来没有被战胜过。在中国如此,在我的故乡信阳亦是如此。随着后来资讯的增多,我逐渐发现,在我的家乡,居然成长和涌现了那么多自由主义思想和实践的大师,他们好像是伤口上的花朵,绽放出生命的异彩,引领着我们这些晚辈小生,向着自由乐土的目标进发。

   信阳籍的自由主义大师中,应当首推已经去世的雷震先生。

   雷震(1897-1979),字儆寰,祖籍信阳市罗山县周党镇雷畈村。他生于浙江长兴毕业于日本京都帝国大学政治学系,1926年回到国内。先后任国民政府的法制局编审、教育部总务司长、国民参政会秘书长、京沪警备区政委等要职。1946年出任政治协商会议秘书长、获选为制宪国大代表,参与宪政改革。1949年来到台湾,创办《自由中国》半月刊,以胡适为发行人,雷震为主编实际运作鼓吹自由主义,成为当时台湾最为畅销的政论刊物。因为雷震撰文反对国民党的威权统治,1955年遭到国民党革除党籍之处分。1960年,雷震发起“中国民主党”的组党运动,奔走台湾各地召开组党说明会,以实际行动贯彻其政治理念。1960年9月4日,国民党当局以“知匪不报”罪名起诉雷震,并进行军法审判,判处其有期徒刑十年。这就是中华民国历史上轰动海内外的“雷震案”,胡适先生为此几乎和蒋介石闹翻,美国为此也深表关切。

   雷震先生的组党运动,为中华民国的政治转型打响了第一枪,为以后的风起云涌的反对运动奠定了至关重要的政治运作经验。如果将中华民国的历史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历史进行对接,可以说,雷震先生也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用非暴力手段筹组反对党的政治人物。雷震先生的历史评价已经和胡适先生齐名,人称胡适先生为自由主义思想大师,雷震先生为自由主义实践大师。

   不久前,我专程到雷震的祖籍地进行探访,看看能否收集到雷震的相关讯息。雷震的老家距离周党镇才1000多米,我从村民那里了解到,雷震的父亲年少时因为家境贫寒遭人欺凌被迫逃离家乡,在浙江长兴做豆腐为生,后来娶当地女子为妻,生下雷震。雷震从日本留学回国之后,虽然从未回到过家乡,但是一直和家乡保持着联系,当地人对雷震在大陆的那一段从政经历也比较了解。雷震爷爷奶奶的祖坟在竹竿河的旁边,一直有被河水冲刷淹没的危险,雷震曾准备将祖坟进行修葺加固,但是后来日本侵华、内战纷起而没有实现。听村里的族人说,其祖坟已经深埋在河床之下了。我还见到了一位曾经拜访过雷震的国民党老兵雷世明先生,他今年85岁高龄,40年代他曾经去南京找过身为堂兄的雷震先生,希望能帮他找一份工作。雷震就将他推荐给当时的京沪警备区的司令官汤恩伯。雷世明居然还将当时的推荐信一字不拉地背下来,令人称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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