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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最高院将建立全球最大刑事法庭

   

   中国最高院将建立全球最大刑事法庭

   

   王光泽

   

   10月31日,中国全国人大常委会表决通过关于修改《人民法院组织法》第13条的决定,根据这一修改,从2007年1月1日起,所有死刑案件核准权都将收归最高人民法院,由最高人民法院统一行使。

   

   11月6日,第五次全国刑事审判工作会议在北京京西宾馆召开。据一位与会的法官透露,会议的基调是打击犯罪以及加强人权的司法保护,但是主要议题就是布置落实死刑复核收归最高院。他说,这次会议规格很高,除公检法司最高机构以及中共中央政法委出席之外,其他相关部委也均派人出席旁听。

   

   复核权下放历程

   

   这是20年来我国对最严厉的刑罚———死刑所做的最重大的改革,是尊重保障人权、防止冤假错案的关键一步,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刘仁文研究员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

   

   他回顾说,自新中国成立以来,长期以来就是一部宪法加一部刑法治理天下,刑法在1978年之前发挥着重要的国家治理功能,重刑轻民形成了较为牢固的司法传统。在新中国建立初期,为了对付各种颠覆和破坏活动,死刑的适用非常普遍。

   

   1983年以前,人民法院组织法明确规定,死刑案件由最高人民法院核准。1983年9月,全国人大常委会修改相关条款为“最高人民法院在必要的时候,得授权省、自治区、直辖市的高级人民法院行使”。

   

   随后,中国启动了经济改革开放之后最为庞大的“严打”行动。1984年9月,公安部在通报中总结说,198 4年1月至8月,全国刑事案件的发案数与上年同期比较,下降了31%,犯罪率接近新中国成立以来最低数。

   

   刘仁文说,在中国古代的法制历史中,死刑的复核一直收归最高司法机构,最终决定权乃至由皇帝亲自把关。1983年的死刑复核权的下放是中国第一次在中央集权体制的框架中下放了生杀予夺的权力。

   

   死刑复核权下放之后,各省级司法机构就掌握了生杀予夺的权力,尤其是二审是高级法院的死刑案件,复核权同样也在高院,死刑复核形同虚设,各地相继出现了不少冤假错案。生命一旦被剥夺就不可复生,随着佘祥林、李化伟、杜培武、聂树斌、腾兴善等死刑冤狱经由媒体的聚焦而一次次地进入公众视野,学界、司法机构和公众舆论对死刑制度,尤其死刑复核权的下放是进行反思和检讨。最高立法和司法机构逐步形成共识,中国社会已经不再是1983年那种社会治安混乱的年代,保障人权和打击罪犯需要更好地结合起来,有必要将死刑复核权重新收归最高法院,使“少杀慎杀”的立法原则得以贯彻。

   

   设置大区法庭计划落空

   

   其实各高级法院,包括省级政府、省级政法委在内的相关机构并不希望将死刑复核权收归中央,因为生杀予夺大权在有些地方官员看来是一项重要的统治权,丟了这个权力就等于自己的地方统治权受到削弱。一位从河南省高级法院选拔到最高院的一位法官向记者记者透露。

   

   不仅削弱了地方的权力,而且还大幅增加了各级司法机构的司法成本。这位法官还透露说,这次收权,仅仅河南省的司法成本预计将要增加4000万人民币。如果中央不予支持,就意味着各省级财政部门将要埋单。

   

   他还预测说,最高法院的司法成本增加得更是高昂,除了支付新增刑事法官的工资之外,每年从各省提审刑事被告人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估计每年将达到2至3亿元。他向记者透露,为了添置办公场所,最高法院已经在崇文门东花市这个寸土寸金的北京市核心区域买下一栋8万平米左右的办公大楼,以单价每平方米12000元人民币计算,市值高达10亿元人民币。

   

   不过,中国经济发展到现在这个程度,完全有能力也有必要为保障人权做点事情,这个钱应该花,这名法官评论说。他还转述知情人士的话说,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在批示这笔款项时没有任何犹豫,很爽快地就批给了最高院。

   

   有学者建议将全国分成几个区域,如西北、东北、华北等,最高法院根据这些区域设置若干个大区法庭,以便于就近复核周边省份的死刑案件,路途缩短就会减少司法成本。

   

   然而这一设想遭到公安系统的质疑和抵制。目前中国死刑犯集中管理尚无先例,一般都是用几个有期徒刑的罪犯看管一个死刑犯,防止他们自杀、逃跑或进行其他暴力活动,如果将死刑犯集中到一个地方,当地公安机关就会面临管理上的压力。这名法官举例说,以东北地区为例,若将大区法庭设置在吉林省,吉林省公安厅就会面临很大的压力。博弈的结果是,最高法院决定取消设置大区法庭的设想,将死刑犯的管理集中到北京。

   

   全球最庞大的刑事法庭

   

   如何应对最高法院即将增加的大量死刑案件的复核,最高法院最初设计了700名法官的刑事法庭,后来中共中央组织部批准了500名的法官职位编制。在增招扩编之前,最高法院有两个刑事审判庭,总计大约60名法官。

   

   一位参加培训的法官介绍说,截至目前,最高法院已经选拔了三批法官,总计人数达到200多人,加上原有的60多名法官,法官数量将达到300人。已经选拔上来的法官,最高法院承诺,通过一年的试用期之后就可以正式调入北京,并随同解决配偶和子女的户口、就学和就业问题。剩余的200多人将不通过招考的方式,而是由地方各级法院选派,定期到最高法院交流,并承担部分死刑复核的工作,但是这些法官不享有其他正式调入法官的待遇,不将户口迁入北京。

   

   这500名法官将组成5个法庭,一旦组建完毕将是世界上最为庞大的刑事法庭。

   

   截至目前,前两批法官均从全国各地高级法院、中级法院从事刑事审判工作多年的法官中甄选出来,第三期除了部分是从全国各地选拔出来的法官之外,还有一部分是从高校和研究机构的法学专家、有多年执业经历的刑事辩护律师中选拔出来的。

   

   从今年7月开始,通过选拔的法官开始接受最高法院的集中培训。培训内容既有宏观的理念与政策问题,如社会主义刑事司法理念,死刑核准权统一行使决策的重大意义,党和国家的死刑刑事政策等;也有具体的审判实务问题,如故意杀人、故意伤害、抢劫和毒品案件的死刑适用标准,死刑案件一、二审开庭程序问题,刑事审判认证规则和证据的审查判断等。

   

   死刑适用内部标准拟定中

   

   肖扬在第五次全国刑事审判工作会议上指出,“保留死刑”与“严格控制死刑”是中国刑事政策的有机整体,将死刑案件核准权统一收归最高人民法院行使的主要目的是,严格执行法律,准确惩治刑事犯罪,控制和慎重适用死刑,统一死刑适用标准,确保死刑案件审判质量。

   

   一名经过培训已经报到上任的死刑复核法官透露,新成立的刑事第三庭正在草拟死刑适用的内部掌握标准,着重规范贪污、贿赂、挪用公款犯罪量刑指导意见,统一量刑情节的认定标准,规范缓刑、免刑的适用,重点解决少数案件量刑失衡的问题,确保裁判取得良好的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除此之外,最高法院还要在现有的刑事法律框架范围之内尽可能严格适用死刑。

   

   他说,刑三庭制定的内部标准将会体现出肖扬在第五次全国刑事审判工作会议上的讲话精神。他引述肖扬院长的话说,“死刑缓期执行”制度被认为是中国的一项创举,“要注意充分运用这项制度既能够依法严厉惩罚犯罪又能够有效减少死刑执行的作用。” “对具有自首、立功等法定从轻、减轻情节的,可以依法从轻或者减轻处罚,一般不判处死刑立即执行。” 对于因婚姻家庭、邻里纠纷等民间矛盾激化引发的案件,因被害方的过错行为引起的案件,案发后真诚悔罪并积极赔偿被害人损失的案件,应慎用死刑立即执行。

   

   肖扬在第五次全国刑事审判工作会议上要求各级法院要更加注重贯彻执行宽严相济的基本刑事政策,只是对那些罪行极其严重,依法应当判处死刑立即执行的,要坚决判处死刑立即执行。

   

   律师介入机制尚未明朗

   

   早在死刑复核权收归中央还处于动议阶段的时候,京银律师事务所就到最高法院附近安营扎寨,并打出“死刑研究中心”的招牌。类似的律师事务所还有不少,他们意识到收回死刑复核权后全国的死刑案件都要汇集到北京复核,一些罪犯的家属就会来京城争取减轻量刑,相应的案源就会大量增加,很多律师事务所以一改往日因为利润低而不愿辩护律师的做法,欲把其发展成为一个特色项目。

   

   但是也有一些刑事辩护律师持不同看法。北京市高博隆华律师事务所的江天勇律师认为,如果死刑复核阶段没有律师的介入,所谓的死刑复核很可能是走过场,很难起到真正的作用。

   

   最高院刑庭的一位法官告诉记者,死刑复核案件原则上最高法院要求开庭审理,如果检控方和刑事被告人都没有异议的情况下,可以不提审刑事被告,进行书面审理。在死刑复核阶段,允许律师介入死刑复核程序,的确没有刑事诉讼法相关条款的支持,但是最高院的意见是倾向于让律师介入,可考虑让律师提供法律意见书,具体细则亦在拟定之中。

   

   最高法院院长肖扬也曾表示,把死刑复核和死刑案件二审开庭分开,从原来的一个程序变成两个程序,是防止冤错案发生的重要程序性环节,也是“给判处死刑的被告人多一次在法庭上表述自己意见的机会”。他还强调,“要使每一件刑事案件都做到程序合法、实体公正,经得起历史的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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