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冤假错案连绵不断 司法改革刻不容缓

   冤假错案连绵不断 司法改革刻不容缓

   

   王光泽

   

   本年度几乎是中国大陆的“冤假错案”年,今年刚刚过去一半,就有三起震惊全国的冤假错案浮出水面:佘祥林案、聂树斌案、还有本期封面报道中的李杰案。

   

   佘祥林案水落石出时,大陆有评论家曾说这是中国司法弊端的标本。也许是因缘际会,类似的标本连绵不断地被揭示出来。相比之下,佘祥林案已经“黯然失色”,和其他案件相比,显然是小巫见大巫。论其后果的严重程度,不如聂树斌案,论其复杂程度和涉及人数之多不如李杰案。聂树斌10年前已经被执行了死刑、含冤而死,冤情令人发指。李杰案中,被含冤监禁的多达4人。这些冤假错案经历了从侦查到审查起诉再到审判直至死刑复核的复杂过程,也等于经历了中国大陆几乎所有的司法机构,竟然一路绿灯,直接将无辜者送进监狱,甚至剥夺了无辜者的生命。

   

   被无罪释放走出无端被关押11年的监狱大门时,佘祥林平静地说,“有人制造冤案,还不是我一个、两个,在我劳改的沙洋农场还有很多!”在一个劳改农场就有那么多的冤假错案,全国会有多少?浮出水面的冤假错案仅仅是冰山的一角,没有浮出水面的在全国范围内还有多少?冤假错案层出不穷,连绵不绝,这本身已经不是一种巧合。大陆民众有足够的理由相信冤假错案肯定会大面积地存在,中国大陆司法机构的各个环节均隐藏着严重的体制漏洞。

   

   近年来,和飞速发展的市场经济相比,中国大陆的政治体制改革和司法体制改革相对滞后。以中国大陆法院系统改革为例,最高法院的五年改革纲要已经数度出台,但是真正的大规模司法体制改革几乎停滞。北京大学刑诉法专家陈瑞华曾评价法院系统的改革时曾说:“死刑核准只是权力收回而已,并不能叫司法改革。包括审判委员会改革、司法鉴定改革、人民陪审员改革,严格说来都不是改革,而是工作方式的调整。”

   

   司法系统的改革严重滞后,导致大陆民众对司法系统的信任度也一再降低。2003年,最高人民法院工作报告获得全国人大2312票赞成,398反对,203票弃权通过,得票率为79.4%。2004年的各种人大会议报告中,得票率最低的也是最高人民法院的工作报告,得票率为71.89%。从以上数据可以看出,不仅大陆民间缺乏对司法体制的信任,人民代表大会对法院系统的满意度也同样很低。

   

   司法体制改革的前提必须革除旧的法律理念,向法律的本真价值回归。法律的本真价值是正义的守护神、公民权利的保护者。在中国大陆,法律却一向被认为是“一个阶级压迫另外一个阶级的工具”,这种阶级斗争的工具论扭曲了数代人的法律价值观,直接影响了大陆法律人共同体的法律实践。

   

   在工具论的指引下,对于犯罪嫌疑人的态度,大陆很多司法人员就缺乏平常心。他们首先将其想象成敌对分子、潜在的“反动派”,是需要专政的对象,而没有将其想象成一个需要保障其基本权利的公民。这种法律想象带有一种“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的原始色彩,与现代社会的公民理念格格不入。

   

   更为吊诡的是,很多司法人员又过分地夸大了法律的作用,甚至把法律当作美国的法学家柯特勒所说的“一种能力挽狂澜的庞然大物”。这种法律观念让很多司法人员将自己想象成法律上的“大力神”,能够洞察秋毫、断案如神。事实恰恰相反,据有关专家推算,中国大陆警方的破案率只有40%,就是在经常运用高科技侦查手段的西方发达国家,破案率也不过平均值为60%。在大陆警方经常援引的刑侦手段中,通过审讯获取犯罪嫌疑人的口供是其主要方式。根据大陆刑事诉讼法的规定,刑事案件的侦查期间律师仅限于了解罪名,不得实质性介入,法院系统对于警方侵犯犯罪嫌疑人的行为也无权签发人身保护令状,作为法律监督部门的检察院其实和警方一样都是想方设法将犯罪嫌疑人移交法办,也很难真正监督警方的刑侦环节。在这种制度背景下,大陆警方的侦讯工作几乎是在没有任何监督的暗箱里操作,久而久之,大陆警方形成了重口供轻调查的刑侦传统。这种刑侦制度设计,直接诱发了警察的习惯性“懒惰”,使警方依赖口供发展到依赖于刑讯逼供,轻松省事地从犯罪嫌疑人口中获取破案线索,大陆刑事法律中有关刑讯逼供的禁止性规定也就变成了一纸空文。刑讯逼供的普遍性存在是制造冤假错案的温床,从本年度揭露出来的冤假错案中,无一不是警方滥用职权,刑讯逼供,造成无辜者屈打成招。

   

   从缺乏正义观念和公民观念的法律意识,再到无限膨胀的司法权力,中国大陆的司法人员享有其他国家的司法机构望其项背的执法权力。不仅如此,在大陆独特的政治背景下,中国大陆的司法机构往往受制于党政部门,缺乏真正的独立之精神。一旦有政治需要,在党政机构的压力下,极易将法律操作得变形走样。

   

   党政机构为了实现自己的政治目标,通常在周期性地命令司法机构实施“严打”,“从严从重从快”地打击各种违法犯罪活动。司法机构往往在这种政治目的的驱使下,从实体到程序全面扭曲了刑事法律的执行。1980年代以来,中国大陆曾经进行过两次大规模的“严打”。在刑事法律不是很完备的背景下,八十年代初的那场“严打”尤其显得夸张荒诞,监狱和劳改农场人满为患,那时偷一头耕牛而被处以死刑的案件已经毫不希罕,刑场上常常数十人被集体枪决。本期封面报道中的李杰冤案就是在九十年代初的严打中被“从严从重从快”地制造出来的。

   

   连绵不绝的冤假错案,不仅严重危害了公民个人的合法权益,更重要的是使全体公民丧失了对法治的信念和对法律和司法机构的尊重。由是观之,中国大陆的司法体制改革已经刻不容缓,大陆的司法机构必须尽快完成法治精神之重塑和独立体制之建造,否则本应是保护公民合法权益的司法机构就容易沦为侵犯人权的罪魁祸首,冤假错案仍将不绝如缕。

   

   2005年发表于凤凰周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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