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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信徒,福音最柔弱的种子

   乡村信徒,福音最柔弱的种子

   

   王光泽

   

   2006年的岁末,我回了一趟老家河南省信阳市。很早就听说基督教在信阳开始兴盛起来,在我的故乡罗山县城,兴建了一座很大的教堂,我便很想去看看。

   

   早上,薄雾还没有散尽。我借了一辆老款的绿色富康车,带着我的高中同学潘克文先生前往罗山县城北部的教堂。大概是开惯了自动档,这辆手动档的老爷车在我的手中晃晃悠悠的,蹒跚着前行。

   

   潘克文是我高中最要好的朋友之一,他毕业于河南省金融干部管理学院,现在当地银行机构工作。近年来,他也对基督教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并且阅读了圣经以及和基督教相关的一些读物。

   

   通往教堂的路非常狭窄,还不够并排行使两辆富康车。车还没有到,我们就听见了歌唱赞美诗的声音,在乡村的旷野里格外清晰。在小路的尽头,矗立着一幢巨大的建筑物,这就是罗山教堂。

   

   我们走进教堂的时候,歌声并没有停止,只是大家好奇地看着我们这两个年轻男子。我们找到教堂最后一排的座位上坐了下来,环顾四周,让我震惊不已。教堂的一层大厅黑压压地几乎全部满座,绝大部分是老年人,其中又以老年女性信徒居多。像我和克文这样的年轻男子,我们没有看到第三个。我大致数了一下,当天来做礼拜的信徒大约有300人之多。

   

   坐在我旁边的一位大约70岁左右的张老先生告诉我,楼上还有一层,人多的礼拜天,楼上也会坐满了人,大约能容纳得下500多人。

   

   教堂距离我的母校罗山高中不远。1987年到1990年,我曾经在那里求学。在半军事化的高中里,我接受的完全是无神论教育,美其名曰“科学唯物主义”。这是官方钦定的意识形态,我们没有选择的余地。在书本讲述的无神论之外,我们对基督教、天主教、佛教等几乎一无所知。官方的教科书把这些宗教信仰当作封建糟粕来冷嘲热讽、大加鞭挞。

   

   在无神论之外,有神论的幼芽还是顽强地滋生出来。民间的自然神崇拜仍然在唯物主义的威压之下大行其道,拜祖宗、关公、财神、土地神等随处可见。大概是中共执掌政权并不久远,截至1989年,不过区区40年的时间。唯物主义作为官方钦定教义,也不过40年。就中国大陆而言,无神论此前并不是主流。

   

   尽管孔子曾讲过“未知生焉知死”、“子不语怪力乱神”这些类似“唯物主义”的话,但是道教、佛教的存在,使得儒教对有神论有相当的宽容。董仲舒提出“天人合一”,更是将儒教这一人学上升到神学的高度,寻求“天道”和“人伦”的合二为一,使得儒教不再是地地道道的人学,而是与神祗有着密切的关联。

   

   “举头三尺有神明”是中国民间非常流行的一句名谚。“天理良心”更是民间寻求公道正义的是非依据。

   

   五四以来的中国知识分子,为了救亡图存,对西方文明断章取义,急功近利地引进和鼓吹激进的“唯物主义”、“共产主义”。中国共产党夺取政权之后,更是将唯物主义立为“国教”,此后的中国大陆,只见物,不见人,更忘却了神明的存在。中国人做事既不再俯察“良心”,也不再仰望“天理”,而是依据狂妄的理性杜撰出来的“历史规律”。中共执政以来,杀人如麻、草菅人命、视生灵如刍狗,更是和唯物主义有着某种必然的联系。

   

   最早听说基督教这一概念,竟然是我在罗山高中读书时听到的一句戏言。我有个叫包祥军的同桌是罗山县涩港镇人,他说街坊当中有几个老太太信基督教,他们觉得很好玩,把基督教理解为一种歪门邪道,还给基督教起了一个外号,叫做“母鸡一逗就叫”的“鸡逗叫”。当时我们这些无知的孩子,对这样的编排乐不可支,打笑取乐一番。

   

   那时的我绝对没有想到,十几年之后,一座规模巨大的教堂就在我们的母校附近矗立起来。虽然谈不上信众云集,但也可称得上门庭若市。

   

   周围的几位老姊妹对我们两个年轻人产生了兴趣,不时地回头来看看我们,其中有一位还借给我们一本赞美诗和一本圣经,还不时指点所唱诗歌的位置。她们大概在猜想,这两个年轻人怎么会对福音产生了兴趣。

   

   一位吴姓大姐劝告我们说,你们信主吧,肯定会给你幸福平安。我点点头说,“从您的脸上我就能够感觉到您非常平安喜乐。”话音落下之后,我注意到她的眼角里泛起了泪花。我知道这是一种认同的幸福。

   

   宗教信仰在中国还是一条很窄很窄的道路,走的人并不多。圣经里说,福音将从最柔弱的地方兴起。中国广袤的乡村存在着中国最弱势最庞大的农民群体。中共建政以来,农民遭受了30年的工业化积累资金的盘剥,即使是经济改革开放以来,农民的生存质量并没有得到根本性的提高。9亿农民构成了中国最为庞大的贱民群体,他们缴粮纳税,但是他们享受不到这个“共和国”的医疗、失业、工伤、养老等任何基本的社会保障。长期的边缘化生存,使他们显得格外无助和可怜。他们像一堆卑微的沙子一样被专政机器扬起来又抛下去,操弄于股掌之间。

   

   我的故乡信阳更是一个苦难的渊薮。1959年震惊中外的“信阳事件”更是表明,当时近百万信阳农民鲜活的生命如何在专政机器的淫威下被碾成齑粉。信阳这片生我养我的故土,在我的心目中一直是最柔弱的悲情之地。在这块土地上,年轻人往往可以出门打工挣钱糊口,他们是这块土地上的“强者”,老幼妇孺是这群弱势群体中最弱的那一群了。所以,福音在他们的心中开始撒播种子。

   

   我请教过我旁边的张老先生,问他什么时候开始接受福音。他回答说,大概在五年前他老伴去世之后,他经常想念他老伴。“老伴在天国,我能够通过上帝带话给她”。我说,在毛泽东时代有没有这样的自由呢?他说绝对不可能。我问他对毛泽东怎么看,他说他想当上帝,怎么可能呢?他太狂妄了。

   

   我转过头对克文说,你看这些基督教的信徒,他们还需要启蒙吗?他们不需要自以为理性的知识分子的启蒙,他们仰仗信仰就可以有着清晰的判断。一盎司的信仰顶得上一磅的智慧。他们知道自己的罪性有多深重,他们知道人的罪性有多深重;他们是匍匐下来的一群,他们是最柔弱的羔羊;他们是福音在中国的开端,他们也是中国最刚强的一群,他们是福音的载体,能够让更多的中国人识见自己的罪性,他们会让所有的伪神逐步退却。

   

   我们没有赶上讲道的时间,唱了几首赞美诗之后,牧师开始主持颁发圣餐,然后是礼拜结束。仪式井然有序、庄严神圣,在颁发圣餐的时候,我看到很多信徒流下了感恩的泪水。

   

   仪式结束后,我找到了一位吕姓长老。她告诉我,罗山教堂以前在县城中心,城市发展之后,市中心的地块商业价值很高。他们通过县政府将原来的教产置换到郊区,兴建了这座规模比较宏大的教堂。

   

   吕姓长老还告诉我,县宗教局对他们的宗教活动并不干涉,也没有组织他们参加政治学习班;在经济上政府也没有拨款,教会自牧自养,完全依靠信徒们的奉献。对于异端的搅扰,她说,“东方闪电派”、“三班仆人派”、“称米派”曾经对教会有过侵扰,但是教会最后都得以胜过。

   

   吕姓长老的话让我有一些欣慰,她的表述让人感觉到中国大陆宗教信仰自由的空间还是在逐步拓展。虽然不时有抓捕家庭教会信徒、驱散家庭聚会的报道诉诸外电,但是我仍然能够看到教会和政府之间谋求和平相处的可能。罗山教会或许就是一例。

   

   2007年3月1日于北京CBD寓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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