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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反革命”

   我是“反革命”

   

   王光泽

   

   我是1972年出生的人,小时候在一个贫穷的山区小学上学。从我坐在教室的泥墩上开始,那些衣衫褴褛的老师们就教导我们这些衣衫褴褛的孩子们说:“我们要做共产主义革命的接班人。”革命的教育一直延续到到我的初中、高中、大学、研究生。二十多年的中共教育结果却是让我彻底醒悟,我不是革命的接班人,我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反革命”。

   

   革命,英文词汇是“revolution”,本意是“政变”,后来引申为实质性变革的意思。对于“革命”的引申义我无可厚非,但是革命的本意充满了暴力和血腥。古今中外,很多暴戾之徒假借“革命”的名义,烧杀抢掠、夺财窃国。对于中共而言,革命更是一场货真价实的暴力运动。中共以“革命”的名义夺取并建立了一个红色的江山。其间,数千万人头落地、数千万饿殍遍野、数百万人被逼自杀。这就是真正的革命果实。

   

   小时候,我生在红旗下,长在新中国,我丝毫没有感觉到有什么不对劲。在封闭的资讯环境里,我无法和外界对比,我还以为自己生活在全世界最幸福的地方。我们有代表工人农民阶级利益的革命政党领导着,我们沐浴着社会主义革命的阳光。

   

   小时候,革命是一个美好、高尚的词语。我记得,学校办公室里悬挂着马恩列斯毛等革命家的画像。课本也充满着革命的气息,掀开第一课就是毛泽东对革命接班人华国锋“你办事,我放心”的圣谕。老师教导我们说,我们的国徽、国旗都是革命的象征,学习是革命任务,连为冬天取暖上山捡柴都是革命任务。

   

   我第一次对“革命”一词有着深刻的体悟是在上小学时,那时计划生育开始实行,到处风声鹤唳。乡村两级干部和超生游击队之间进行拉锯似的斗争。小时候,我偶尔会被狗叫和啼哭吵醒,久而久之,我才知道是“有吏夜捉人”,抓捕那些超生回乡的妇女。我老家的一个同村的妇女因为躲到外地去超生了,干部们始终抓不到,就把她年迈的公婆抓到村支部关了起来。宣布抓捕的时候,村支部书记还发表简单的抓捕宣言:“计划生育”是一项革命任务,凡是违背这项革命任务的必将受到严惩。年迈的公婆被关在村支部的一间房子里,他们被严刑拷打,被逼着说出儿媳妇藏身的地方。当我看到两位老人被打得遍体鳞伤的时候,我突然悟出了革命的真意:革命就是暴力,革命就是杀人放火打家劫舍。

   

   当我上大学之后,接触到更多的历史资料时,我才发现,革命不仅仅是暴力,更是对生命的剥夺、对人性的摧残、对真理的践踏。

   

   在延安整风时期,在中共党内掀起了“救人运动”。在这个美妙字眼的背后,不是有人被拯救,而是很多人下了地狱。我看到很多有独立思想的知识分子被凌辱、杀戮。王实味,这位富有人道情怀的作家,就被中共的刽子手砍下了头颅。

   

   镇反、反右期间,我看到很多人完全是为了实现上级下达的镇压指标,很多口碑很好的乡绅、知识分子被枪杀。记得老人讲,那时镇压反革命时,把一批批“反革命份子”用铁丝串起来,拉出去用机枪扫射。

   

   在三年饥荒时期,同样是为了宏大的革命事业,大多数农民被剥夺了口粮,三千万的饿殍铺满了红色江山。

   

   在文革期间,我看到更多的知识分子被逼着钻桌子、学狗叫,剔着阴阳头。我看到,很多大学的主楼上和校园的池塘内成了自杀的首选之地。时不时,楼下就横陈一具血肉模糊的尸体,或者池塘内浮起一具臃肿的尸体。

   

   在1989年的6月4日凌晨,坦克和冲锋枪下,无辜学生和市民的鲜血染红了北京的街头,同样是以革命的名义。

   

   我看到革命的结果就是尸横遍野、民不聊生,我看到革命的成就是毛泽东这个乡下土秀才“伟”起来了,那些学贯中西的学者们和亿万民众一样“萎”下去了。“革命”在我的眼里不再是可爱的词汇,而是血腥和暴力。对于一个具有现代意识的公民而言,“反革命”应该是一个基本的政治常识。什么时候我们不再革命了,不再迷信暴力和铁拳了,我们就能走出黄宗羲讲的历史怪圈:暴力革命——夺取政权——再暴力革命。

   

   当我看清“革命”的本质时,我开始讨厌一切具有暴力色彩的符号。我不喜欢现代电影里赤裸裸的暴力,更讨厌某些革命题材的影片中表达出的革命杀人的快感。中共的党旗是镰刀和斧头,正如法西斯的符号是一种西方的古代刑具一样,我看到之后就头皮发麻;中共的党旗是红色的,我看到它时就仿佛看到流溢成河的鲜血在我面前飘荡,我就会一阵头晕目眩。

   

   如果有生之年我能看到中国能实现真正的民主宪政,我希望那时新中国的国旗充满着绿意、荡漾着和平和博爱,这样的政权才是捍卫生命和尊严的政权。

   

   让革命的血腥永远离我们远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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