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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验饥饿,拒绝遗忘

体验饥饿,拒绝遗忘

   ——参与“我陪思怡走一天”的禁食活动理由

   王光泽

   “饥饿”成为一种事件,并进入现代中国历史的应该有三次。一次是1959年到1961年的“大饥荒年代”,一次是1989年学生民主运动中的“绝食事件”。这一次就是成都三岁的小姑娘李思怡因为警方疏忽被饿死家中的事件。

   我是七十年代出生的人,但是我被这三次饥饿事件深深打动过,甚至可以说,这三次饥饿事件改变了我的政治信仰,重塑了我的政治判断力。

   三年大饥荒

   我的老家是河南省信阳市罗山县,震惊中外的“信阳事件”的重灾区之一。根据中国饥荒网(www.ChinaFamine.org)上提供的资料,1959至1961年3年大饥荒期间,河南省信阳专区死亡人数总和为879737人。其中罗山县死亡23740人,占全县总人口的10%。

   对于三年大饥荒,我的家乡不流行官方的称谓“三年自然灾害”,而是一个独特的称呼“过粮食关”。当我还是孩子的时候,就听父母讲过那次饥荒的一些情况,诸如吃了麸糠之后无法大便等,孩童的我往往还觉得挺有趣。真正让我感受到那次大饥荒惨烈的是奶奶的讲述。

   记得初中三年级那年的夏天,奶奶带着我和弟弟在乡下房屋的门前纳凉。那晚月明星稀,凉风习习,在这个美丽的夜晚,我人生第一次感受到强烈的生命震撼,并第一次感受到历史的切肤之痛。不知话题是怎么开始的,奶奶给我讲述了三年大饥荒的时期的故事。奶奶告诉我,当时人们主要以树叶、野菜充饥,真正的白米白面很难见到。那三年很多人饿死了,她的娘家人(父母、哥哥、姐姐)就全部饿死。

   奶奶说,父亲当时只有7岁,是一个要营养长身体的年纪。对于一个嘴馋的孩子,在那个吃饱肚子都困难的时代,找一点充饥的食物或者打点牙祭是一个非常奢侈的想法。有一次,一名村干部端了一碗粥准备吃喝的时候,被不懂事的父亲发现了,他站在这名村干部跟前一直看着碗里的粥见底,也没有沾上一口。他回来哭着告诉了奶奶,母子俩抱头痛哭一场。

   饥饿无处不在、无时不在。奶奶说,要不是为了父亲她早就自杀了,爱的感召使奶奶坚强地活了下来。为了把父亲拉扯大,她使出了浑身解数。她想方设法弄一些粮食藏起来,等到夜深人静之时弄出来做熟了喂给父亲。奶奶这样做冒着极大的风险,巡视的工作组很可能出其不意地破门而入,把偷藏粮食的人打出去游街批斗、严刑拷打。工作组打死人的事情在那时根本不稀罕。正是这样,父亲才渡过“粮食关”长大成人。

   三年大饥荒的痛苦虽然渐行渐远,父辈们也很少提及那段不堪回首的岁月。但是我还是能感受到这种灾民文化的阴影。至今爷爷还总是担心会出现“粮食关”,所以他一直死守着几亩薄田。

   根据相当多的资料统计显示,信阳市的饿死人数大约在1/10。当时的大信阳专区包括了现在的信阳市、南阳市的桐柏县,还包括现今的驻马店市,当时的人口多达3000万,据估计有十分之一的人口,大约有200至300万人被活活饿死。用“饿殍遍野”形容当时的信阳地区,一点也不会过分。中国饥荒网的资料显示,信阳地区“一个村落一个村落的人被饿死”(作家白桦语)。息县就有639个村子死绝,固始县“全县无人烟的村庄有400多个。”“死绝的户数,光山县就有5647户,息县51313户,固始县3424户。”

   三天不吃饭,饿得团团转。在人类所有的死亡模式中,因饥饿而死亡是最痛苦和和最没有尊严的死亡方式。三年大饥荒,一千多个日日夜夜,我无法想象我的父母爷奶、我纯朴的乡亲们是怎么熬过来的。“粮食关”不是关山胜似关山,这一千多个日日夜夜,我无法想象会有多少人在这座关山面前倒下。每个生命的凋零都是极为痛苦过程,何况是每一个有名有姓的活生生的人。这些惨案的背后是多少罄竹难书的痛苦呀!

   这种惨绝人寰的灾难不是发生在蛮荒的远古,而是发生在仍可以称作当代的40年前。年幼的我不明白,历史是前进了还是倒退了,但是有一点是清楚的:我们的历史教科书上没有这一段历史,我们被强行抹掉了记忆。我此时意识到我是灾民的后代,我们的祖辈承受了无法言表的灾难。年幼的我开始思考一个很朴素的问题:为什么号称“照到哪里哪里亮”的中共让那么多人饿死了?国民党政权及此前的历代皇权都没有饿死那么多人,中共有什么理由说自己比他们更为高尚?

   上大学之后,我有意收集了一些三年大饥荒时期的资料,我才知道,那时根本不存在什么特殊的“自然灾害”。那三年虽然谈不上风调雨顺,但也称得上是一般的年景。是好大喜功的毛泽东和其他中共领导人想加速工业尤其是国防工业建设,不惜对农民横征暴敛,连口粮搜刮出去换了外汇,准备造原子弹打下一个固若金汤的红色帝国。

   三年大饥荒时期,除了中南海那些发着高烧做着共产主义天国大梦的官僚们,全国6、7亿人处于大都处于饥饿的状态。那三年究竟饿死了多少人?中共官方的统计资料显示“非正常死亡的人数约有1000多万人。”根据中共官方的统计,当时全国饿死人数为1000多万,其中最多的是安徽省,为230万人,河南紧随其后,为220万人。从现在解密的资料显示,当时号称天府之国的四川省饿死人数就高达1200万人,全国饿死的人数很可能是中共统计数据的4至6倍。国际上比较流行的也比较权威的统计数字是3000万人。3000万,等于100次南京大屠杀,也可以说,中共比日本屠夫更要残酷一百倍。更重要的是,中共不动刀枪,而是利用其暴政就能有屠城之效,更是让人毛骨悚然。

   天安门广场上的饥饿抗争

   1989年春夏之交的北京,爆发了1949年以来最大规模的学生民主运动。表达政治诉求的学生为了推动中共进行政治改革,真正实现百余年来中国知识分子梦寐以求的民主政治,他们不惜以青春和生命作为代价,在天安门广场静坐绝食,用最和平和最自虐的方式来感化中共。但是,绝食之后,没有中共的妥协与和谈,等来的却是坦克和冲锋枪。

   这次绝食,不是像三年大饥荒时期,没有饭吃。当时的天安门广场上,到处都有热心的北京市民免费提供食物。学生们为了民主的诉求,选择了一种自我饥饿的抗争方式。这种非暴力方式和杀人如麻的“革命”方式绝然不同,充满着爱的情愫。大学生们为了吁求民主,没有像1949年以前的一些知识分子那样加入中共革命的屠杀大军,而是用爱的感召来感化执政者。

   那时的我在上高中二年级,和天安门广场上绝食的大学生们一样的青春。尽管我在半军事化的高中里忙于准备高考,天安门广场上的风云还是无时无刻不让我牵挂。那时外界的资讯极其封闭,我们只有通过短波收音机和国内报纸了解学运的最新进展。只要有空,我们这些高中生们聚集在一起收听美国之音,阅览国内报纸的报道,交流最新信息和观点。绝大多数人支持学生的诉求,同情学生的举动,那些站在官方立场的学生总是受到大家的嘲笑和奚落。

   “妈妈,我饿,但我吃不下!”是我印象最深的一句绝食口号。这是一句爱的感召,“妈妈”是生育我们养育我们的人,“妈妈”怎么能忍心让自己的骨肉挨饿呢?但是为了具有更高价值的民主诉求,他们宁愿挨饿。这句感性到极致的话语让人无不为之动容。广场上的大学生们和我们一样都有青春的胃,需要大量的食物供养我们青春蓬勃的身体。广场上的学生一批批地饿倒,一批批被救护车拉走。我的很多同学看到这种场面都哭了。

   “革命意志坚定”的独裁者是不会被感动的。独裁者的铁拳最后还是砸了过来,“六四”凌晨,执行戒严的军人射杀了数百名学生和市民。

   广场上的自我饥饿换来了屠杀,“六四”的枪声使我彻底醒悟过来。余杰说,“六四”的枪声完成了他的成人礼,他是六四的孩子。其实,余杰并不孤单,包括我在内的很多人和余杰一样,都是“六四”的孩子。就我个人所见,“六四”改变了很多人的政治信仰。很多人体认到,不管是什么社会制度,无论是资本主义还是社会主义,没有民主和人权,只会有赤裸裸的暴政。

   大学时我读到了陈独秀的《我的根本意见》一文,文中称“所谓无产阶级专政,根本没有这样的东西,即党的独裁,结果也只能是领袖独裁。任何独裁都和残暴、蒙蔽、欺骗、贪污、腐化的官僚政治是不能分离的。”这时,我才醍醐灌顶,终于明白3000多万人饿死、“六四”枪口之下数百人的惨死都是中共暴政题中的应有之义。陈独秀早在中共夺取全国政权之前就看到了,通过暴力革命和极权统治获得的政权不是人民政权,“革命”这朵恶之花必然结出恶之果。

   小思怡的饿死

   在一次家庭教会的聚会中,刘敏姊妹念完任不寐先生的有关李思怡纪念文章的时候,在场的朋友无不为之落泪。那一刻,李思怡就是我的女儿,我感受到了她那稚嫩的身躯被饥饿击倒的痛楚。

   李思怡是中国当代版的“卖火柴的小女孩”,悲剧是这样的:小思怡的母亲在因盗窃被拘捕时,反复央求执法者要求他们看顾一下自己三岁的女儿,但是执法者的冷漠使小思怡被遗忘了17天。当人们打开小思怡房间的时候,可以看到她曾试图用她的小手打开过房门,她还试图垫上东西打开窗户,但是小思怡太小了,她在留下斑斑血迹之后一无所获。

   “这是怎样的十七天哪!”任不寐先生说。是的,我们作为过着正常生活的人来说,17天不吃不喝的痛苦超出我们的想象力。对于一个只有三岁的小姑娘来说,这样稚嫩的生命怎能经受得起这样的痛苦?!我只有用心灵去感受这种痛苦,用什么样的文字表述都是多余的。

   三年大饥荒和89年的“六四”事件可以说是中共暴政的最佳注脚。二十余年来,中共的确改变了很多,而且随着世界浩浩荡荡的民主潮流,中共更难置身于外。小思怡稚嫩生命的凋零,虽然谈不上是一桩严格意义上的暴政事件,但是这起事件仍然彰显了中共政权缺乏人性的本质。李思怡的事件再次提醒我,只要中国一天没有实现民主宪政,类似的悲剧就不会绝迹。

   我虽然被这三次饥饿事件打动过,但是我没有一次感受到真正的饥饿。除了有时候没空吃早餐之外,我没有过连续两顿饭不吃的感觉,更没有一天不吃饭的感觉。而我的父母、我的祖辈、我同龄的兄弟姐妹,还有李思怡,我这个想象中的女儿,他们都是十几天、几十天、甚至几年都吃不饱饭、吃不到饭。我不是难过得吃不下饭,更不是去绝食和这个体制去抗争。这次网络上发起禁食运动也不具有政治意味,更多的是爱的感召,是人道精神的体现。我体验饥饿的出发点是,只有这样,我才能真正地感受到暴政怎样深入地切入我的肌肤和骨髓;只有这样,我才不会忘记历史,哪怕暴政刻意去抹杀和剥夺也不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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