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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湾政治转型中的民运策略

台湾政治转型中的民运策略

   

   王光泽

   在1980年代第三波全球性民主化的浪潮之中,东欧和东亚诸国家(地区)脱颖而出,步入民主制政体系列。台湾岛作为一块有着特殊境遇的地区,民主化进程虽说一波三折,但比较而言,其政治转型的代价是较小的,也是成功的。当然,台湾的地缘态势和国际环境是台岛民主化的重要因素,岛内执政党的觉悟与开明也是不可忽视的参数,但最为关键的还应是岛内知识群体的献身热情和机智运作,其中的一些策略与经验仍不失为尚且处于威权统治下的民众借鉴的宝贵资源。

   台湾自1949年国民党将治权位移于岛内时起,经历了长达37年的“戒严”时期,堪称世界之最。这漫长的37年中,争取民主捍卫人权的呼声和行动一直没有间歇。虽然岛内民众的抗争充满悲情色彩,街头斗争也曾如火如荼,但始终没有演化成大规模的暴力革命,流血事件亦不多见,台湾因此成为和平瓦解威权统治的最佳典范。

   现代民运基本上放弃了暴力手段。暴力革命何以不可能亦不可取?

   以承天意、神意、铁的历史规律或民族利益为合法性借口,并以暴力作为政权的后盾,这种体制可称为专制社会。专制社会又可依其政治开放程度可分为极权、集权、威权三种政体,暴力革命往往是极度封闭的极权社会变革的常规模式,暴力革命的可能性正取决于专制社会封闭的程度。在极权政体中,政治等级森严,政治权力被垄断在极少数人手里,政治开放度极低,基层民众基本权利极度缺失。一旦民众的生命权都得不到保障时,就到了暴力革命的临界点。若有导火索式的突发事件发生,统治当局的国家控制力又适临衰竭,民众的权利需求和复仇意识以爆炸的方式释放出来。此时的社会易进入无序状态,“伏尸百万、流血千里”的人间惨剧就发生了。

   人类发展的历史中一直伴随着血腥与暴力,东亚文化中也潜藏着这种“暴力情结”。在中国传统的“王霸之学”,依承老子的“圣人不仁,以万物为刍狗”演化成为为了某种所谓的神圣目的可将天下百姓皆作我用才是大英大勇的王者风范。经过后世革命主义者的发挥,暴力革命成了社会矛盾得以解决的必要方式、甚至还是人类历史的发展动力。“枪杆子里面出政权”、“永远革命”就被革命者奉为圭臬。而且经过信仰革命主义者的艺术家的渲染,本来是充满血腥气的暴力革命倒成了溢美之词,灭绝人性的腥风血雨居然成了“大革命的壮丽诗篇”。

   随着神权的瓦解和意识形态的趋向终结,以及政教和党政的分离,以人为本、尊重人权的现代理念的逐步确立,再去回顾人类历史就可发现暴力革命的弊害。在暴力革命时期,对政治权力的分配、物权的转移以及对个体生命的处置大都以武力作依归,“有枪就是草头王”、“有权就有理”。暴力革命的无序与混乱中,没有训练有素的司法官对财物、生命依照法律程序进行裁决。暴民以屠杀的方式从统治者手中争夺利益,从表面上来看,他们有复仇的正当性。但是,人是个体的,他有罪与无罪、罪轻与罪重、拥有的财产合法与否都须作合付正当程序的细致鉴别,单纯以有罪阶级和受害阶级来作区分,对人与物草率处分,必然与形式正义相悖,当然也无法实现实质正义。从实然层面来看,在极权社会暴力有其必然;若从价值层面来看,统治者以暴治民和民众的滥杀复仇都是非正义的。历史上通过暴力革命建立民主政体倒不多见,多数是对本民族文化与经济的摧毁和新的极权体制的再度建立。也只有对极权统治和暴民行为从价值上进行否定,才可能跳出历史怪圈,向民主政治转型。

   从社会条件来讲,对于正在转型的工商社会不宜于采取暴力革命的方式。经过二十世纪经济全球化的推动,整个全球获得了集体进步。大部分国家正或快或慢地朝工商业社会转型,东亚诸国(地区)包括台湾在1960年代开始了经济起飞,并进入较为发达的工商业社会,位于“亚洲四小龙”之列。在准民主宪政和准市场经济的社会状态下,市民社会逐渐成熟,思想日益变得自由和多元,国家权力亦显得分权和制衡。在这种状态的社会中,政治诉求的渠道虽然仍不够畅通,但已有可能利用现存空间以非暴力的方式去争取政治的民主化。在一个政治诉求尚不至于毫无空间或者民众的权利未遭到随意和广泛剥夺时,用大规模的流血去换取民主与法治,也违背了政治运作的逻辑,难以得到民众的普遍响应。

   1960年代以前,台湾经济尚未起飞,官营资本统治绝大部分资源,没有出现一个强大的、处于国家控制之外的市民社会。台岛当时威权体系几乎是铁板一块,军情治机构强大,对尚缺乏社会基础的异己力量易随时予以取缔。在这种境况之下若想突破党禁、带动政治转型是极为困难的。《自由中国》杂志就生长在这种社会背景之下。1950年代初,雷震接手《自由中国》,组织了以杭力武、胡适、毛子水、殷海光、戴杜衡等为核心的编委,从评论时政到拼力组党历时近十年。这支从体制内发轫的民主力量尚未破土萌芽,就被台湾当局决意扼杀。

   1970年代,台湾社会因为已有了很高的经济成长,市场机制逐步健全。政府权力已有所收缩,市民社会渐趋成熟,并分化成各个不同的利益集团,而现有的威权政治体系开放性程度极低,很难容纳已经多元化的政治诉求。从社会基础来看,台湾的政治变革已有了迫切的需求和成功的可能。在一个准市场、准宪政的社会中,争取民主与法治以及公民基本权利的全面恢复,台湾民运人士选择了渐进、容忍的方式来进行。他们的策略是,以文化启蒙为先导,以争取具体的权利为中心,辅之以街头运动,以低层次的民主与法治去争取高层次的民主与法治。

   一、以文化启蒙为先导,以市民社会为基础,以现代传播媒介为工具,同统治当局争夺话语空间。

   文化启蒙是民运的先声,任何一个处于政治转型期的社会,最初的转变是从文化思想层面开始的。在这个环节的主角是知识分子。在社会转型初期,法治破损、公民权利缺失,而且公民自身权利意识较为淡薄、主体意识不强。在威权政治体系中,绝对权威的国家和依附性的公民同时存在,只有知识分子群体自我觉醒较早,他们不仅具有权利意识,有着高昂的献身热情。台岛内的知识分子从这几个方面来运作:(1)在学理上对公民权利作历史梳理,澄清公民应有的诸种权利。(2)撰写政论,激扬文字,直指时弊;(3)将政治理念寓于文艺之中,虚拟具体情境,使民众更易理解和认同。

   台岛内新闻受到严格管制,言论自由受限。在这种情况下,要想带动文化启蒙,须创办刊物。台岛知识分子首先创办一个软性的无政治色彩的刊物,以图先取得合法地位,然后适时转变风格,发表政论、政见;也有的直接对某一软性刊物中途改组,使之成为一本政治性刊物。一旦因时局变故,刊物遭当局封杀,就另外再找机会现身。早期的《自由中国》曾被封杀,但是他给民运的新梯队提供了经验,而且开始构建基于台岛本土的自由理念,易于为设身处地的台岛民众所接受。《大学》杂志集团遭解散后,一部分成员转向经商,为民运提供资金支持;一部分成员转向大学教堂,在讲台上传播民主自由理念;还有一部分转向和地方精英人物结合,参与地方选举,积累选战经验。到了1970年代中后期,康宁祥主办的《八十年代》、黄信介等人主办的《美丽岛》杂志经过多年磨练,已很成气候。其中《美丽岛》杂志尤为突出,其言论激烈、声势浩大,编务委员曾达到70多人,几乎囊括了当时台湾的知名党外人士,该杂志还在台湾各地设立了20多个办事处,杂志发行量达到15 万本。1980年代初中期,党外杂志更是如雨后春笋,最高峰时达到30多家,汇成一股强大的冲击现体制及其背后的集权理念的力量。党外杂志的参与者,既有望重士林的学者,又有中青年知识分子,老中青形成连续性的民运梯队,几乎所有的著名党外人士都是通过办杂志或在杂志扶持下成长起来的,党外政治家群、作家群、律师群也多是在经营党外杂志的过程中,逐渐形成自己的小圈子、小团体,并通过党外杂志走向社会的。虽然诸杂志的结局大都被台湾当局查封或整顿,但是党外知识群体积累了初步的办刊经验和组织联络经验为党外民运力量的集结与崛起奠定了基础。

   二、以争取具体的权利为中心,利用当局现有的成文法律,维护民众的具体权益;并冲撞现实法条,试探法律缺陷所在,迫使当局修补、完善法律,逐步归还民众的基本公民权利。

   在一个准宪政的威权国度里,争取具体的权利还是可能的,也是可操作的。而且它牵涉民众的具体权益,具有广泛性,易产生联动效应,“人人可以参与,时时可以进行”。

   在威权体制下,当局垄断大部分各种资源,破坏和限制公民权利的事件时有发生,民众大都深受其害。说一个国家的政体是专制政体是从政治学的角度来讲的,若从法律角度来讲,就是这个国家的法律体系中公民权利缺失或得不到维护和保障。民主体制国家宪法大都承认和保护以下公民自由和权利:言论自由;集会结社组党自由;思想学术自由;出版自由;游行示威和罢工自由;等等。以上仅仅是一般的公民权利,不同群体的公民还有自己独特的权利,如劳工权利、教师权利、商社权利、农民权利等。无论是一般权利还是特殊权利、个体的权利或群体的权利都可体现为政治权利、经济权利、社会权利、文化权利,对具体权利的争取同时也体现为对基本权利的争取。在一个威权体制国家,上述权利没有得到根本保障。以争取具体权利的方式去冲撞现实法律体系,不仅因为风险小具有可操作性,而且能逐渐修补现实法律,促进当局完善法治。反向而言,专制政体导向民主政体的过程就是法治逐步完善的过程。

   在争取具体权利的过程中,律师的作用就会凸显出来,这也是大多数政治人物出身于律师界的主要原因。律师不仅在具体的诉讼事务中有所作为,也可介入一些非政治性社团的活动,这些非政治性社团易于取得合法地位,一方面可争取本社团所代表的特定群体的权益,另一方面可联络人际以树立民意代表的形象。这样的社团在适当时机易于向政治性社团转化,为民运前台培育政治精英。台岛内的执业律师从维护具体的民众权益到走向民运前台,都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在一些政治性诉讼案件中,江鹏坚、谢长廷等执业律师,“精通诉讼实务、辩才滔滔”,为政治受刑人伸张权利,同时他们在法庭辩论中抒发自己的政见,击中一党独大之弊害,在民众中树立持不同政见者的形象。尤其在“美丽岛事件”后,部分执业律师步受刑人后尘,直接参与现实政治运作,并逐渐成为民运的主导力量。据统计,党外民运的核心人物出身政法专业的占近50%,依次为:法律12人,政治8人,其他专业如商经3人,文史哲4人,社会2人,另外10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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