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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把温柔的刀—送别包遵信先生

   在我已经将近20年从事民主运动的生涯中,有几个人我不仅把他们当作老师,朋友,追求自由的同仁,还对他(她)们有一种近似家人的特殊情感。即使有一天我们都不再从事民主运动,我相信我跟他(她)们的互动还是会依然密切,因为我们首先是彼此有深厚的个人情感,然后才能在民主运动中合作无间。理念,是把我们结合在一起的因素,但仅仅是因素之一。这样的人中,包遵信先生毫无疑问就是一个。

   今天我们称之为“八九一代”的群体,精神上都受到过八十年代思想启蒙运动的洗礼,这其中,<<走向未来>>丛书所起的作用,以及老包在启蒙运动中的领军意义,已经有不少人都在回忆文章中提到,我就不再重复了。但我要说的是,我与很多人一样,都是在阅读那套丛书的过程中知道包遵信这个名字的。现在有人提议,把过去的<<走向未来>>丛书重新出版,作为对老包的纪念。我觉得与其再版旧书,不如编辑一套新的<<走向未来>>丛书,针对今天中国的现实问题,将理论与社会关怀结合在一起,探讨中国的未来,然后将老包列为名誉主编。如果这套丛书能够再次起到思想启蒙的作用,我想这才是老包最想看到的事情吧。

   真正跟老包打交道,当然是从八九民运开始的。运动开始以后,我请他来参加北大的民主沙龙,具体时间我已经记不得了,但是第一次见到老包的情景却清晰可见:那时我在老包家附近的汽车站等他,然后陪同他一起坐车到北大去。一路上,我们在摇摇晃晃的汽车里谈论学生运动的发展。那时我的感受,就是这样一位知名的学者,当时知识界具有领袖声望的人物,竟是如此的容易接近和没有架子。以后我也见过很多平易近人的大知识分子,但是总觉得老包身上的那种平易是很特别的。这些天回想跟老包的相处,我才慢慢体会到,那种特别,就是他跟对方的交往,不仅仅是用思想,而且是用情感。这是很多别的长辈那里不容易看到的。跟老包谈话,你很容易感受到一种温情。

   之后我们见面的机会就多了。一九八九年五月十三日晚,老包与严家其、苏绍智等学者在北京大学贴出的《我们再也不能沉默了》的大字报,呼吁知识分子参加他们发起的声援学生绝食的大游行。五月十四日,他又联合严家其、戴晴、李泽厚、苏晓康、刘再复等十二名知识分子发出《我们对今天局势的紧急呼吁》声援这场爱国民主运动,要求宣布非法的学生组织为合法。此时,知识分子开始逐渐浮出水面,与学生站在了一起。这其中,冲在最前头的就是老包。我们在广场,在社科院的爱国维宪联席会上,都有了更密切的接触。

   六四枪响之后,在军涛的安排下,我和老包一起转移到北京郊区,然后跳出戒严部队的包围,坐火车去哈尔滨。我印象最为深刻的是,在那样的大变动之后,我的头脑已经陷入了麻木,巨大的悲痛和愤怒使得我失去了思考的能力。在离开北京的火车上,我无法让自己做任何事,只是看着窗外的夜色一动不动。可是转眼看见老包,却一副泰然自若的样子,在满车厢热闹的议论声中,他居然一路无眠,一直在看林语堂的小说<<京华烟云>>.是什么样的心境,可以在这样的兵荒马乱中不动声色?又是什么样的修行,可以在这样的黑夜中进入到林语堂笔下的民国岁月呢?当时我看到的是一个读书人,一个典型的文人的淡泊,后来才慢慢体会到的,则是一个无愧于天地与自己的良心的知识分子,面对生死的那种坦然。那次与老包一起天涯亡命的经历,让我们的命运和情感紧紧地联系在了一起。

   然后就是一起坐牢。秦城阶段我们不在一个楼里,彼此不知道对方的讯息。但是当1991年大审判结束之后,老包,军涛,子明,任畹町和我五个人一起被送到北京市第二监狱,我们的生命轨迹又被重新连接了起来。我们被关在监狱中的监狱——禁闭室中,每个人相隔几个小号。这使得我们可以有机会通过大声呼叫对方的方式互通讯息。多年过后,想起那时的情景,我还觉得无比珍贵。因为在那样的艰困之下,听到对方的声音的那种温暖,是没有经历过的人无法想象的。我就是在那样的环境下,听军涛说才知道我母亲1989年也曾经被中共抓进炮局关押50多天的——我母亲事后跟我多次见面绝口不提这件事情,为的是怕我情绪激动。我还记得第一次听到老包的声音,就莫名的有了一种安定的感觉,知道他也在身边,心里似乎就踏实了许多。我想我还没有忘记他在逃亡的火车上看小说的那一幕,那种镇定象磁场一样感染了我,让我在以后的监狱岁月中也可以努力淡然地面对苦难。

   一九九三年我跟老包先后出狱,到一九九五年五月我再次入狱之间,大约两年的时间,是我跟老包接触最多的一段时间。在民运形势陷入低潮的形势下,我们之间的来往就更显得温馨。那时经常跟晓波等朋友一起到老包那里去吃饭喝酒。那时的北京,流行的还是孔府家酒。老包喜欢喝酒,我和少方等就舍命陪君子。现在想,今天的酒量多少还是那时练出来的。想起来有些后悔的是,那时我们毕竟还是少不更事,如果更加了解老包的身体状况,我们应当劝他少喝一点的。当然也不是仅仅喝酒,在那两三年的时间中,我们讨论更多的当然还是中国的局势与民主运动的未来。经历1989一役,大部份原来的队伍都打散了,我们关心如何重新集结;中国的政治气氛逐渐稳定,我们思考怎样找到突破口。今天如火如荼的维权运动,其实早在1994年就已经开始提出了,这其中老包的意见是成了我们的指导指标之一。我深深知道,热血如老包,他虽然被限制住了很多的人身自由,但是他的内心从来没有气馁过。他用自己的豪情,亲切,远见和人脉,把自己变成“冬天里的一把火”,默默地推进了1989年之后中国民运力量的重新整合。

   1995年5月之后我再度入狱,从此与老包再也未能见面。1998年我到了美国之后,第一时间给老包打了电话,之后时断时续的保持着联系,但是毕竟不如见面那样可以深谈了。可是我从来没有觉得很遗憾,因为心目中的老包,是那样的生龙活虎,我想都没有想到他会有离开我们的可能。两年前老包病倒,一度病危,我还来不及惊吓到,就听到了他已经奇迹般恢复的消息。在我看来,大难不死,必有后福,我对老包的身体的担心反倒更加减少了。听晓波,少方他们说,老包自己也开始很注意身体了,我就更放心了。但是我还是一直有劝他不要多喝酒,要管住自己。

   然而,天有不如人意之处实在太多了,我怎么也没有想到,老包,这个我们如此尊敬,爱戴,喜欢的人,竟然这样快地就离开了。得到这个消息后,我打电话给包师母,5分钟的时间只能哽咽,无法说出任何一句话。还是包师母比我镇静,反倒是她在电话里安慰了我一番。我最大的遗憾就是,我们患难之交一场,临走都没能亲自送他一程——我不甘心啊。

   老包是一个功底深厚的学者,又是一个铁肩担道义的知识分子;他是一个温柔敦厚的好人,但是面对极权时他又是一把锋利的刀。中国的今天,经济虽然有发展,但是伦理层面,道德层面却大幅下降,这其中,中国的知识分子是要负很大责任的。我常常想,如果中国的知识界多几个老包,今天的中国知识分子就不会活得这么窝囊。

   老包走了,我相信他有遗憾也有满足:遗憾的是他没有看到中国人可以活得不仅仅吃饱穿暖,还能有自由有尊严的那天;满足的是,他曾经参与了那场惊天地泣鬼神的民主运动。而且,他还有我们,这些他的追随者,去继续追求他的理想。

   老包,你一路走好,等到我能回到北京的那天,我一定会到你的墓碑前来看你,我会给你带一瓶好酒的,我再也不会劝你不要喝了。

   2007.1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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