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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丹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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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念反右与言论自由

     
   今年是反右运动五十周年,与民间的回顾与反思相对应的,是官方的默然与压制。由杜光、戴煌、史若平、李昌玉、铁流等人发起的“总结历史教训、开放言禁、赔偿损失”的公开信,陆续在一些省份得到呼应,并在此基础上,于北京成功举办了反右五十周年研讨与纪念会议,但是,签名信的参与者当中,许多人受到原工作单位或警方的干扰,居住在四川成都的铁流老先生还因此被限制了行动自由。
   仅从人事关系上看,对右派的补偿似乎应无直接阻力,当年参与反右的当事人已经全部离开政治舞台,而中国政治一贯奉行“人一走茶就凉”的潜规则,作为为中共的第四代领导,有什么必要为第一代,第二代领导承担不必要的历史包袱呢?
   我们知道,右派的大规模摘帽发生在毛泽东去世之后,由于邓小平的重新上台,更由于胡耀邦这些中共内部最后一批理想主义者的努力,遭受长达二十年非人折磨的右派们,才能够基本恢复正常的社会生活,但是,对于反右运动的定性,邓小平绝不松口,其中的利害关系,除了邓小平本人积极参与并领导了反右运动,更重要的,是他知道,反右运动的实质是扼杀和限制言论自由。
   这一点,杜平等人的公开信有清楚的认识,公开信的主要吁求有三项,其中一项就是“开放言禁”,如果说当年的鸣放有什么刺激共产党的话,那绝不是什么暴力或非暴力行为,而是所谓的“反动言论”。一个拥有强大武装的中国共产党,面对国民党的几百万大军,显得游刃有余,可是,对于几百万普通知识分子的牢骚或直谏之言,却怕得要死,这充分说明,对于专制政权来讲,说真话比扔炸弹更可怕。

   正由于这个原因,无论对反右还是文革的反思,在中共党内,都进行不下去,文革之后重新上台的中共党魁们发现,尽管他们身受这个政权的专制之害,但为了自身利益,他们却必须接过专制的权力体系与构成,唯一不同的,是把过去毛泽东用来对付他们的手法,拿来对付普通的知识分子和老百姓。无论从历史渊源,还是对权力概念的理解,他们与毛泽东实际上是一丘之貉。因此,死掉一个毛泽东,上来一群毛泽东,专制政治的统治手段被基本继承下来。
   在2007年之后,即将迎来北京奥运会,国际的强烈关注之下,中共封杀言论自由的力度,要视民间舆论能否形成有效的聚集而定,与分散而零星的言论反抗相比,对有效集中的言论话题进行公开压制会带来国际反弹,因此会有所顾忌。民间应借助此一机会,突破言论禁区,虽然无法得到善意回应,但突破言禁的目的,首先就是面向公众发言,扩大言论空间,在这种突破中,会唤起民间政治意识的复苏,唤起民众对自由、民主的热情,为进一步的社会变革做准备,所以,每一次突破言论禁区都是有意义的,每一句真话都会显示出强大的力量。我们应该为此而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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