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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当代宪政主义者的困境和选择/林泽波


    中国当代宪政主义者的困境和选择
    ——以贺卫方、滕彪、王人博老师为样本分析
   /林泽波
   

    作为舶来之物的"宪政"(Constitutionlism),从历史渊源看,在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学》一书中即交替运用了宪法、宪政、政体等词语。词义学上宪政又称"立宪政体、立宪政府",宪政的本质是限政,立宪政体应是权力受到限制的政体,一切国家权力都必须受到根植于宪法之中,必须建立有限政体。而我国引进"宪政"理念已逾百年,从康有为、严复到孙中山,再到当代的宪政主义者,都试图在中国实现"宪政"图景。本文的重点在于阐述笔者对于当代宪政主义者所面临的困境问题的一些粗浅看法,笔者将以贺卫方、滕彪、王人博三位老师为样本分析[1] 。在休谟的观点中,由于归纳推理的局限性,归纳推理出来的结论离真理是有距离的[2] 。本文也不追求终极真理,只是试图从三位老师的宪政实践中,剖析当代中国宪政主义者面临的困境和选择的问题。
   
    在法大有一门课程名为"中国宪政史",从语义角度分析其乃:"中国的宪政的历史"之含义,"中国"和"宪政"是作为"历史"的定语,但是从实证主义的角度,此种说法实在不妥,因为在中国的历史中并没有真正意义上的宪政史实。所以王人博老师曾经在他的课堂上"严肃"的"戏称":其课程名称应该改为"中国宪政思想史"。
   建国后直到改革开放之前的几十年来,宪政主义者一直处于话语权(Discourse right)缺失的状态,在主流的官方意识形态中,宪政与社会主义国家是"无涉"的。因为社会主义国家的政府和人民有着浓厚的全能政府的"父爱情结"。另外就是存在一个体制化的经典表述:是否能促进生产力的发展?而对于宪政,在主流政治眼光中其功能几乎是不能达到这种效用的。因为宪政的本初目的是非经济性的,它要告诉我们的是如何建立一个有限权力、廉洁的政府,而非怎样使国家富强。于是在这种背景下,所谓的"宪政主义者"也只能是思想者,而非表达者与实践者。
   
    尽管宪政的本初目的或表现形式是非经济性的,但宪政的最终目的和客观效果却大量地表现为经济性。宪政是资产阶级革命的重要成果,其重要目的就是维护私有财产;宪政以有限政府为核心,确立宪法的最高地位,政府的有限权力和宪法对公民权利的保护使公民的私有产权受保障,自治空间变大,大大调动了微观层面的积极性和创造力,而这是国家整体经济实力增强的基础。
   
    宪政主义者的话语权的获得是在改革开放后,政治背景的转型带来了学术思想的相对自由。在中国加入WTO后,由于与世界接轨的原因,对政府权力必须加以限制,于是政府在市场经济中逐步退位,逐渐改善其政府职能。由此宪政主义者的话语权也就产生,特别是近年来这些学者在政治改革和宪政实践方面所作的努力,开始了"宪政"在中国的构建历程。但是这种话语权的给予又是不充分的,他们的言论在正式新闻媒体中时罕于见到的,即使能出现也是一些隔靴搔痒的话题。所以王人博老师有句经典的表述:"西方的宪政主义者是西方宪政成功的结果,中国的宪政主义者是中国宪政遭受挫折的结果。"而这种挫折就是上述宪政主义者面临的话语权的困境。话语权正在渐渐放开,但是放的程度终究还是有底线的,这个底线是因为宪政传统产生的基础和我们现在的政治体制是两种性质的,这正如江平先生所言之"鸟笼政治"般的情态。可以说,宪政话语权在中国不可能从全无走到全有,现在处于一个中间状态,将来也许也是在这种中间状态中的"量上"的增加,而非质变。
   
    中国当代宪政主义者还面临着自身思想的矛盾冲突的困境。首先对于他们来说,自小接受的教育大多是中国文化的教育,在生命内核的哲理体验和信仰层面都有着道统的影响,道统的文化认同是用儒家的道德尺度来衡量文化的优劣得失。但是对于正统的政治认同来说却是对当今儒教下的政治制度的优劣判断,即是对政治的合法性进行反思[3] 。而对于现今的宪政主义者面临着文化认同和政治认同的冲突问题,他们能有文化认同却没有政治认同。中国的道统和西方的正统是很难融合的,而在西方的宪政主义者他们的文化认同和政治认同是相融合的、自洽的。类似的事情也发生在胡适的身上,作为中国近代典型的自由主义者,当年他学成回国时提出"不谈政治"的口号。所以在中国,自由主义更多表现在文化上而非政治上,政治自由主义只能更多复归到文化自由主义上,学者们也只能到西方自由主义寻栖思想寄托的角落。
   
    当文化自由主义与政治自由主义冲突时,该怎样选择呢?要么选择当政治斗士,要么选择当文化传播者。
   
    贺卫方先生多年来奔走于全国各地,进行巡回演讲,传播中国的宪政主义,"探讨宪政路上的绊脚石和推动力"; 多处实地调查,探寻中国司法改革的道路,大到整个体制小到法袍法槌。而他在中国已经成为一种文化符号:一个背负宪政主义艰难为中国寻觅道路的布道者。而滕彪先生则是一个宪政主义和人/权主义者,从孙志刚案件的"三博士联名公开信",到写给世界法律大会关于中国法治悲剧揭露的公开信,再到《临沂计划生育调查手记》等等,这些都是一个学者发自内心良知的呐喊与悲号!他通过对主流"宏大叙事"式话语的颠覆,为各种被主流话语视为"异类"的边缘思潮求得话语的生存权,体现了一种深切的终极人文关怀。
   
    而在中国的普适"宪政主义"又是艰难的,常常会受到后现代主义(Postmodernism)和"本土资源论"的质疑,即究竟中国的法治是适用"中医"还是"西医"的问题。反普适主义通过对"西方法律中心论"的批判,质疑西方宪政能否普适于"中国国情"。而宪政主义者认为宪政是全人类争取自由的智慧结晶,追求自由是人之本性,此为普适性原理,无所谓中西方之别。以英美为代表的西方国家普遍将自由和权利视为宪政的最高价值。诚然中国传统思想中并没有开拓出"权利"或"民主"等现代概念,但它对于人性中的善良、高尚与积极方面的充分肯认,使人成为一种具有尊严的道德存在,而人只有具备尊严,才有资格获得权利,并有能力承担义务。所以人格尊严可能是沟通东西方道德价值的"桥梁" 。[4] 东西方也许在实现宪政的具体道路和制度上有所不同,但是其理念和信仰确实趋同的。如果过分强调对"中国国情"和"本土资源"之"同情之了解",则法治进程将停滞不前。作为舶来物之"宪政知识"本是视角性的,对于一个异质的现实――中国,确实不能照搬套路。所以实现中国宪政应是在尊重差异的基础上来建构一种新的宪政秩序。而且学者更多是倾向于以渐进推动式来构建宪政秩序,诚如波普在他的著作《历史主义的贫困》中提出的"渐进社会工程",其理由在于人之理性式有限的而且不能很有效的防止其滥用[5] 。另外宪政主义者还常常受到既得利益集团的排挤和压制,因为他们的理论常常被视为动摇稳定大局的。选择做政治斗士是痛苦的,这是需要莫大的道德勇气,因为各个方面的压力都会接踵而至。而他们又是无悔地选择了做斗士的道路,宪政主义成为他们抗争的武器,藐视一切的威权并一如既往的抗争!
   
    如果说贺卫方和滕彪先生是政治斗士的话,而王人博先生更多是宪政文化传播者。他对于宪政主义的表达更多是类似于斯特劳斯式的"隐微式表达",他更多是在课堂中传播宪政文化,引领学子走进宪政主义的殿堂;在著作中阐述宪政、指陈法治,为宪政主义播种育苗。在其著作《宪政的中国之道》中,我们更能阅读出作者的拳拳爱国之心和宪政主义文化传播的社会责任感。而每个人在生活中都会碰到各种压力例如家庭的、社会的,并非每个人都能选择做勇者,因为那需要太多的道德勇气和抗争气质。所以他选择了一种平和的斗争方式,以自由的姿态来解构权威。
   
    在中国,这两种学者都是需要的,贺卫方和滕彪老师等人为中国宪政与人/权的实现而抗争,而王人博老师等人则为中国培养更多的宪政主义者。他们坚持着各自认为正确的道路,而结果将殊途同归,都是在为中国的宪政而努力!
   
    哈耶克曾经追问"我们为何需要自由和自由的作用何在",而中国当代宪政主义学者是在不断的追问"我们为何需要宪政和宪政的作用何在"。学者的作用在于传播文化知识和变革现实困境,知识分子的工作不是要改变他人的政治意愿而是通过对自己专业领域的分析,坚持不懈地对假定为"不言而喻"的原理、真理提出怀疑,动摇人们的心理习惯、日常行为、思维形式,拆解熟悉的、被认可的但是不合理的事物,重新审查规则和制度。在此基础上,重新"问题化"(Problemitize),以此来实现知识分子的使命,并参加政治意愿的形成,完成作为一个公民的角色。在当今中国的宪政主义者同样背负着这样艰难的历史任务,也许他们面临的困境是一时无法解决的,但是相信在勇气和信仰的支撑下,他们会在探寻真理和实现宪政的路上越走越远,而且会有越来越多的后辈追随他们的足迹,为了自由的原因。。。。。。
   注释:
   [1] 首先这三位老师在中国的宪政学界是比较有名气的,另外一个原因在于笔者对他们比较熟悉,王人博和滕彪老师的课程都听过,也听过贺卫方老师的讲座,笔者也研读过他们的一些著作,因此能作一些简单分析。
   [2] 因为本文选取的三位老师的选择属于相对比较极端的方向,在中国还有很多是走“中间路线”的学者,比如蔡定剑、张千帆、夏勇等(虽然他们的倾向不见得一致)。但由于作者对这些学者的著作和思想了解不够,所以忍痛割爱,不作评述。
   [3] 追古溯今,中国的知识分子是罕少去批评政治的合法性的,虽然常常有人批评政治状态下的各种制度不合理之处,但是也是在承认政治来源的合法性前提下。
   [4] 张千帆 著 《宪法学导论》 法律出版社 2004年版 第57页
   [5] 转引自 张千帆 著 《宪法学导论》 法律出版社 2004年版 第51页
    后记:很欣喜的是发现通过某些关键字的“技巧化”处理后,以前被屏蔽的文字终于能浮上水面了,以前连续几次都上传不上来的,正所谓“魔高一尺,道高一丈”(此话乃本人改装而成,版权所有,翻版必究,呵呵),敌人有网络警察的封杀,我们就要学习毛润之先生的游击战术,跟敌人玩把戏。本文是原文的修改版(原文发在法大论坛“沧海云帆”学术电子刊物《钩沉》上面),在梁超师兄的指导下,对结构和内容做了局部的修改,在此向其致谢,另外发在此处希望各位朋友能诚挚的提出批评和指导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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