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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叶新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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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神与使命——一个作家的心路历程(东南大学百年校庆所作的演讲)

 

   同学们好,本来由张雁老师主持这个报告会,按程序,先由她在我开讲之前把我介绍一番。其实主持很浪费资源,还要陪着报告人在台上傻坐着,众目睽睽;即便听得不耐烦了,还非要做认真听讲状;想打瞌睡、想走也不方便。所以就不必有劳主持了。于是我在没有主持、没有欢迎的情况下就独自登台了,既是主持又是主讲吧!(笑声)

   在报告会上最难受的一件事就是被主持会议的人介绍,全都是客气话,无非是说来者非等闲之辈,多大的头衔,多好的学问,怎么个了不得,和致悼词一样,无非是生的伟大,死的光荣,我听了怕。(笑声)

   (主持人张雁老师坐在台下问道:不用介绍了?)

   不用了,自我介绍吧。我姓沙,叫沙叶新(笑声、鼓掌)。先说两句不是客气的客气话,一是祝贺东南大学100年校庆(鼓掌),第二呢,也是真心话,感谢学校安排现在的时间,安排这儿的地点,让同学各位,让这么多年轻的同学们,跟我这个准老头儿见面(笑声、鼓掌)。

   有三个地方请我,有三种情况请我,我是不敢不去的。

   第一个嘛,是我母校请我,不敢不去。我是南京第五中学毕业的(笑声、鼓掌)。考上了华东师范大学读中文系。以后呢,又在上海戏剧学院当研究生。这三个都是我的母校。人不能忘其母,不能忘其本。母校请我,不敢不去。

   第二个呢,我是伊斯兰,是穆斯林,是回族,他们请我,乃我族类;他们请我参加的活动,只要不是恐怖活动,我都参加(笑声、鼓掌)。

   第三个呢,我生在南京,南京是我的根,南京请我来,我不敢不来(鼓掌)。所以南京的东南大学请我,我就来了。

   给大家说什么呢?贵校办公室主任陆挺老师事前与我联系,我说就说说知识分子吧。可又一想知识分子这话题太沉重,没有一定人生体验的莘莘学子,很难理解我们这一代知识分子辛酸苦辣的心路历程。况且校庆是大喜之日,说那么沉重的话题,跟喜庆气氛不合;就如人家结婚,你来报丧,多扫兴!所以我对陆挺老师说,我是写戏的,就说说怎么看戏、欣赏戏吧。讲题嘛,就叫《一派戏言》。可刚才在路上,我又想,如今舞台上已经没什么戏好看了,倒是社会大舞台上的戏越演越精彩,煞是好看,所以我担心我的一派戏言说到后来会走题,成了一派胡言。

   到底讲什么呢?我很犹豫。陪我坐车来的张雁老师,向我伸出了援助的手,她建议我说说我是怎么成才的,怎么成为作家的,这个话题同学们肯定感兴趣。我说好。但是已经准备的内容又难以放弃,临阵换帅,兵家之大忌,索性又讲戏剧,又讲知识分子,又讲怎么成才的,所以临时想了个题目,叫《精神与使命——一个作家的心路历程》,这个题目有点吓人,冠冕堂皇。我要说的可能不一定切题,也许真的是一派戏言,一派胡言,但只要不是一派谎言就行。文不对题不怕,怕的是言不由衷,怕的是说谎!我将尽我所知,尽我所诚,向诸位说说我是怎么成为一个作家的,这条具有中国特色的血路我是怎么走过来的。

   我准备讲一个小时,留一个小时跟同学们交流。有什么问题都可以提,也是尽我所知,尽我所诚地回答。回答不了的,我就请问在座的老师(笑声)。

   我刚才说了,我姓沙,叫沙叶新。今天吃饭的时候说到我的名字,张雁老师说看到一篇文章,说人家不叫我沙叶新,叫我“少十斤”。什么是“少十斤”?“少十斤”就是“沙叶新”三个字的右半边(笑声、鼓掌)。所以我这个人没多少份量的(笑声)。去掉一半,才少了十斤,那我整个一个人就只有二十斤。右边“少十斤”,那左边呢?就不好意思说了,叫“亲三口”(笑声、鼓掌)。那么我这个人,可以从名字上看出来,一是没份量,只有二十斤,不厚重,浅薄之至。二是待人还算亲切,一见面就亲你三口。当然不好乱亲。

   我生在南京一个回族的家庭。父亲、母亲没有多少文化。他们都属于劳动人民吧!什么最底层的活都干过。后来开始做生意,开过饭店,炒货店,五洋店,还开过当时在南京有些名气的南京板鸭公司。生意做得不错,极盛时,同时开了四家店,还盖了两层楼的前后两幢楼房。这在当时绝大多数是瓦房是旧宅是破屋的洪武路上非常显眼。按照中国社会各阶级分析,成分至少应该是小业主,是革命的对象。按现在的说法是个体户,是私人企业主,是入党的发展对象,与时俱进了。

   父亲对我执行的是不管政策,你将来做什么,不做什么,都没有规定。但只要求我做个老实人,不能有不义之财,不义之举。他还以他自己的言行,昭示我们做子女的要爱心,要有孝心。这是很传统的很基本的道德伦理方面家庭教育。母亲是典型的贤妻良母,慈祥、善良。父亲对我的影响是艰苦奋斗,母亲对我的影响是善待一切。我始终将我母亲年轻时候的一张美丽的照片放在我的皮夹子里,放在贴近我心窝的地方。

   我的文学教育是怎么得来的呢?我们家里开炒货店,瓜子、花生米,需要用旧书纸来包瓜子、花生米。这些包炒货的旧书,有很多经典,记得有《鲁迅自选集》、《巴金自选集》和好多现代作家的作品,有叶圣陶、沈从文、落花生、郑振铎、郭沫若、丁玲、冰心、卢隐的作品。我是来者不拒、囫囵吞枣、生吞活剥、似懂非懂。好多现代文学的名著我都是那个时候在我们家炒货店里阅读的,所以我现在我一看到书就闻到瓜子、花生米的味儿(笑声),大概这也是儿时记忆的一种延续。我就是在瓜子、花生的香味中接受文学启蒙的。

   在学校里我不是好学生,非常调皮,是那种没有坏心的调皮。不欺侮人,不捣蛋。比如和几个小孩比赛。比赛什么呢?在大雨倾盆的时候,我们4个光头男孩把脖子伸在屋檐哗啦哗啦的水柱下,看谁能坚持到最后谁就是英雄。但现在很少做这种游戏了(笑声)。

   我小学的学习成绩不好。我们老师姓江,不是美女姜,是扬州大街上贴的那条大标语“江淮之水恩泽于民”的“江”。他叫江浩,叫我到黑板前写我的名字。已经小学六年级了啊,我居然只会写“沙”和“新”,连“业”字都写错了。那时我名字用的是事业的“业”,不是“树叶”的“叶”,当时是繁体字。我怎么写的呢?我写的是“事业”的“业”的繁体字的头,“树叶”的“叶”的繁体字的中间和下面,虽然很有创意,可根本没这个字啊。

   到了初中我也不是好学生,爱玩。那时的南京,现在的金陵饭店后面是一个摊贩市场,里面有很多测字的,唱戏的,说相声的,卖旧书的,有点类似北京的天桥。那个地方是我接受大众文化、市井文化的最好场所。我很爱看测字。一个中国字给测字先生分解、重组,拼拼凑凑,居然可以重新组合好多新的字,还能测出很多意思来。我感到神奇。这也促使我对中国文字的兴趣。

   初中毕业前,在我生命史上发生了一件非常重大的事,什么事?我生了“脑膜炎”(笑声)!那年夏日的某个夜晚,一个素不相识的蚊子突然咬了我一口,使我得了“流行性急性脑膜炎”。以后我在“文革”中受到打击,我总会想到这个迫害过我的蚊子。我父母没什么文化,孩子生病不重视,头痛,发烧,不就是伤风感冒嘛,谁没个头痛脑热的?可我当时已经头颈僵直,非常危险了。幸亏我姐姐在南京鼓楼医院工作,有医学常识。她说:“不要是脑膜炎噢!”马上送到鼓楼医院,一查,果然是。又赶忙送到儿童传染病医院,就在玄武湖对面的一条路上。送去时,那是我平生第一次坐汽车,可坐的是救护车(笑声)。觉得很威风,所有车子都给我让路,使我有种不可阻挡的感觉,哗(笑声)!如今看到首长车子出巡,要封锁交通,行人回避,所有车辆都要绕道行行驶,我总会想起我生脑膜炎坐救护车时的壮观情景,坐在里面的感觉是种诱人的权势感;不可阻挡,其实是不受监督呀!

   我在儿童传染病医院住了将近半个月,总算把我这条命给救回来了。那时我想生命怎么如此脆弱,我这个活蹦乱跳的才活了13年的少年就已经濒临死亡?我生的是非常危险的传染病,家人不好探视;想家了,就写信。没信纸,护士就给我一些纸。我翻过来一看,哇,是死亡登记表(笑声),真的好恐惧啊(笑声)!上面登记的是某某几岁,是男是女,何时住院,几月几号,死于什么病。那么多儿童和少年都死了,我想我会不会也是将来的其中之一呢?当时就觉得生命很脆弱。在此以前总觉得自己很年轻,来日方长,还有无穷无尽的未来,而这时候才想到有些人再年轻,来日也不是很长。当时我躺在病床上想:我如果就这样死去,太不值得了,我还没活够,我还有很多事没做。

   有个护士很好,她和我姐姐认识,对我很照顾,她还送了我一本书,《渔夫和金鱼的故事》,童话诗,普希金的。我跟她说:“我要活下去,我要好好读书。”这场大病至少让我模模糊糊感觉到生命的珍贵。人应该珍惜自己的生命,好好过上一生。这场病对我来说,不是坏事而是好事,让我突然长大了。当年生脑炎的百分之九十九都要死,救活率只有百分之一。这百分之一的百分之九十八,虽然活了,也有后遗症,要么是偏瘫,要么是傻子(笑声)……

   好像我还不太傻(笑声),没有什么后遗症,只是长期以来头疼。后来我通过冷水浴、打篮球、打乒乓,按摩,自我按摩,不是异性按摩(笑声、鼓掌),通过坚忍不拔的体育锻炼,使我的身体恢复的很好,至少我自我感觉身体很好。如今还每天坚持跑步,洗冷水澡。不是夏天,是冬天洗冷水澡。大难不死,必有后福;我不是后福,我是后悟,后来觉悟。所以到了高中,我就用功了。高中物理,力学最难,我考98分。数学,立体几何,我是一百分。这里有个经验教训,就是孩子在成长过程中,千万别把他看死,越调皮的孩子越有潜能。

   开始走上文学这个道路是在高中二年级。我们语文教师是安徽人,姓武,叫武酉山。他的语文课教得好,非常生动,他总是饱含感情地把中国文学特别是中国古典文学的崇高和美好很生动地传达给我们,使我觉得我做个中国人,特别特别幸福,因为我们有如此丰厚的中国古典文学的遗产,供我们享用,给我们熏陶,滋养我们,丰富我们,让我们智慧和文明起来。

   当时我们班上有两个同学,都比我大一点。一个叫王立信,现在是江苏省话剧团的编剧。还有一个叫……他的名字我忘了……哦,我想起来了,我给他的名字做过一个灯谜,谜面是:“裤子掉下了”。谜底就是这个同学的名字,谐音,叫“往上系”(笑声)。裤子掉下了,当然要往上系。他是三横王,“善”是“善恶”的“善”,“继”是“继续”的“继”。南京人前鼻音和后鼻音不分,n和l不分,an和ang不分,shàng和shàn也不分,“善”念成“上”。他喜欢写稿子。他裤子掉下了,往上系;他稿子写好了,也往上寄。寄到哪里?寄到北京的《人民文学》,当时是最高最权威的文学刊物,不但发表了,而且还获得了全国儿童文学的一等奖。奖金多少钱?五百元!1956年啊,你们算算现在值多少钱!现在我们稿费实在太低了。另外一个王立信同学也爱写稿子,他在上海的《少年文艺》发表过一两篇小说。大家都是同学,为什么你能写我就不能写?我也得试试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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