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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文广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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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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喜听维新派声音--附何方《我看社会主义》摘录

日本有明治维新,中国清末有百日维新,都已载入史册。上世纪,苏联戈尔巴乔夫、中国胡、赵的政治改革也是维新,现中国体制内人士力主政改,发出维新呼声,十分可喜。今日中国不管什么人,只要推崇自由民主法治,不坚持一党专政,从正面肯定苏东巨变和胡、赵政治改革,主张私有制为主,都应该欢迎,不管他提什么主义。

   我衷心地支持体制内的维新派,乐观其动,希望他们在党内发挥更大的作用。

   最近看到何方先生写的《我看社会主义》(《炎黄春秋》07年第七期),其中有不少维新观点,原文较长,摘录出来供大家参考。(小标题是原来的,删去部分用“……”表示。)

   2007 年7月25日 于山东大学

   何方先生简介:

   何方先生是中国社科院荣誉院士。五十年代在苏联工作四年,九十年代三次访俄,他是中国著名国际问题专家、学者,曾被授予俄罗斯科学院远东研究所名誉博士。

   何方先生1922年生。1938年赴延安,毕业于延安外语学院。1950年任职外交部,先后任驻苏使馆研究室主任,曾在张闻天指导下从事研究。1959年下放,至1978年恢复工作,任社科院日本所所长。1989年调任中国国际问题研究中心至1995年。曾为第七、八届全国政协委员。

   83岁高龄的何方先生穷6年之力,写出了一部《党史笔记:从遵义会议到延安整风》(香港利文出版社,2005年5月出版)。

   我看社会主义

       何方

       

       一、两大流派和两种实践

       

       ……

       

       共产党执政的国家

       

       苏联解体前,这些国家都按斯大林模式,经济上消灭私有财产、实行单一的公有制、计划经济和按劳分配(除上层保有一定的等级制和特权外,群众中多实行平均主义),国内商品短缺,对外闭关自守,但也都有低水平的社会保障;政治上实行高度集权的一元化领导体制,意识形态上实行严格管制,禁止争鸣。因此,它们的经济不发达,社会不成熟,政权不稳定,时间一长,就难以为继。苏联和东欧国家就是在同资本主义和民主社会主义国家的和平竞赛中自行崩溃的,而不是由于外来敌对势力的武装侵略或和平演变。邓小平也说,中国如不实行改革开放也一定垮台。事实确实如此。共产党执政的中国、越南由于进行了以市场为导向的经济体制改革,生产就得到飞速发展,国际地位大为提高。但政治上意识形态上的权力垄断没有及时大力改革,所以问题还很多,社会不够稳定。

       

       社会民主主义国家

       

       这主要指二战前的瑞典、芬兰等北欧的社会民主主义国家,和二战后工党、社会党几度执政的英国、荷兰、奥地利等民主社会主义国家。其实,社会民主主义和民主社会主义基本上是一回事,目前学界谈论时已通称民主社会主义,所以这里也就把两者合在一起来讲。不过细分起来它们还是有区别的,对马克思主义的态度和社会主义因素的多少都不尽相同。1951年英国工党发起恢复社会党国际的法兰克福会议,社会民主主义和民主社会主义两方面都参加了。在会议上通过的宣言中正式提出,“民主社会主义的目标和任务”是“扩大民主,把权力交给人民”,“使自由人能以平等地位在社会中共同工作”。民主社会主义为自己规定的原则是“自由、平等、博爱、民主”,经济上实行混合所有制和有国家适当调节的市场经济,建立体现平等原则和博爱精神的社会福利制度,允许意识形态多元化,上层领导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也在淡化。虽然各国的社会主义化进度参差不齐,执行和实现的程度有很大差别,以瑞典为代表的北欧国家就做得比较好些,其他称为民主社会主义的国家就做得差些。但是它们的大方向还是一致的,社会主义的因素也都在迅速增长。

       

       ……

       

       两种实践,两种结果

       

       民主社会主义国家和共产党执政的国家,是二十世纪两种社会主义模式在进行竞赛和比较。实践检验的结果是,民主社会主义取得程度不同的胜利和成功,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建设和向共产主义过渡(苏联开始于1936年社会主义建成,中国实行于大跃进时期)遭到失败。这已是不争的历史事实。这里就以瑞典等北欧国家为代表和苏联作点比较。

       

       瑞典、芬兰是二十世纪初欧洲最落后的国家,自然条件恶劣,但到1970年代,富裕程度已名列欧洲前茅(1980年瑞典人均产值达一万五千多美元,超过当时的美国、西德等大国),真正做到了经济繁荣、政治民主、自由充分、福利完备、社会稳定、道德良好(清廉居世界头几名,贪污腐败和犯罪率最低)、人人平等(除政治上以外收入差距也最低)。消灭了等级制和特权,整个国家,总理、部长在工作时间配用专车的不到五人,首相或总理的家庭也不配备服务人员。更没有工资的“含金量”差别极大和什么正部长级的副部长以及医疗、住房、用车等分类的“正部级待遇”、“副部级待遇”这些规定。基本上消灭了三大差别,做到了普遍富裕等等。

       

       以马克思主义的自由人联合体为标准,民主社会主义国家探索的道路是基本正确的,而且成绩不小。这些国家实行代议制民主,有定期选举。这是人民管理和监督政府的好形式。有时人民不满社会党的政策,也会通过选举更换政府。但是由于社会福利制度一般具有能增不能减、能上不能下的刚性特点,所以上台的无论是右派还是中间派,都不能改变社会党的福利政策,也不能改变人民取得的基本权利和利益,结果就自然改变不了民主社会主义的根本性质。瑞典中右派几次短期执政都是证明。

       

       相反,苏联的斯大林模式原本就走错了路,不但离“自由人联合体”越来越远,还导致经济落后(以前公布的许多数据弄虚作假,水分很大。1967年官方公布的国民生产总值为当年美国的—32715亿美元—67﹪,此后再未公布。据西方权威机构联合调查,苏联解体前1989年的国民生产总值只有5120亿美元,与加拿大相当,实际上不到美国的十分之一。可见苏联当年统计的水分之大。俄罗斯官方承认,苏联的粮食产量直到垮台时还没赶上沙俄时的水平)、政治独裁(专制程度和滥杀无辜超过沙俄)、文化凋敝(文学就赶不上十九世纪),共产党领导和苏维埃政权终于被人民抛弃。当然,苏联存在的七十多年也做出了很大成绩,如提高和普及了社会福利,缩小了收入差距,实现了工业化,打败了希特勒等,但这些都付出了很大代价,且没能避免崩溃。

       

       现在中国有些人还坚持唯心史观,把苏联的垮台完全归罪于赫鲁晓夫、戈尔巴乔夫。但据我所见所闻,苏联人民并不这样看。立陶宛、爱沙尼亚、拉脱维亚三国,二战前的经济水平不低于瑞典、芬兰等邻国,地理条件还优越些,但加入苏联后很快就落后了。1980年当瑞典、芬兰人均产值已达一万五千美元左右时,它们只有四千美元左右,还是苏联各共和国中最高的。至于自由、平等、民主等就更谈不上了。所以还在苏联解体前,立陶宛共产党和最高苏维埃就通过决定,宣布脱离苏共和苏联而独立。

       

       在苏联解体期间,我有一次去了列宁格勒,那里正酝酿投票这座城市改名的问题。我曾问到坚决主张改名的一位二战中卫城英雄,为什么要换掉列宁这个光荣的名字而恢复旧名。他以沙皇时物质文化生活在欧洲的地位和后来的苏联相比,无限伤感地认为苏联的革命搞错了,说二月革命后要是也实行民主、发展经济,俄国现在决不会处于在全欧洲平均水平之下的落后地位。我们争论许久也说服不了他(其实按照马克思、恩格斯对德国革命的设想,俄国二月革命后的主要任务也应当是反对专制、争取民主和为资本主义发展开通道路)。

       

       据最近(2007年初)我国权威报告所提第一次(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转化)和第二次(工业文明向知识文明转化)现代化标准,北欧各国不但早已是发达国家,而且第二次现代化的世界头十名中就有瑞典(第一名)、芬兰(第三名)和丹麦。无论按文明和现代化的哪条标准衡量,斯大林模式的国家都大大落后于民主社会主义国家(也落后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这决不能以起点低、底子薄为借口,看一下南北朝鲜的差距就行了。所以两相比较和衡量,民主社会主义基本上是胜利的成功的,共产党领导下的斯大林模式(包括改革开放前的中国)则是错误的失败的,其中没有一个国家获得成功。这就是二十世纪作为人类社会历史重大特点的社会主义运动已经作出的结论。

       

       ……

       

       根据马克思主义的原则精神和两百年来对社会主义的研究与实践,我个人的理解是,社会主义国家或社会,大体总要具备(或正在积极创造)以下几个基本条件。

       

       1,发达的生产力和丰富的产品。社会主义本来就产生于资本主义生产力的高度发展,而且在社会主义建设中还应继续大力发展生产,特别是那些原先水平较低的国家和地区,使社会享有丰富的产品尤其是公共产品。这样才有可能实现社会主义的一些基本要求和条件,如消灭三大差别,建立完善的福利制度等。

       

       2,混合所有制和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由于发展生产和市场经济的需要,社会主义初期必须以生产资料私有为主,然后逐渐发展到集体所有制(也就是马克思说的社会占有)和按劳分配为主。

       

       3,自由民主,平等法治。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而自由则是民主的前提和基础。社会民主党创始人威廉•李卜克内西说:“正因为我们弄清了社会主义同民主不可分割的关系,我们才称自己为社会民主党人。”没有法治的自由民主,又会成为没有正常社会秩序的无政府主义。而法治又必须排队等级制和特权,建立在人人平等的基础上。所谓平等,是指政治法律上的平等、社会生活和人格上的平等、公民在谋求利益和自身发展上的机会均等,而不是物质享受和社会责任上的平均或等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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