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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年后重进派出所——记2006我的维权


   1966年6月“文革”开始,我被“革命群众”押进派出所追查“反革命”,关6 个月。事过40年,2006年6月 4日,我被警车从北京站押回济南,重进“派出所”,主要是为阻止我去北京天安门广场悼念六四。
   40年,中国有了变化,1966年进派出所,在山大贴出“逮捕反革命孙文广大快人心” 的标语。听不到一句鼓励的话!看不到一丝同情的眼光!
   现在不同了,我被押进派出所,在国内外有那么多支持的声音,甚至在派出所还接到一位饶先生发来的短信表示声援。回家后,尽管国内媒体被垄断,但海外媒体的采访却将我的不满和抗议,传向各地。
   周围的问候声不断。

   (一)去北京悼六四是我的权利
   六月四日我要去北京,纪念六四17周年,看朋友,这是我的权利,当局打压,把我押回济南,侵犯我人身自由权利,我要抗议,我要维权。
   我们需要维护的权利太多了,有言论权、信仰权、生存权,财产权,人身自由权利,还有政治权利,如果多数人都有了权利意识,有了履行和维护权利的意志和行动,中国离自由化、民主化,离真正的和谐就不会太远了。
   2004年我去香港参加悼念六四晚会,2005、2006 年去北京悼六四,这都是履行我的权利。
   今年六四我还打算去北京,看望友人,纪念六四。不知还会受到何种打压?
   领导对我很关心,今年提前在4月11日,书记就找我谈话,善意提出建议:六四不要去北京了。我感谢他的好意。但是我对他说:去不去北京,什么时候去北京是我的权利,我告诉他:“六四早晚有一天要平反”,我还对他说,有人要对我跟踪、监视,那是别人的事,我现在管不了,我要维护自己的权利。
   去年六四过后,听说,北京著名律师浦志强先生, 89年被围困在天安门广场,曾发下心愿,如果脱身,每年要来广场纪念。从那之后他每年六四前夕,都要到天安门广场纪念碑下凭吊。去年发出了很多手机短信,向朋友宣告要去天安门广场,结果被警方阻挡在家中,他发出了抗议声音,这是他的维权,我表示支持。
   我希望今年六四前夕我能与他在天安门广场纪念碑前相遇。
   (二)了解险境可减少恐惧
   有人没有被押进过派出所,觉得那里很可怕。我40年中多次进去,2006年去了 5次,感觉并不十分可怕,一个人如果对派出所和监狱有真切的了解,也就没有很多恐惧了。
   耍蛇人和驯兽师不怕毒蛇和猛兽,是因为他们熟悉了对方的特性。要战胜恐惧,先要掌握对方的特性。
   现在的维权者受到打压,甚至可能被押进派出所或送去坐牢,有人将维权视为畏途,我却认为在那条道上可以体验人生的价值,不妨去试试看。
   世界上有很多险境,如:火山喷发地、来潮的钱塘江口、寒冷得不能再冷的极地、惊天动地的尼加拉瓜大瀑布旁边;在这些危险的地方,很可能对人造成伤害,甚至使人丧命,但是勇敢者还是要去观赏、去探险!他们的行动并非逞能,而是去体验人生价值。我们为什么不能去体会一下因为履行权利、捍卫权利而带来的风险呢?
   本人不止一次遭打压、进派出所,关看守所,判刑7年。我要介绍自己的经历,让那些没有这些经历的人,长些知识,减少些恐惧。
   我现在将去年遭侵权和维权的经历记下来,一是表达我的抗议和控诉,也是让更多人知道真相,特别是想让那些准备维权的同道,了解一些事实,以备不时之需,在遇到突发侵袭时能够有所准备。
   (三)5月26日警方抄走我家电脑
   2006年春我发表的著述(多在网上)有:
   2月28日《建议修改宪法除去“共产党领导”》
   3月4日《致信两会建议讨论修宪》,建议删去“无产阶级专政”
   5月6日《江泽民五一出巡山东和中共权争》
   5月中旬在香港出版发行《呼唤自由》,其中有纪念六四文章10篇
   5月25日发表《六四、韩国5 .18与奥运》中有“学习韩国,借奥运争民主,平反六四”的内容。
   25日刚发了纪念六四文章,第二天, 5月26日下午1: 30济南警方约三十人,身穿警服,其中有二位高级警官。分乘约五辆轿车和两辆面包车来到我的住处大院(山大新校家属宿舍院),沿途布岗,如临大敌。约2点半敲门,开门后,几个警察举着摄像机对着我,要求进入,我问他们是否有文件或搜查证,他们说没有,是来检查电脑的,出示了工作证。随即有 5-6个人进入我的住宅,他们用两部摄像机(其中一部始终对着我拍摄)、两部照相机对室内进行全面摄像、拍照,并打开电脑查看,讯问在海外网站的浏览过程。大约一小时后,不顾我的反对,强行将两台电脑和 28张磁盘带走,要求我跟他们一起去山大公安处做笔录,留下一份“扣压物品清单”。我要他们留下联系电话。
   我住的山东大学家属大院有40多座宿舍楼,居住人口几千人,警车开来,不停的摄像,沿途布岗,有上百人围观。尽管午后下雨,仍有人打伞观看,有人从楼上往下看。情景甚是壮观,人们交头接耳,议论纷纷,多数判断是捉拿要犯,待到十余名年轻力壮的警员簇拥出一个老人,抱着电脑,上了面包车,人群中不断发出嘘笑声。对这次到我家来搜查,我事先毫无思想准备。
   警察要把我带到山大公安处做笔录。我对他们说,笔录可以在家中做,他们不同意。到山大公安处停留约2小时,主要讯问海外发表文章的过程和方式,重点针对三篇文章:《建议修改宪法除去“共产党领导”》、《百年祸国-从毛泽东到江泽民前言》、《江泽民是否违宪卖国?》,后两篇收入新近在香港出版的《呼唤自由》一书。盘问全过程始终有人在录像录音。 6点左右警方开车把我送回家,发现家中两根电话线被他们拔掉,看来是避免在搜查时,让外界知道过程。
   (四)消息很快传到了海外
   我家电脑被抄走,本人被警察带走,消息很快在院内传开,我还在派出所,住在一个大院的好友李昌玉就已经写好了报道稿,我下午6点返回家中,他马上打电话让我去看了稿子,稍加充实,当天就发到了海外,题目是:“山东大学孙文广教授被警方抄走电脑”。
   当晚我给北京刘晓波先生打了电话,告诉他我家发生的事情。他是中文独立笔会的会长,我是该会会员。他当晚发出“警察闯入,抄走了孙文广家的电脑”。很快海外媒体打电话到家中采访并报道,包括自由亚洲、美国之音、德国之声、希望之声、新唐人还有大纪元等。因为我电脑被抄走,无法向外发稿,大纪元记者林慧心女士承诺,以后我可以先写好稿子,通过电话我念给她听,她记录下来向海外发表。此后将近一个多月的文章都是以这种方式发出的。
   邻居有人听到海外电台,如法国台、英国BBC、自由亚洲广播,我被搜走电脑后也来告诉我。
   (五)我要维权 我要抗议抄走电脑
   我通过海外媒体表达了抗议,主要观点如下:
   宪法第39条规定,公民住宅不受侵犯。禁止非法搜查或非法侵入公民住宅。警方未经允许,没有法律手续,私闯民宅,录像拍照,侵犯了我的住宅权。
   宪法第40条规定,公民的通信自由和通信秘密受法律保护。电脑是我的主要通信工具,也有我的通信记录,他们抄走电脑,是侵犯了我和家属的通信自由、通信秘密的权利。
   电脑是我发表言论、出版书籍的重要工具,警方抄走我的电脑是侵犯了公民的言论和出版自由权利(宪法第35条)。
   由于很多海外媒体的报导和我本人的抗议,警方沉不住气,抄走电脑后第五天,5月31日,派出所长来电话,说要到家中谈谈,我表示同意。
   6月1日上午警方一行四人,包括派出所长、历城分局和济南公安局的人来到我家。
   他们首先表示;只是检查一下电脑,两个星期之内一定归还。
   我表示了自己的看法:这次公安的很多行为是非法的,侵犯了我的人权。我还告诉他们,山东大学有很多研究法律的教授,我请教过他们,通过非法手段取得的信息,包括从非法抄走的电脑中得到的资料,不能做为判刑依据,请他们回去多看看法律书籍。
   (六)提前在海外发文 六四要去天安门广场悼先烈
   电脑被抄走,我不能上网,不能查资料,不能打字,在家中也很难工作,所以我想一不做,二不休,到天安门广场去纪念六四,而且要把我的行动提前公布。
   通过海外媒体,我在六四前发表了三篇文章:
   6月1日发稿“六四我要去天安门广场朝圣”;
   6月2日发稿“纪念六四重在行动”;
   6月3日发稿“朝圣与纪念六四”。 (都由海外记者电话记录,发表在海外网站)
   在这些公开发表的稿件中,我明确表示在6月4日我要到天安门广场去纪念六四。文章中说明:“如果在 6月4日下午6点 40分之前我还不能到达广场,说明可能遇到了无法排除的事故或者遇到了非法绑架或拘捕。”
   6月2日,山东大学一位书记大概知道了我要去北京,来到了我家,说是来看看我,说七十多岁的人要多保重身体,好言相劝,说了一句“最近就不要出去了”。这话的意思我当然知道是让我不要去北京天安门广场。但他既然没有明确提出“不要去北京”“不要去纪念六四”,我就装胡涂,没有正面回答是否要去北京,照常准备北京行程。
   (七)警车追火车,从北京站将我押回济南
   我提前买了去北京的特快火车票。早上7:30发车。因为事先已经在网上公开了我的行程,在分析当局如何阻拦时,朋友说可能走不出山大院,但也有人说可能是在火车站的入口将我拦下。
   妻子对我去北京很担心,一定要去送,6月3日早上 6点我们一起出发,出院门、进车站、上车都没有受到阻拦,在站台上碰到了公安处的人,他说是送亲人上车,使我感到已有人跟踪。
   火车正点开动,这是直达特快车,一路不停,正点应是11:50到北京。据说这种特快车很少中途意外停车也很少晚点,但是这趟列车却中途停了 3—4次,后来知道济南警方派出7名警察驾驶警车,追赶特快火车,最后火车到达北京已是晚点 1个小时,在12;50进入北京站。
   我在车上也遭到了“特殊照顾”。大概在11点左右,一位乘警走到我面前。
   问:“你是孙文广教授吗?”
   答:“我叫孙文广。”
   于是他递给我一张条子:
   “孙教授:您好,我是本车的乘警,请您到餐车来一趟。我们有事找您商谈。”
   应他的要求,我跟他一起去了餐车,那里有一男一女两位列车工作人员,他们说,要我等一下,到北京站会有人来接。虽然没说是谁,我当然清楚,只能是警方。他们两人要与我攀谈,拉家常。女士说他有个亲戚在山东大学历史系,问我是否认识。我只应付一下,托辞昨晚没睡好,闭眼养神。
   我回想上午的经过,上车时,看到学校公安处的人,那人当然有任务;上车以后,多次给家中拨手机,都没有接通,感到很奇怪。为什么别人用手机讲话很方便?以后火车频频“临时停车”?特快竟晚点一小时,很奇怪。火车到站前,我找机会给家中发了短信,一条说我被押到餐车,一条说下车“有人”接。后来知道这两条短信是下午 3点才收到的,我妻子立刻将这些信息传播出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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