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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主党派是不是花瓶? ――与成思危主席商榷之二

民建中央主席成思危接见媒体说:“民主党派不是政治花瓶”,我在“民建”内部会上讲了此说不妥(见《民建座谈会发言纪》2006/10/30),做为“民建”会员和过去的基层干部,根据自己经历和观察现在阐述不同观点,与成主席商榷:

   成思危先生是“中国民主建国会”(简称“民建”,大陆八个“民主党派”之一)的中央主席,全国人大副委员长,近年频频在媒体曝光,论述民主党派不是政治花瓶(注1)

   (一)一个“民建”基层干部的认知

   本人1988年加入民建(比成主席早六年),同年当上济南市政协委员,不久成了民建山东省委委员,并被选为山大“民建”副主委、民建全国优秀会员。我入“民建”已18年,做为“民建”的基层干部,我深深感到“民建”远不是独立自主的政党。它事事处处都受到中共当局的严格控制。包括:发展会员必须得到中共统战部同意,决定民建内部选举的候选人、民建中谁去当政协委员或人大代表、谁去当“民建”省委委员,都必须得到中共当局的同意,民建省委、市委换届改选,召开代表大会都要在中共的严密控制下进行。

   中共为了直接控制“民主党派”,最近还在“党派”中发展中共党员,中共在“民主党派”市委、省委机关中,安插中共党员当干部,这些人享受公务员待遇。中共对“民主党派”的监控、操纵可以说无孔不入、从上到下,很多人将其称之为“花瓶”并不过分。

   中国的“民主党派”在历史上如何定位?当前自由世界对其怎样评价?决不是中国 “执政党”或“民主党派”的当红人物能够决定的。

   (二)从一个会员的遭遇看“民主党派”是不是花瓶

   本人今年2月发表了 “建议修宪除去‘共产党领导’”,以后又相继写了些维权文章登在网上,结果住处遭到几辆警车和数十公安人员包围,他们没有搜查证但进入家中查看盘问二个多小时,抄走了二台电脑,将本人带到山大公安处讯问。以后又被公安多次传唤。5月30日公安下达了“决定书”,剥夺了我的出境权利。从6月5日开始,我家电话受到恶性骚扰,经常一天能听到几百到几千次骚扰声,持续了5个多月。由于电话受到骚扰,山大“民建”主委打通知我开会,结果三天打不进电话,只能跑到我家下通知,我告诉了她电话骚扰的情况。有一次民建聚餐,我提出家中电话受到骚扰,建议民建山大主委向其上级省委提出,请他们帮助查问制止,结果得到的回答是,你自己支反映吧,他们不问也不管。今年五月民建山大的两位主委到我家,劝我不要去香港了。我问为什么,他们说原因不知道,是上级的意见,我说既然没有原因,我有公民权利,还是要去香港的。不久我就接到了公安局不准我出境的“决定书”。

   从我自己的经历来看,现在的“民建”组织根本没有能力,也不愿维护他自己成员的政治权利,更何况维护弱势群体的权益,这样的“政党”不是花瓶是什么?

   (三)中共建国伊始,花瓶政党已露雏形

   “民主党派”发展到现在,有一个历史演变的过程。1949年中共建国伊始,“民主党派”的花瓶形象就已有雏形。据章立凡(民建创始人章乃器之子)整理:“中共在新政权的领导作用,很快在与民主党派的关系上体现出来。历史上各民主党派内都有中共秘密党员,某些民主人士也曾秘密或公开地加入共产党。新政权成立以后,一些共产党人被安插进民主党派。根据中共的要求,各党派撤消了在港澳和海外的支部,并承诺不在军队中发展成员。

   中共中央统战部还给各民主党派划定了发展成员的领域。民革:原国民党军政人员;民盟:文化教育界知识分子;民建:民族工商企业家和与他们有联系的知识分子;民进:教育、文化、出版、科学界知识分子;农工民主党:医药卫生、科学技术和文化教育界知识分子;致公党:归侨、侨眷;九三学社:科学技术、文化教育和医药卫生界知识分子;台盟:台湾省籍人士。

   各民主党派的经费,以往都是通过捐助等方式自筹,例如“民盟”总部在北京购买办公用房的费用,即是由“民建”赞助。自从成为新政权的成员之后,‘民主党派’的经费及人员工薪也变成由国库支出。”(注2)

   从执政党的这些措施来看,中国“民主党派”的花瓶命运在1949年前后已具雏形。中共为了限制“民主党派”的自由发展,做了很多制度性的规定。这些规定,是违背政党间独立、平等竞争原则的,如:“民主党派”必须承诺不能在军队中发展党员,只有中共可以在军队中建立组织发展党员,从而保证了中共可以完全控制军队。中共可以在港澳及海外设支部, “民主党派”不可以,这使“民主党派”断绝了海外的联系。大学生也是中共领地,禁止其他党派发展。中共自认为是工人农民的代表,当然禁止其他党派在其中发展,甚至成立于1930年的“农工党”也不准发展农工成员。中共把“民主党派”排斥在国内最广大的人群工、农、兵、学之外。

   中共的严格规定,为中共垄断政权提供了空间,使其能够保持一党独大、一党专政的地位。这些制度性的规定,使“民主党派”完全演化成 “花瓶政党”。时至今日,中共党员已达到7000多万,而八个民主党派的成员总数加起来不到70万,不足中共党员人数的1%。“民主党派”成了一个长不大的孩子,成了一个名副其实的“花瓶”。

   (四)回忆57年反右

   中共领导的1957年反右斗争,践踏政党独立、政党自由的普世价值,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他们在“民主党派”中打右派,“‘民建’154名中央委员中,有28名被划为‘右派分子’,占中委总数18%;24156名会员中,被划为‘右派分子’的有3100多名,占会员总数的13%。其中相当多的人,是学有专长的知识分子、富有经营管理经验的工商业者。”(注3)

   57年的反右派,是“民主党派”的一场浩劫,在他们的中央负责人中,“民建”创始人之一章乃器(粮食部部长)、农工党主席兼“民盟”中央副主席章伯钧(交通部部长)、“民盟”中央副主席罗隆基(森林工业部部长)、“民革”中央副主席龙云、“台盟”主席谢雪红、九三学社中常委(山东大学副校长)陆侃如都被打成极右派。(注4)反右之后的“民主党派”已经是伤筋动骨,奄奄一息。各省市基层骨干,凡敢于议政、批评中共的无不受到残酷打击。

   回想1957年中共在“民主党派”中打了那么多的右派,在他们的中央领导和省市领导人中批斗了那么多人,作为一个“党派”竟然毫无还手之力,听不到集体的抗争。

   中共可以到“民主党派”中打右派,抓人,关人。“民主党派”可以到共产党内部去抓左派吗?当然不可以。这叫什么独立的政党呢?这不是任人摔打的“花瓶”又是什么?

   57年山东大学中文系著名教授、诗人高兰只因为说了一句话“‘民主党派’是共产党的仪仗队”,就被打成右派,批斗得不亦乐乎。这还有什么“互相监督”可言?明明是花瓶,却不准讲“花瓶”,这不是暴政是什么?

   1957年之后的“民主党派”已是面目全非,即使有些应景、应时的活动,也已经基本没有社会影响。在文革中他们的遭遇则更加悲惨,“1966年8月,民建中央和地方组织机关被查封,负责人被批斗,工作人员下放干校或农场劳动。许多人政治上受迫害,精神上受凌辱,肉体上受折磨。有的甚至迫害致死。民建中央和地方组织被迫中断工作十一年。”(注5)直到1977年才恢复了一些活动。奇怪的是“民主党派”领导人在公开讲话中,从来不提1957年反右派时和“文革“中他们的悲惨遭遇。

   (五)不该沾沾自喜于几个副职

   成主席1995年加入“民建”不到二年就成了民建中央主席,不到三年就当上了全国人大副委员长(国家二级官员)。为了说明“民主党派”不是花瓶,成主席在今年8月17日接受香港《凤凰周刊》记者采访时说:“‘民建’11名会员担任了重要职务”。但是查看一下这些“重要职务”,全部都是副职,包括副部长、副省长、副总检察长、副委员长、政协副主席。为什么成主席举不出一个正职的的例子来呢?问题是中共只是把“民主党派”当做花瓶,当做陪衬,现在的局面还不如五十年代初,当时“民主党派”至少有五个正部长,还有两个非中共副总理(副总理共四人)、中央政府副主席共六人,其中二人为民主党派,现在一个也没有了。当然即使“民主党派”有人当了正部长,也不能说明这些“党派”不是政治花瓶。

   现在中央的每个部委,都设立有中共的党组,这些党组要在政治上把关,重大决策没有他们的点头是不能拍板的。在那里中共的党组,才是真正的领导者。

   “民主党派”绝对没有权力在部委中成立自己的“党组”,所以领导权牢牢地掌握在中共手中。成主席不该为自己的会员,当了几个副职而沾沾自喜。应该争取的是党派之间的平等关系、竞争关系、互相监督的关系,而不是上下级关系、赏赐关系。“民主党派”是不是“花瓶”要看他们在政治上法律上,是否和执政党有完全平等的待遇;在活动上是否独立自主,与执政党有同样自主活动的空间。

   (六)参政议政不讲政治

   现在全国上下最关心的是政治改革,“民主党派”做为一个政党,谈到参政议政,主要应该议论政治问题。但是成主席在回答凤凰周刊访问时,说他受到的重视主要表现在经济问题上,他说:“民建这几年也提过

   很多很有价值的提案,比如虚拟经济、金融全球化、中小企业发展。”有人问及胡锦涛曾亲自点名让他去研究人民币汇率问题时,他说:“我们去年和胡锦涛总书记一年有九次高层协商,协商包括各个方面,你说的这个问题是胡锦涛总书记去年春节座谈会上提出来让我们研究的。”

   成主席在谈他在全国人大的工作时说:“现在(我)作为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我负责证券法、农村金融的执法检查”。作为一个政党的主席进入政府,应该提什么建议?我认为主要应该对大政方针提建议,这是“民建”章程明文规定的义务,在民间对政治改革的呼声日益高涨的情况下,更应多谈政治和政治改革。

   但是成主席讲的却都是经济问题,包括人民币汇率、金融、证券问题。他是这方面的专家吗?不是!他1954年在华东化工学院毕业,以后一直在化工部门工作,直至1994年升任化工部副部长,他学习从事化工专业有四十多年的历史。他的研究范围主要在化工的“硼资源”方面,也有不少专著,他应该是一个学有所长的化工专家。

   就是这样一位从事一辈子化工、对“民建”几乎一无所知的化工专家,到了1995年(时年60岁),被中共看中,空降加入“民建”,第二年1996年(61岁)当上了民建中央主席,1998年(63岁)当上了全国人大副委员长。为什么成思危先生会在这么短的时间里,乘直升飞机当上民建中央主席和国家二级官员呢?按他自己的说法:他是个“业务干部”,而且是专心干化工专业的专家。从他后来的讲话分析,他对政治问题缺少思考,他在大学上的政治课和以后接受的思想灌输使他只知道中共的伟大、光荣、正确,他的亲身经历使他认识到只有依靠执政党才能享受高官厚禄。这样的人在执政党看来当然更适合担任花瓶政党的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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