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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丰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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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运是规律,何去何从却是选择
·中国的富人阶级是官僚寄生阶级
·:“反党反社会主义”还算不上灾难之源
·民运不是斗内,是自身精神的洗礼!
·民运不是斗内,是自身精神的洗礼!
·民运不是斗内,是自身精神的洗礼!
·民运不是斗内,是自身精神的洗礼!(2)
·民运领袖所当记录永备
·民运的现状与前景
·毛泽东不知什么是党
·毛泽东不知什么是党(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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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锦涛“怀孕”与黄琦“持有”机密
·胡锦涛就是中国社会危机的深层原因!
·胡锦涛就是中国社会危机的深层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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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鲍彤先生评价石宗源不符
·从胡锦涛的随扈动粗说开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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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佳是中国宪法自身危机的产物!
·杨佳行为标志中国社会模式已达极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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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星斗《只有宪政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一文不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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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民主党(海外联总)法国党部九月会议文件(第一号):
·对《08宪章》与“和解论”的批判(1)
·对《08宪章》与“和解论”的批判(2)
·中宣部就是强奸民意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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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胡平《从经济狂想到政治狂想》一文的批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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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宗教是不是對抗生命”的囬答
·对“宗教是不是對抗生命”的囬答(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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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社会主义“科”在哪里?
·严家祺也应保证自己的话有边有沿
·邓玉娇案证明----政权非法
·邓玉娇案的证明----中共政权非法(上)
·邓玉娇弃证明:中共政权非法!(下)
·二、邓玉娇案证明:在人与共产之间不存在任何共同性;因而说----
·逢共必反是民运的应有之义!
·乌市骚乱在现象上像是仇恨暴力事件,但本质上不是民族性仇斗
·就是“依靠”各族群众也稳定不了
·都是意识形态若的祸
·“共产主义”和“对上帝、真主的信仰”都是不能证明的意识形态
·对《中共严打‘红顶’黑帮》的理性清理
·对《中共严打‘红顶’黑帮》的理性清理
·人性价值既普世,何来“民族自治”?
·人性价值既普世,何来自治?(2)
·对“海外民运山头林立的批评”的批评
·给范似东:民主不是发明,也不能发明
·民主制度不是天生的,可“民”呢?民却是天生!
·“共产”就是一个理,你怎么“伦”能伦到它之外去?
·“民主就是‘共产’”,这判断没有必须的过渡
·对《海外民运的历史性失败》的批评
·张三兄,本事再大也“弃”不了词
·“我坚信我的父亲是个大英雄”违犯常伦
·“即便是“妄想”,只要所根据的是“普世”,就合法,就有效!”
·凡需要巩固的必不是本己的和本原的联系
·只有人政,内政只是人的表现方面方面
·“‘普世价值’不存在”=我们共产党就是恶狼,你有啥法?
·即便是“妄想”,只要根据“普世”,那就合法,就有效!
·共产政权下,意识形态为什么会亮剑?
·什么是普世价值?
·普世价值只是个承认关系,共产党把它当成选择来批了
·在“党性和人民性一致的”的前提下,只能有一性,
·道德建立在普遍上,但“党、社会主义、革命……”却都是些特殊
·温家宝的琴算是对牛弹了!
·就是清党“遍地开花” 也解决不了政权是否合法的问题!
·共党为什么要说“党性是人性的‘优化、升华及晶化’”?
·“优化、升华”论的第二个原因:共产主义是一个侵略性理念
·应巩固并确能被巩固的只有人民性,
·党本就“尚黑”,岂是任何人所能抹黑?
·只有道德,哪有社会主义道德?
·共产党怕攻击你别叫党呀!
·“党”、“共产”都是知识,都构成对人的规定
·何为中国模式?
·温家宝的琴算是对牛弹了!
·我问习半昏:“政治思想”是“教”所能“育”的吗?
·靠指责人家“虚伪”来撇清自身者,必残忍!
·向共产主义意识形态亮剑!向共产党亮剑!
·是党先哺育了薄熙来,而后才是薄的腐败----
·何为社会主义?何为中国特色?
·习近平的中国梦要了申勇的命!
·记者不需“马克思主义报导观”的再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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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篇(3)

原罪的共产党(4)

孙丰

开卷前的热身之作

第二篇:“党内民主+行政改革”?别自欺欺人啦!

只要“党”前还保留着“共产” ,改革就是枉淡!

三、为什么要改革?

   因为实践理念与人的本性处于对立中,深刻地陷社会于危机,为走出危机才需发动改革。在任何条件下改革都是对着实践的指导思想而发动。

   改革冲着的是什么?答曰:贯彻于实践中的理念、制度、路线、政策。

   改革所依据的又是什么?答曰:永远依凭人性。

   因而说,一切改革都是由反人性的实践理念所引起。中国需要改革是因为共产主义是一种反人性的主张,共产党是一种反人性的力量。苏联和东欧诸国共产主义理念的垮台也同是因为共产主张的反人性。

   因为社会、社会理念、制度、路线、政策等等,都是主观能力生成后才可能的;因而就是主观产物。而人却是在没生成主观能力前就已经是人的,因而人性就不是选择而是不能抗拒的。所以人类的存在除了是由它的本性所支持,并且其存在所实现的也只是本性,绝对再找不到别的——

   所以人性是人的存在的唯一支柱。当然就是社会合法的唯一尺度。

   凡违背这一原理的无不引发对抗,统统应予打倒!

   对于未来,改革是用为原因。通过改革使作用力的性质发生变化,期望引发新的、更理想的后果。从现实的角度上说,改革又是种结果,是现实状况太糟糕,糟到不改就不能为继才要改的。现实状况的糟糕是一个结果,什么的结果呢?是社会制度、理念、政策的结果,所以说改革的必须性是以往的累积之果。无论是理念、制度、路线还是政策,实际上都是责任的出发点,它们所解决的都是对什么负责和怎样负责,所以说改革的必须性是因以往的责任规定或负责的方式背离了人性。

   无论什么时代或什么国家,都是人的世界的事。在人的世界内没有人性以外的事:就人来说除了自然赋予的性又没有别的,就人的活动来说除了对自然性的实现又涉及不到别的。所以归根结底:社会的本质就是让所有人在公平条件下自由地实现生命,社会、社会理念、制度、路线就全是以对人的负责才成为必要,它们是否合法就以与人性相符为标准。凡是与人性相符的就引发谐和,凡是背离人性的就引发对抗,就陷社会于危机。因而说:凡需要发动改革的地方,都是那个社会,它的理念、制度背离了人的自然性。

   这观点是公理。不允许任何的讨价还价。容不得任何遮遮挡挡。

   一切改革的言论,凡是符合这一观点的就是有见识、有诚意的,必定能有所作为;凡是不符合这一观点的,不管它在哪个方面、哪个角度上不符,统统都是无诚意、无见的的,无所作为的。

   上节已证明:人之所以是一种通过责任来实现生命的存在物,是因为自然既给了人以性质,又让性质派生出主体能力。因而,归根结蒂责任也是自然力所导致出的一种关系。并且还证明了责任就是主体能力对客观自然性的承担。那么,要回答中国为什么必须实行改革?就得先予回答——

   共产党究竟是种对什么负责的力量?

   再以天命的责任标准来比对共产党的责任,这样,马上就能看清:

   共产党是种对统治负责的力量,而人所需要的却是对天命之性的满足。

   共产所给予的与人所需要的不是同一种东西,能不陷社会于对抗吗!

   对统治的维护并不问人性是什么,人需要的是什么,以及是怎么来的?它关心的只是:自己是否遭到反对,是否有被抛弃、推翻的危险?是否会崩溃?因而它要负起的责任就只是消除被反对、被粉碎、被抛弃和被推翻,克服崩溃。人既是天命,那么人的性就只与生相关,是客观的、既定的,人所需要的就不是社会可随意设计的。社会的责任是根据着人,根据天命的性来对人负责,不是异想天开地逆着人性,逆着天命——因社会是后天的,是被人性决定出来的,社会不是先天当然就不应享有自由,不应有对人性的说三道四,而只应有对人性的责任与追随。违背了这一原则,社会就陷于对抗。

   因共产主义和共产党含的是原罪:不是追随和符合人的天命之性,而是按照它的原则对人做重新的塑造,因而从共产党统治的那一天,社会就陷于对抗。我们前扑后继地与它斗争到今天,才概括出中国社会危机的本质:

   共产党的党性与人的天命之性间的不可克服的对抗性。

   中国社会为什么必须改革?就因为共产党不肯退出社会舞台,而人的天性又不可抗拒。共产党所仗恃的是它能用机械力来征服人,它把对人的迫害当成对人性的成功征服了。所以它只知抓人、杀人,却不知只要地球上还有人在,就还受那同一个天命之性的支配。它就永远处在与人性的对抗中。

   中国的改革应改的是什么,应革的是什么?应对什么负责?

   答曰:应改掉共产党,应革除共产党的党性!让社会只对人性负责。

   我的论证是在严格的知识原则之下的。是一切有起码诚恳的人都能承认的,虽然我仇恨共产主义和共产党,但我论证里的共产主义、共产党不是我仇恨的对象,而是被知识的材料。我对它所做的判断原本就是它的性质,只是隐含的,不够明显,我的才智是把它从它的机体里抽象出来,使之明朗化,但这些结论却不是我在外部制造了然后强塞进共产主义、共产党的机体。就像“1+1=2”,并不是在我的算术里它才是“2”,就是在胡锦涛的算术里它也是“2”;因“1+1”本来就是“2”,谁来求证都一样。

   并不是我强说共产党是对天命的对抗,而是“共产”做为知识形式反映的就是对天命的对抗。只要你抱着求知识的态度,谁来求证都得出这个结论。知识所以为知识,就是不因意志、立场的不同而不同,无论在谁,在什么阶级面前知识都恒定不变。任何一位只为求知而把共产党当做研究对象的人,都不会得出与我孙丰相反的结论,包括胡锦涛。他之所以与我的立场不同,是因我把一切都当做待知的对象,而胡锦涛却只有接受性,在他那里共产主义不是被认识的对象。“天生孙丰不是覆印机,一切面对了我的都只是对象,等着被求证,在没做出知解之前不被接受,不会被用做造句的材料,也不会用为实践的指导,更不会被追随。而天生胡锦涛(及其李长春、刘云山之流)却就是些覆印机,他们不解词,只造句。我的智慧是相对着共产主义、共产党独立地存在,而胡锦涛的智慧是用来为自己织茧,他是糊里糊涂地用共产之茧把自己包裹停当,然后在里边吐丝,越吐就越死。所以他们所说的话都颠三倒死,不伦不类。下边的话就是这种类型:

   中新网12月20日电:据《了望》周刊报道,面对日益暴露的深层次矛盾,中央倡导的八大理论创新逐步提出并成熟: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科学发展观、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建设、建设创新型国家、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树立社会主义荣辱观、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

   我将以严格的知识立场来证明“八大理论创新”——没有一件能在知识上成立。从而证明胡锦涛团派(不算温家宝)全是些滥竽充数!既没受理性的训练,又没有享受学问的志趣,全无学养,只能被动接受,不能把所接受的当成待认识的材料,甚至不知什么是证明,也从来不知去做证明。正因为从来不做证明,才正天说些乱三绞四的胡话,破绽百出,还自我感觉良好。

   我用“大”字为例来完成这一分析:在胡锦涛们心里,“大”只是一个形容词,他们可以使用它。而孙丰对“大”的分解却得到:

   ①、是形容词;

   ②、是形容词里的量词;

   ③、又是关系词,用为比较;

   ④、它的涵义就是凡在量上具有包含性的是大,被包含的是小。

   我这样做就是在知识这个词,我的应用就是在对它的知识之下发生的。“大”虽然只是单音节,单字,但它却是个综合的知识,是一个判断,我把它分解开来,展示了被它综合其内的每一成分,并且使每一成分都还原为它包含的对象。而胡锦涛们却只是由经验能力从环境和习惯里接受了它,又按照习惯来应用它,这种应用至少没有知识的支持。即使错用,陷于理性上的矛盾,也发现不了。检阅由吴仪所重复的胡锦涛那些话,以及由中新网发表的那“八大理论创新”,无不犯有“不解词就造句的错误”,明明被缚在自做的茧里,还嘲弄和迫害那些茧外的独立思考的人。所以胡锦涛所有讲话无一不含矛盾,无一能在知识上成立。一旦进入实践,就必是破坏力。

   进入实践,还不能凭直觉发现其错误。在实践中它们是被分解为数不清,并且又不能直观的环节发生作用的。即使陷于危机也搞不清被何所陷——

   比如:对中新网的“面对日益暴露的深层次矛盾”,胡锦涛、李长春、刘云山们要不服,就站出来回答回答:什么叫“深层次矛盾”?纯是胡说八道!其实只有“深层矛盾”,形容词的“深”就是用来修饰“层”的;而“次”与“层”完全无关,为什么要在“层”后加“次”?造成这种混乱的原因就是共产党是功利集团,以功利为目标就导致了它事事都要靠“制造”证明来支持的心理暗示,它的活动所造成的全是破坏性后果,就不能不用外力来强加“伟大和正确”,这种心态就不自觉地造成了共产党就怕人们看不到,持一种“不说白不说”,宁可多说也别漏下的心理变态。江泽民、胡锦涛、丁关根、李长春、刘云山……全是这么一些文盲、土鳖!

网路文摘-3229 2007-1-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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