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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丰文集
·原罪的共产党(21)
·原罪的共产党(22)
·咱把党剁内肉馅包成党肉包子,大家都吃吃有什么不好?
·原罪的共产党(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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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丰:原罪的共产党 (正文) 之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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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观念的非经验性在《自由中国》的作答
·孙丰:原罪的共产党 (正文) 之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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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丰:原罪的共产党 (正文) 之7
·孙丰:原罪的共产党 (正文) 之7
·孙丰:原罪的共产党 (正文) 之8
·孙丰:原罪的共产党 (正文) 之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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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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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丰简介
·鲁汉简介
第一部分 批判系列
1.“合法性”批判
·引文
·什么是“合法性”?
·“合法性”在哪里?
·人的客观性与人的能动性
·一般意义的“政党”的合法性
·从以上批判里得出的几个重要结论
·“共产党”批判”(一)
·“共产党”批判(二)
·“共产党”批判(三)
·“三个代表”想从哪里为共党补充合法性?(一)
·“三个代表”想从哪里为共产党补充合法性?(二)
·人类正义
·共产党是一功利主义的集团
·鸟瞰“十六大”
·“十六大”专侃
·打倒江泽民,重振中华
2.共产党“合法性”批判
·
·人类是有理性的存在物
·人是从哪里得到“法”的?
·“宪政”批判
·共产党“合法性”批判(4)
3.“三个代表”批判
·引文:批判,必须是对被批对象的还原
·仅在代表者与被代表者之间建立不起“代表”关系
·论“代表”一词对人性的割裂
·人是自己“是人”的,还是由第三者代表着才“是人”的?
·“代表”是机制联系事实
·纯粹语义学意义的“共产党”在逻辑上就非法
·“先进文化的前进要求”是谬句
·对“先进”的还原
·驳“文化的前进方向”
·对“立党之本”的批判
·对“执政之基”的批判
·“三个代表”是贪污之伞
·从对“党”的还原里把握“立党之本”
·“全民党”是一个矛盾,在逻辑上无解
·关于“共产党是否代表工人阶级”的问题
·“三个代表”的创建背景就是二难背反
·为腐败的合法化立法!
·信仰价值观对经验价值观的反动
·信仰是理性成果,人是自然事实
·经验,是人类达到自身的唯一管道
4.对“三个代表”入宪法的讨伐
·批判提纲
·中共十六届三中全会议题
·对“宪政”的思辩
·人是目的之物吗?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是法,但不是宪政之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国,不是共和国
·“三个代表”是意志,是反宪政的
·中国的问题是因《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腐败
·中国已经成熟到走进“全民公决”的程度
5.“为人民服务”批判
·引文
·人只是自然之物
·造物主创造了人,是让人在世上干什么的?
·对“异化、分裂”的证明
·是语言让自然之人成了社会之人的
6.“价值观”批判
·“价值观”批判
7.江泽民“经典”批判
·江泽民“经典”批判
8.胡锦涛“七一”讲话批判
·只要立党,就决不可能为公!
·只要执政,就决不能为民
·人有人性,党有党性
·政有政性,权有权性
9.对中共16届4中全会《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批判
·“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建设”救不了共产党
·“提高党的执政能力”救不了共产党(2)
·“提高执政能力建设”救不了共产党(3)
10.胡锦涛言论批判
·赵简子,你在哪里?
·究竟是人对政权负责,还是政权应对人负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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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篇(3)

原罪的共产党(4)

孙丰

开卷前的热身之作

第二篇:“党内民主+行政改革”?别自欺欺人啦!

只要“党”前还保留着“共产” ,改革就是枉淡!

三、为什么要改革?

   因为实践理念与人的本性处于对立中,深刻地陷社会于危机,为走出危机才需发动改革。在任何条件下改革都是对着实践的指导思想而发动。

   改革冲着的是什么?答曰:贯彻于实践中的理念、制度、路线、政策。

   改革所依据的又是什么?答曰:永远依凭人性。

   因而说,一切改革都是由反人性的实践理念所引起。中国需要改革是因为共产主义是一种反人性的主张,共产党是一种反人性的力量。苏联和东欧诸国共产主义理念的垮台也同是因为共产主张的反人性。

   因为社会、社会理念、制度、路线、政策等等,都是主观能力生成后才可能的;因而就是主观产物。而人却是在没生成主观能力前就已经是人的,因而人性就不是选择而是不能抗拒的。所以人类的存在除了是由它的本性所支持,并且其存在所实现的也只是本性,绝对再找不到别的——

   所以人性是人的存在的唯一支柱。当然就是社会合法的唯一尺度。

   凡违背这一原理的无不引发对抗,统统应予打倒!

   对于未来,改革是用为原因。通过改革使作用力的性质发生变化,期望引发新的、更理想的后果。从现实的角度上说,改革又是种结果,是现实状况太糟糕,糟到不改就不能为继才要改的。现实状况的糟糕是一个结果,什么的结果呢?是社会制度、理念、政策的结果,所以说改革的必须性是以往的累积之果。无论是理念、制度、路线还是政策,实际上都是责任的出发点,它们所解决的都是对什么负责和怎样负责,所以说改革的必须性是因以往的责任规定或负责的方式背离了人性。

   无论什么时代或什么国家,都是人的世界的事。在人的世界内没有人性以外的事:就人来说除了自然赋予的性又没有别的,就人的活动来说除了对自然性的实现又涉及不到别的。所以归根结底:社会的本质就是让所有人在公平条件下自由地实现生命,社会、社会理念、制度、路线就全是以对人的负责才成为必要,它们是否合法就以与人性相符为标准。凡是与人性相符的就引发谐和,凡是背离人性的就引发对抗,就陷社会于危机。因而说:凡需要发动改革的地方,都是那个社会,它的理念、制度背离了人的自然性。

   这观点是公理。不允许任何的讨价还价。容不得任何遮遮挡挡。

   一切改革的言论,凡是符合这一观点的就是有见识、有诚意的,必定能有所作为;凡是不符合这一观点的,不管它在哪个方面、哪个角度上不符,统统都是无诚意、无见的的,无所作为的。

   上节已证明:人之所以是一种通过责任来实现生命的存在物,是因为自然既给了人以性质,又让性质派生出主体能力。因而,归根结蒂责任也是自然力所导致出的一种关系。并且还证明了责任就是主体能力对客观自然性的承担。那么,要回答中国为什么必须实行改革?就得先予回答——

   共产党究竟是种对什么负责的力量?

   再以天命的责任标准来比对共产党的责任,这样,马上就能看清:

   共产党是种对统治负责的力量,而人所需要的却是对天命之性的满足。

   共产所给予的与人所需要的不是同一种东西,能不陷社会于对抗吗!

   对统治的维护并不问人性是什么,人需要的是什么,以及是怎么来的?它关心的只是:自己是否遭到反对,是否有被抛弃、推翻的危险?是否会崩溃?因而它要负起的责任就只是消除被反对、被粉碎、被抛弃和被推翻,克服崩溃。人既是天命,那么人的性就只与生相关,是客观的、既定的,人所需要的就不是社会可随意设计的。社会的责任是根据着人,根据天命的性来对人负责,不是异想天开地逆着人性,逆着天命——因社会是后天的,是被人性决定出来的,社会不是先天当然就不应享有自由,不应有对人性的说三道四,而只应有对人性的责任与追随。违背了这一原则,社会就陷于对抗。

   因共产主义和共产党含的是原罪:不是追随和符合人的天命之性,而是按照它的原则对人做重新的塑造,因而从共产党统治的那一天,社会就陷于对抗。我们前扑后继地与它斗争到今天,才概括出中国社会危机的本质:

   共产党的党性与人的天命之性间的不可克服的对抗性。

   中国社会为什么必须改革?就因为共产党不肯退出社会舞台,而人的天性又不可抗拒。共产党所仗恃的是它能用机械力来征服人,它把对人的迫害当成对人性的成功征服了。所以它只知抓人、杀人,却不知只要地球上还有人在,就还受那同一个天命之性的支配。它就永远处在与人性的对抗中。

   中国的改革应改的是什么,应革的是什么?应对什么负责?

   答曰:应改掉共产党,应革除共产党的党性!让社会只对人性负责。

   我的论证是在严格的知识原则之下的。是一切有起码诚恳的人都能承认的,虽然我仇恨共产主义和共产党,但我论证里的共产主义、共产党不是我仇恨的对象,而是被知识的材料。我对它所做的判断原本就是它的性质,只是隐含的,不够明显,我的才智是把它从它的机体里抽象出来,使之明朗化,但这些结论却不是我在外部制造了然后强塞进共产主义、共产党的机体。就像“1+1=2”,并不是在我的算术里它才是“2”,就是在胡锦涛的算术里它也是“2”;因“1+1”本来就是“2”,谁来求证都一样。

   并不是我强说共产党是对天命的对抗,而是“共产”做为知识形式反映的就是对天命的对抗。只要你抱着求知识的态度,谁来求证都得出这个结论。知识所以为知识,就是不因意志、立场的不同而不同,无论在谁,在什么阶级面前知识都恒定不变。任何一位只为求知而把共产党当做研究对象的人,都不会得出与我孙丰相反的结论,包括胡锦涛。他之所以与我的立场不同,是因我把一切都当做待知的对象,而胡锦涛却只有接受性,在他那里共产主义不是被认识的对象。“天生孙丰不是覆印机,一切面对了我的都只是对象,等着被求证,在没做出知解之前不被接受,不会被用做造句的材料,也不会用为实践的指导,更不会被追随。而天生胡锦涛(及其李长春、刘云山之流)却就是些覆印机,他们不解词,只造句。我的智慧是相对着共产主义、共产党独立地存在,而胡锦涛的智慧是用来为自己织茧,他是糊里糊涂地用共产之茧把自己包裹停当,然后在里边吐丝,越吐就越死。所以他们所说的话都颠三倒死,不伦不类。下边的话就是这种类型:

   中新网12月20日电:据《了望》周刊报道,面对日益暴露的深层次矛盾,中央倡导的八大理论创新逐步提出并成熟: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科学发展观、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建设、建设创新型国家、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树立社会主义荣辱观、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

   我将以严格的知识立场来证明“八大理论创新”——没有一件能在知识上成立。从而证明胡锦涛团派(不算温家宝)全是些滥竽充数!既没受理性的训练,又没有享受学问的志趣,全无学养,只能被动接受,不能把所接受的当成待认识的材料,甚至不知什么是证明,也从来不知去做证明。正因为从来不做证明,才正天说些乱三绞四的胡话,破绽百出,还自我感觉良好。

   我用“大”字为例来完成这一分析:在胡锦涛们心里,“大”只是一个形容词,他们可以使用它。而孙丰对“大”的分解却得到:

   ①、是形容词;

   ②、是形容词里的量词;

   ③、又是关系词,用为比较;

   ④、它的涵义就是凡在量上具有包含性的是大,被包含的是小。

   我这样做就是在知识这个词,我的应用就是在对它的知识之下发生的。“大”虽然只是单音节,单字,但它却是个综合的知识,是一个判断,我把它分解开来,展示了被它综合其内的每一成分,并且使每一成分都还原为它包含的对象。而胡锦涛们却只是由经验能力从环境和习惯里接受了它,又按照习惯来应用它,这种应用至少没有知识的支持。即使错用,陷于理性上的矛盾,也发现不了。检阅由吴仪所重复的胡锦涛那些话,以及由中新网发表的那“八大理论创新”,无不犯有“不解词就造句的错误”,明明被缚在自做的茧里,还嘲弄和迫害那些茧外的独立思考的人。所以胡锦涛所有讲话无一不含矛盾,无一能在知识上成立。一旦进入实践,就必是破坏力。

   进入实践,还不能凭直觉发现其错误。在实践中它们是被分解为数不清,并且又不能直观的环节发生作用的。即使陷于危机也搞不清被何所陷——

   比如:对中新网的“面对日益暴露的深层次矛盾”,胡锦涛、李长春、刘云山们要不服,就站出来回答回答:什么叫“深层次矛盾”?纯是胡说八道!其实只有“深层矛盾”,形容词的“深”就是用来修饰“层”的;而“次”与“层”完全无关,为什么要在“层”后加“次”?造成这种混乱的原因就是共产党是功利集团,以功利为目标就导致了它事事都要靠“制造”证明来支持的心理暗示,它的活动所造成的全是破坏性后果,就不能不用外力来强加“伟大和正确”,这种心态就不自觉地造成了共产党就怕人们看不到,持一种“不说白不说”,宁可多说也别漏下的心理变态。江泽民、胡锦涛、丁关根、李长春、刘云山……全是这么一些文盲、土鳖!

网路文摘-3229 2007-1-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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