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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丰文集
·区分专制与意识形态异化
·回黄鐘:制度是人建,民主却是生命的独立性,独立性不是人建
·“民”是意识形态修饰事实吗?
·陈良宇哪有什么堕落?
·用林希翎的话来压分成见与个人智慧
·党要“形象”干鸟用?
·哪有“为党工作”这回事?
·何为理性?就是坚持真理的可证明性!
·“以人为本”乃是“阳谋”
·科学价值观是纸糊老婆,糊弄光棍
·炸情妇判死刑是党对贪官的最大爰护
·“社会主义”是窖子,“和谐”是牌坊
·糊涂还不好?有福!
·“为富人说话与为穷人做事”语无伦次
·“穷人堕落更快”哪是语出惊人?分明是杀穷济富!
·“弱者对弱者的祸害”只是权贵祸善百姓的一个环节
·不存在“仇恨富人”空个事实
·胡锦涛别牛,塌桥还不塌死你们?跟我来宰赏有多靓!
·张耀杰你若“不仇官”,我怎么会知道你?
·你为茅于轼悲的什么凉?
·请魏京生出面救周玉田!
·任命胡锦涛为慌言党幼儿园高班阿姨
·民运是规律,何去何从却是选择
·中国的富人阶级是官僚寄生阶级
·:“反党反社会主义”还算不上灾难之源
·民运不是斗内,是自身精神的洗礼!
·民运不是斗内,是自身精神的洗礼!
·民运不是斗内,是自身精神的洗礼!
·民运不是斗内,是自身精神的洗礼!(2)
·民运领袖所当记录永备
·民运的现状与前景
·毛泽东不知什么是党
·毛泽东不知什么是党(2)
·《文化人误国误民》是穿开档裤玩深沉
·总统幼儿院:藏事三议(之一)专制的元、明、清、中华民国为什么不发生藏独?
·总统幼儿园:藏事三议(之2)
·藏事三议(之3)
·雪灾、“藏乱”、“京火受阻”、撞车、地震的共同诉求--摈弃“意识形态”回归人伦
·读《共产党能进步吗?》有感(1)
·读《共产党也能进步吗?》有感(2)
·胡锦涛“怀孕”与黄琦“持有”机密
·胡锦涛就是中国社会危机的深层原因!
·胡锦涛就是中国社会危机的深层原因
·石宗源就是贵州事件的深层原因!
·习近平哪有什么思路
·鲍彤先生评价石宗源不符
·从胡锦涛的随扈动粗说开去
·李瑞环抚琴对牛弹 竖子涛心暗难教化
·新华社消息
·杨佳是中国宪法自身危机的产物!
·杨佳行为标志中国社会模式已达极限!
·中共最后一张人脸就这样撕下来了
·《反思西方民主》一文是辨术,而非认识
·我告诉薄熙来----杨佳就是比尔盖茨!
·薄熙来你讲讲:美国到底是什么教育制度?
·胡星斗《只有宪政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一文不通
·以《新疆公安向日本记者道歉》为前件,求证:究竟谁是打、砸、抢?
·难道“个人极端行为”没有来源?
·李昌钰说的“‘治本’靠宗教、社会和教育”欠妥
·海外民运是不是该从“台湾之耻”案里吸取点什么?
·有了“宪政民主”肯定能万事大吉!
·中国民主党(海外联总)法国党部九月会议文件(第一号):
·对《08宪章》与“和解论”的批判(1)
·对《08宪章》与“和解论”的批判(2)
·中宣部就是强奸民意部
·中宣部=强奸民意部(2)
·对胡平《从经济狂想到政治狂想》一文的批评
·“革命”做为概念其涵义就是一概而论的!
·对“宗教是不是對抗生命”的囬答
·对“宗教是不是對抗生命”的囬答(下)
·对《08宪章》与“和解论”的批判(5)
·科学社会主义“科”在哪里?
·严家祺也应保证自己的话有边有沿
·邓玉娇案证明----政权非法
·邓玉娇案的证明----中共政权非法(上)
·邓玉娇弃证明:中共政权非法!(下)
·二、邓玉娇案证明:在人与共产之间不存在任何共同性;因而说----
·逢共必反是民运的应有之义!
·乌市骚乱在现象上像是仇恨暴力事件,但本质上不是民族性仇斗
·就是“依靠”各族群众也稳定不了
·都是意识形态若的祸
·“共产主义”和“对上帝、真主的信仰”都是不能证明的意识形态
·对《中共严打‘红顶’黑帮》的理性清理
·对《中共严打‘红顶’黑帮》的理性清理
·人性价值既普世,何来“民族自治”?
·人性价值既普世,何来自治?(2)
·对“海外民运山头林立的批评”的批评
·给范似东:民主不是发明,也不能发明
·民主制度不是天生的,可“民”呢?民却是天生!
·“共产”就是一个理,你怎么“伦”能伦到它之外去?
·“民主就是‘共产’”,这判断没有必须的过渡
·对《海外民运的历史性失败》的批评
·张三兄,本事再大也“弃”不了词
·“我坚信我的父亲是个大英雄”违犯常伦
·“即便是“妄想”,只要所根据的是“普世”,就合法,就有效!”
·凡需要巩固的必不是本己的和本原的联系
·只有人政,内政只是人的表现方面方面
·“‘普世价值’不存在”=我们共产党就是恶狼,你有啥法?
·即便是“妄想”,只要根据“普世”,那就合法,就有效!
·共产政权下,意识形态为什么会亮剑?
·什么是普世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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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国凯,你得回答--

   孙丰:刘国凯,你得回答--

   

   三、略谈:软件与硬件

   

   在民运阵营,共性是都向往民主,反专制,反共。但好多朋友身上仍染有中共的意识形态痕迹,常常不自觉流露还觉不出。我把国凯划在已不染意识形态残迹之列,但这个不染不是绝对的,只是说他的言谈与许多朋友相比更接近自然,但有时不慎也还有残余。下边这句:“孙丰先生是我七九民运的老战友”--“战友”这个词就是共产文化的残留,一些曾下过乡或到边疆农垦或一块共事的人一写到这段历史就“战友、战友”没个完,你何从战过?哪来的战友?其实“战友”这个词纯是共产意识形态出于资格证明而固化出来的套话,若说成“老友”、“老朋友”、“老伙伴”不更真实,更亲切,更近乎人性自然性吗?

   

   造成这种区别的原因是:凡是侧重于理性清理的,意识形态残留物就少,凡是侧重于实际活动的,其言谈里的中共残留物就明显。下边来分析我这个立论:不久前国凯和他党另一朋友淡及民主党一大时,说这次会开的很像样,环环相扣,为再开会立了个模式。大家走后,只剩下我和徐文立,他同我说:“国凯说他们党在规模上虽小,但却有理念,他说咱们党没有明确的理念”。我说“对,他说的对,事情也正是这样”。但没往深处交谈。徐阐述的刘的话,正是我这里说的“侧重于理性清理的人与侧重于实际活动的人”这个界分。

   

   刘国凯个性上有侧重理性清理的倾向,他就自觉不自觉发生思辩,只要思辩就不能不受理性规则的洗礼,青少年时代被环境灌输的那些成见被排泄的机会就多,就有自觉把握到理念的可能。他有好几大本书,其行文中生涩、僵硬、八股气就较别的朋友为少(不是没有)。请读者去调查:把玩唐诗、宋词、古文观止的人就是不学汉语规范,行文也畅顺自然,不至陷于逻辑矛盾。为什么?

   

   因为唐诗、宋词、古文观止不只是在语义上是经典,在逻辑上也是经典,只要被它规范了也就等于被汉语规范所规范。

   

   进一步分析:侧重于理性清理属于软件建设,其智慧所对着的就是共同的文化背景,并不直接求功效,其所求只是“理值”可证性,而事实上又往往得来并未费工夫,“无为”一词就包含着这层思想,所以就有在“意”外收到“治”的果实的极多机会。而侧重于实践活动则是硬件建设,其智慧多用在实际任务上,目标明确、具体

   ,对实效的要求强烈。可往往在所求清晰、明确背后生出节外之枝……三门峡的直接功效之外是黄河流域环境的全面恶化,在明确的“治”之外潜隐着对治的解构、破坏。当然,在实践上软环境与硬事实不仅互相绞织,就是对实际才能的需要也不是绝然割裂的。形而上与形而下也有锯牙交错的事和时。

   

   刘国凯的个性里有明显的理性清理倾向,即不自觉的形而上,他评价文革的一系例创作就是证明,但国凯这些书都是以事实为成立,他又注重实践活动--到各国去找社民党,与之交流,到处演讲,都是求功效的实证,因此他智慧的主要倾向还在形而下。他清楚“社会民主”是个理念,而民主党的人则没有对理念的自觉,这只是在一件实事上清楚。他向徐那样说就是对的,恰当的。

   

   可他不知“民主”只做为概念,概念涵义本身所具有的理念性,虽然借助者未必清楚,但并不妨碍概念做为理念的涵义的彻底性,因而在实践活中概念的理念性会对人发生推动和支配的作用,虽然人并不一定能觉出,就像我们之受社会主义的作用。而“社会民主主义”做为概念,还包含着对民主的实现性,实现性所包含的方法论的程序性,所以做为纯概念的“社会民主”在涵义上并不是彻底的,在瑞典有效不一定对中华也有效,在这方面他离形而上又还有很远。

   

   这里我讲一讲我们民主党方面存在的一个问题--即民主党的党章。这部党章没有党章的样子,倒像国法,党章的有些条款实际倒像是公权力。这也就是刘国凯向徐文立指出的那个问题的具体化、日常化。我批评胡锦涛不知什么是政党,什么是共产党这个命题,其实同时也在批评我们民主阵营,特别是我的盟友--徐的个人智慧并没用到人类理性的清理上,没自觉去解决“纯粹政党”这个问题--看台湾兰、绿两营的互批互斗中常常说出--“那是公权力”这句话,这意味着台湾的政党已意识到自己只是集团,是集合起来的一种“私”。所以说党章就不能用社会,用公权力的立场来写,因为政党只是用来保证权力合法合的,不是用来执政的。所谓“执政党”只是为政权配备干部,事实在管理国家的不是党,而是政权。党并不领导国家,党若能领导国家怎么会有“政权”这个词呢?政权里的人的活动也不是在对政党负责,而是对全体国民,国土,国土上的资源……国际联络……等等负责。党章表述的只是一部分人的意志,这意志也不是对着国民而是对着对等物--别的政党的意志。只有这种对等关系才构成平衡,由平衡促成公权力的合法。这是胡锦涛和共产党所未懂的。民主党的党章没有这种自觉,就是刘国凯所看到的没有明确的理念。但事实上却只是在人的思想上没有(即没自觉到)而非民主概念不具理念性,这一点国凯没说出来。

   

   这几天民主党内又在王希哲就台湾入联问题的提案略现分歧,这又是理性洗涤和不洗涤的一种交错:王希哲这个人的长处是敏感,他特别敏感,什么事都能在第一时间洞察根底,可从世俗的、日常的(即不是理性证明的)眼光出发的话接受上就有困难,这才是分歧的原因,其实并非人与人的分歧。王希哲论辩上的及时性、严密性、直迫要害等等都是一流,但他用的不是专门理性分析,许多读者用就事的眼光接受上有障得,可这些人又常常为他的锋利叫好击掌(网文很多)。我只是把这件许多人看为矛盾的事事抽了象,了然了它。

   

   我借此来区分民主与社会民主主义在概念涵义上的距离,并指出“民主”只是个纯粹的质;而“社会民主主义”还包含着并且更侧重于实现民主的方法论。思想家的活动是建设软件,活动家的活动是建设硬件。这是毛泽东与周恩来的区别。只是毛泽东在硬件功夫上也不软,他在个性素质上有无赖、流氓气,心狠手毒,是个无赖思想家。他的文章是%100的软件,他的行动又是硬件。而周恩来是个纯粹的硬件,可以说他的活动对文化环境的影响不深,是个彻头彻尾的硬件式,周到、机敏、玲珑人物。邓小平是个只想不思的人,地地道道的实力家,只崇力不讲理,由于时势的关系他对民族的心灵环境发生了动摇性影响,其罪恶特别严重。而江泽民是个完全的无赖汉。至于阿涛,决不无赖,只能算个机械脑瓜,既不反观自身,也不懂什么是思,什么是想,被机械所规定,又按照覆印的方式往外输出。他的时机可以使他成为历史巨人,他的不具思维能力又将使他被历史所审判。温家宝呢,是个未上升到自觉阶段的软件

   智慧,本质上是软件,但未开发规范到成熟。

   

   说了这些只是为分析国凯老弟的“社会民主主义是民主主义的继承和升华,民主主义的资格比社会民主主义老”。对啦,正因民主老,它才是始,是源,是它在支配人,而“社会民主主义”却是人支配出来的。等着下一回说。

   

   谢谢那些担心我与国凯发生吵架的朋友,这怎么可能呢?已故汤戈旦老不是说了句“理论上的彻底性与行动上的保守性吗”,我只是在解词,享解词之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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