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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丰文集
·这“十面霾伏”是西方还是东方……敌对势力?
·党若亡了,习近平还能不再是习近平了吗?
·“以法治贪”治不了贪!因为“法”并不=自身合法
·人立的法并不是第一原则,未必合法
·朝鲜与周、薄事件证明----一党不是党!
·革命合法性即抢劫合法性!
·“杀张成泽乃朝鲜内政”,实是恶狼惜恶狼!
·不包含平反冤、假、错案的打虎不具有人民性!
·“形式、官僚、享乐、著靡”都只是风气而不是主义!
·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这个句子通不通?
·“三代表、科学观、中国梦”就是四凤!
·改造大学新闻,是对人类伦理根系的摧残!
·改造大学新闻系,是对人类伦理根脉的摧残!(2)
·邓、江、胡的不同行为,却是同一个呼唤----
·邓、江、胡间的斗争就是对多党制的呼唤!
·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推动不了改革!
·章立凡把话说倒了,应为“共产主义是毛泽东的负责产”
·16位省部官员落马证明“马主义教育”是扯淡!(1)
·16位省部官员落马证明“马主义教育”是扯淡!(2)
·16位省部官员落马证明“马主义教育”是扯淡!(2)
·周、薄也喊“巩固党和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基础”
·是共产主义犯法还是“异见人士”犯法?
·“革命”与“正能量”都是本己性自涵
·雾霾攻陷中国,证明“科学发展观”就是“形式主义”!
·“科学发展观”是最典型的煞有介事!
·科学在心外可操作,是器,谓之形而下;“观”呢?
·“不做李自成”不过就是张决心书
·做了李自成又有何妨?只要人人过得好。
·共党当世英雄者,就应沦自已为李自成!
·这份文件是“历史顺势还是逆势”下的?
·既是官场丑闻,为什么还要对“敌对势力”亮剑?
·政治局会议承认自已是恶覇坏蛋
·胡德平注意:理论只有有效性,没有先进性。
·习近平的只有人话没有党话的新年贺词!
·吴稼祥“习李一年远超胡温十年”之说不怎么严谨
·共党的当世英雄者,就应甘愿把自已沦为李自成!
·到底是“势力”敌对,还是党性本恶?
·得道多助,失道当然寡助!--对火烧领馆的评说
·不在于習是否想做事,而在于他懂不懂事
·“黄牛的品格千里马的气势”是要有就能有的吗?
·在王军涛论点上来比较国民党与共产党
·是政法委挑衅国民,还是国民挑畔政法委?
·拍蝇打虎所指全是果,时过境迁复又生,何哉?
·国民党能出了新,共产党为什么不能?
·活动在“教义”内,胆再大也改不了革!
·致姜维平:司法腐败只能说最严重不能说最大
·害群之马正在孤假虎威
·王军涛:習順勢幹壞事易,逆勢做好事難,为什么?
·王军涛等还有个“海外民運撕裂了”的误解
·公平=正义=普遍原则=普世价值=宪政(“=”号读为“就是”)
·只要“政治安全政权安全在首位”,决无公平与正义!
·严家祺的《論聰明……》只是述说而非论究
·在“甭管甚麼陰招、損招”的宣示下,何来公平与正义?
·《习近平学“铁血宰相”》是开裆裤说大人说话
·就算《系统清理权贵恶政》也不是出路!
·李源潮也是满嘴屁话!共产党可真是烂到了头发稍!
·从来就没有群众路线这回事
·说党的纯洁性本质上就是欺蒙性
·只要“特色”就绝无民主!(不管什么特色)
·清问共产党:“普世”这个词抽象在哪?又片面了什么?
·“党同伐异”是一切政党得以合法的先验条件
·只要一党,它就肯定是违法的!
·老虎非天生,那孕育老虎的乳汁才是罪恶之源
·对习平平的两个不能放弃的思辩
·对习近平的两个不能放弃的思辩
·我在推特上的帖子及网友提出的问题:
·我的闻答----
·文革中的左与右
·只要还高举“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就休想改革!
·向孙丰请教一个问题。
·回凯源
·支持习近平就是“支持自己”?乖乖!
·人们要问的是:社会主义就这个好法吗?
·价值观讨论中的一些问题:
·“对恐怖纷子不施仁政”是逻辑错话
·对俞正声的屁话:“热烈而不对立的讨论”的质问
·俞正声的屁话二:
·因暴恐对标本兼治的思考:(1)何为标?
·评宋鲁郑
·评《中国正迎来自信时代》(2)
·没有有百性相信官方也信的信仰
·讲一讲思辨:
·“法如天大”可,“国法如天大”绝对不可!
·辨“道理”
·是党员抹黑了党还是党毒化了党员?
·习近平的法国骚与老子的道
·不存在治了治不了疆,只存在共产党治不了中国
·《儒家应该意识形态化》此议无效
·意识形态既非物亦非生命,何来安全?
·让高瑜用自己的嘴来证明自己有罪,恰恰证明了共产党对“高输有罪”心存疑虑
·任何存在物都只能“是”其所“是”,不能“是”其所非
·不论何种敌对势力,都是共产政权的物极而陷的必反
·占中马后炮: “一国两制”这是一个承诺
·对《奧巴马是讲普世价值,习近平是讲法治》的纯粹理性分析
·明镜《習近平的打貪對中國來說是壞消息》立论不妥
·是徐才厚误党误国误军,还是党误徐才厚?----析军报《再批徐才厚》
·到底腐败是什么?
·历史进程不再是关注敌不敌对,而是回答:该不该灭共党!
·人是伦理动物。而“党”是被人伦出来的一个“理”。党是私。
·“意识形态安全”被提出,意味着共党人向自己承认:社会主义反人类!
·历史是合规律的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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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国凯,你得回答--

   孙丰:刘国凯,你得回答--

   

   三、略谈:软件与硬件

   

   在民运阵营,共性是都向往民主,反专制,反共。但好多朋友身上仍染有中共的意识形态痕迹,常常不自觉流露还觉不出。我把国凯划在已不染意识形态残迹之列,但这个不染不是绝对的,只是说他的言谈与许多朋友相比更接近自然,但有时不慎也还有残余。下边这句:“孙丰先生是我七九民运的老战友”--“战友”这个词就是共产文化的残留,一些曾下过乡或到边疆农垦或一块共事的人一写到这段历史就“战友、战友”没个完,你何从战过?哪来的战友?其实“战友”这个词纯是共产意识形态出于资格证明而固化出来的套话,若说成“老友”、“老朋友”、“老伙伴”不更真实,更亲切,更近乎人性自然性吗?

   

   造成这种区别的原因是:凡是侧重于理性清理的,意识形态残留物就少,凡是侧重于实际活动的,其言谈里的中共残留物就明显。下边来分析我这个立论:不久前国凯和他党另一朋友淡及民主党一大时,说这次会开的很像样,环环相扣,为再开会立了个模式。大家走后,只剩下我和徐文立,他同我说:“国凯说他们党在规模上虽小,但却有理念,他说咱们党没有明确的理念”。我说“对,他说的对,事情也正是这样”。但没往深处交谈。徐阐述的刘的话,正是我这里说的“侧重于理性清理的人与侧重于实际活动的人”这个界分。

   

   刘国凯个性上有侧重理性清理的倾向,他就自觉不自觉发生思辩,只要思辩就不能不受理性规则的洗礼,青少年时代被环境灌输的那些成见被排泄的机会就多,就有自觉把握到理念的可能。他有好几大本书,其行文中生涩、僵硬、八股气就较别的朋友为少(不是没有)。请读者去调查:把玩唐诗、宋词、古文观止的人就是不学汉语规范,行文也畅顺自然,不至陷于逻辑矛盾。为什么?

   

   因为唐诗、宋词、古文观止不只是在语义上是经典,在逻辑上也是经典,只要被它规范了也就等于被汉语规范所规范。

   

   进一步分析:侧重于理性清理属于软件建设,其智慧所对着的就是共同的文化背景,并不直接求功效,其所求只是“理值”可证性,而事实上又往往得来并未费工夫,“无为”一词就包含着这层思想,所以就有在“意”外收到“治”的果实的极多机会。而侧重于实践活动则是硬件建设,其智慧多用在实际任务上,目标明确、具体

   ,对实效的要求强烈。可往往在所求清晰、明确背后生出节外之枝……三门峡的直接功效之外是黄河流域环境的全面恶化,在明确的“治”之外潜隐着对治的解构、破坏。当然,在实践上软环境与硬事实不仅互相绞织,就是对实际才能的需要也不是绝然割裂的。形而上与形而下也有锯牙交错的事和时。

   

   刘国凯的个性里有明显的理性清理倾向,即不自觉的形而上,他评价文革的一系例创作就是证明,但国凯这些书都是以事实为成立,他又注重实践活动--到各国去找社民党,与之交流,到处演讲,都是求功效的实证,因此他智慧的主要倾向还在形而下。他清楚“社会民主”是个理念,而民主党的人则没有对理念的自觉,这只是在一件实事上清楚。他向徐那样说就是对的,恰当的。

   

   可他不知“民主”只做为概念,概念涵义本身所具有的理念性,虽然借助者未必清楚,但并不妨碍概念做为理念的涵义的彻底性,因而在实践活中概念的理念性会对人发生推动和支配的作用,虽然人并不一定能觉出,就像我们之受社会主义的作用。而“社会民主主义”做为概念,还包含着对民主的实现性,实现性所包含的方法论的程序性,所以做为纯概念的“社会民主”在涵义上并不是彻底的,在瑞典有效不一定对中华也有效,在这方面他离形而上又还有很远。

   

   这里我讲一讲我们民主党方面存在的一个问题--即民主党的党章。这部党章没有党章的样子,倒像国法,党章的有些条款实际倒像是公权力。这也就是刘国凯向徐文立指出的那个问题的具体化、日常化。我批评胡锦涛不知什么是政党,什么是共产党这个命题,其实同时也在批评我们民主阵营,特别是我的盟友--徐的个人智慧并没用到人类理性的清理上,没自觉去解决“纯粹政党”这个问题--看台湾兰、绿两营的互批互斗中常常说出--“那是公权力”这句话,这意味着台湾的政党已意识到自己只是集团,是集合起来的一种“私”。所以说党章就不能用社会,用公权力的立场来写,因为政党只是用来保证权力合法合的,不是用来执政的。所谓“执政党”只是为政权配备干部,事实在管理国家的不是党,而是政权。党并不领导国家,党若能领导国家怎么会有“政权”这个词呢?政权里的人的活动也不是在对政党负责,而是对全体国民,国土,国土上的资源……国际联络……等等负责。党章表述的只是一部分人的意志,这意志也不是对着国民而是对着对等物--别的政党的意志。只有这种对等关系才构成平衡,由平衡促成公权力的合法。这是胡锦涛和共产党所未懂的。民主党的党章没有这种自觉,就是刘国凯所看到的没有明确的理念。但事实上却只是在人的思想上没有(即没自觉到)而非民主概念不具理念性,这一点国凯没说出来。

   

   这几天民主党内又在王希哲就台湾入联问题的提案略现分歧,这又是理性洗涤和不洗涤的一种交错:王希哲这个人的长处是敏感,他特别敏感,什么事都能在第一时间洞察根底,可从世俗的、日常的(即不是理性证明的)眼光出发的话接受上就有困难,这才是分歧的原因,其实并非人与人的分歧。王希哲论辩上的及时性、严密性、直迫要害等等都是一流,但他用的不是专门理性分析,许多读者用就事的眼光接受上有障得,可这些人又常常为他的锋利叫好击掌(网文很多)。我只是把这件许多人看为矛盾的事事抽了象,了然了它。

   

   我借此来区分民主与社会民主主义在概念涵义上的距离,并指出“民主”只是个纯粹的质;而“社会民主主义”还包含着并且更侧重于实现民主的方法论。思想家的活动是建设软件,活动家的活动是建设硬件。这是毛泽东与周恩来的区别。只是毛泽东在硬件功夫上也不软,他在个性素质上有无赖、流氓气,心狠手毒,是个无赖思想家。他的文章是%100的软件,他的行动又是硬件。而周恩来是个纯粹的硬件,可以说他的活动对文化环境的影响不深,是个彻头彻尾的硬件式,周到、机敏、玲珑人物。邓小平是个只想不思的人,地地道道的实力家,只崇力不讲理,由于时势的关系他对民族的心灵环境发生了动摇性影响,其罪恶特别严重。而江泽民是个完全的无赖汉。至于阿涛,决不无赖,只能算个机械脑瓜,既不反观自身,也不懂什么是思,什么是想,被机械所规定,又按照覆印的方式往外输出。他的时机可以使他成为历史巨人,他的不具思维能力又将使他被历史所审判。温家宝呢,是个未上升到自觉阶段的软件

   智慧,本质上是软件,但未开发规范到成熟。

   

   说了这些只是为分析国凯老弟的“社会民主主义是民主主义的继承和升华,民主主义的资格比社会民主主义老”。对啦,正因民主老,它才是始,是源,是它在支配人,而“社会民主主义”却是人支配出来的。等着下一回说。

   

   谢谢那些担心我与国凯发生吵架的朋友,这怎么可能呢?已故汤戈旦老不是说了句“理论上的彻底性与行动上的保守性吗”,我只是在解词,享解词之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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