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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丰文集
·中宣部就是强奸民意部
·中宣部=强奸民意部(2)
·对胡平《从经济狂想到政治狂想》一文的批评
·“革命”做为概念其涵义就是一概而论的!
·对“宗教是不是對抗生命”的囬答
·对“宗教是不是對抗生命”的囬答(下)
·对《08宪章》与“和解论”的批判(5)
·科学社会主义“科”在哪里?
·严家祺也应保证自己的话有边有沿
·邓玉娇案证明----政权非法
·邓玉娇案的证明----中共政权非法(上)
·邓玉娇弃证明:中共政权非法!(下)
·二、邓玉娇案证明:在人与共产之间不存在任何共同性;因而说----
·逢共必反是民运的应有之义!
·乌市骚乱在现象上像是仇恨暴力事件,但本质上不是民族性仇斗
·就是“依靠”各族群众也稳定不了
·都是意识形态若的祸
·“共产主义”和“对上帝、真主的信仰”都是不能证明的意识形态
·对《中共严打‘红顶’黑帮》的理性清理
·对《中共严打‘红顶’黑帮》的理性清理
·人性价值既普世,何来“民族自治”?
·人性价值既普世,何来自治?(2)
·对“海外民运山头林立的批评”的批评
·给范似东:民主不是发明,也不能发明
·民主制度不是天生的,可“民”呢?民却是天生!
·“共产”就是一个理,你怎么“伦”能伦到它之外去?
·“民主就是‘共产’”,这判断没有必须的过渡
·对《海外民运的历史性失败》的批评
·张三兄,本事再大也“弃”不了词
·“我坚信我的父亲是个大英雄”违犯常伦
·“即便是“妄想”,只要所根据的是“普世”,就合法,就有效!”
·凡需要巩固的必不是本己的和本原的联系
·只有人政,内政只是人的表现方面方面
·“‘普世价值’不存在”=我们共产党就是恶狼,你有啥法?
·即便是“妄想”,只要根据“普世”,那就合法,就有效!
·共产政权下,意识形态为什么会亮剑?
·什么是普世价值?
·普世价值只是个承认关系,共产党把它当成选择来批了
·在“党性和人民性一致的”的前提下,只能有一性,
·道德建立在普遍上,但“党、社会主义、革命……”却都是些特殊
·温家宝的琴算是对牛弹了!
·就是清党“遍地开花” 也解决不了政权是否合法的问题!
·共党为什么要说“党性是人性的‘优化、升华及晶化’”?
·“优化、升华”论的第二个原因:共产主义是一个侵略性理念
·应巩固并确能被巩固的只有人民性,
·党本就“尚黑”,岂是任何人所能抹黑?
·只有道德,哪有社会主义道德?
·共产党怕攻击你别叫党呀!
·“党”、“共产”都是知识,都构成对人的规定
·何为中国模式?
·温家宝的琴算是对牛弹了!
·我问习半昏:“政治思想”是“教”所能“育”的吗?
·靠指责人家“虚伪”来撇清自身者,必残忍!
·向共产主义意识形态亮剑!向共产党亮剑!
·是党先哺育了薄熙来,而后才是薄的腐败----
·何为社会主义?何为中国特色?
·习近平的中国梦要了申勇的命!
·记者不需“马克思主义报导观”的再教育,
·“攻击共产党领导层”是政党的当有之义
·习说“政权瓦解从思想领域开始”证明它就该瓦解!
·“马克思主义报道观”所针对的就是“真相”
·对共产意识形态亮剑!就是要打倒共产党!
·邓小平放的也是臭屁!也应受审判!
·习近平等需要人文主义启蒙补课!
·用“虚伪” 来指责别的制度的制度,必定残忍!
·国人的性觉醒是习近平等的墓穴!
·只有弄清共产党是什么,才能判其能否改革
·只有“无为而治”才能走出困境!
·为什么要政改,从哪里往哪里改?
·思想西化,怎么就会走上邪路?
·党的存亡只受自身性质规定,与网何干?
·“多党执政照样腐败”是共产党向人民的公然挑战!
·习近平8.19讲话中的自相矛盾
·伦理所据依的根是什么呢?
·是敌对势力还是共产党背离历史进程?
·“亮剑”就是用拿枪的兵来对付讲理的秀才!
·能「妖魔化」共产党的还末出生,且永不能出生!
·这人心还怕争夺?没听说过!
·对“争夺人心”的遣责是因自认“人心尽失”!
·“也有意识形态底线”是流氓、恶棍们的不打自招!
·凡“自信”都有感于“流水落花春去也”!
·管他什么势力只要他宣扬普世价值就是“好猫”!
·苏联解体是历史的自组织进程!
·判断能不能改革须先弄请共产党是什么
·凡构成独立理念的政党都必是异教邪说!
·从来就没有“党的领导”这回事!
·“两个不能否定”所针对的是“水能覆舟,舟之将覆”
·达不到摧毁现有政治制度的境界,发动不了改革
·鸡生蛋还是蛋变鸡?知识管人还是人管知识?
·为什么说共产党绝不能发生改革?
·挂羊头卖狗肉至少以羊肉为价值,
·内政也必须服从人政,因为只有人才有政!
·苏共解体“教训说所证明的不过就是“心已死”
·苏联亡党亡国的教训是:见共必铲!
·“人权”就是冲着阶级才成为必须
·三权分立必造成“灾难”,但只限于狼们。
·在赵简子把狼砍死前,狼总是理由满满!
·俞正声:社会主义就好在“黄敬自杀,强声外逃”
·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好”就“好在……”
·对习近平的“五大优势”的批判(一)
·理论优势“优”在哪里?就优在只恃“力”而决不讲“理”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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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题目很腻歪,我很委屈


   孙丰:这个题目很腻歪,我很委屈
   “《老虎》孙维邦与中南海的爱情”,这题目就叫人不舒服使我深感难堪。这些天感冒连着发烧,没能上网,有人告诉我《老虎》上有一篇对我的调侃,像是恭维,可能引发误会。打开一看,就觉老范是在拿人寻开心。我觉国内每天都发生些令人惨不忍睹的案件,异议或卫权人士呼天喊地的,那么惨忍的童奴案结果不了了之;失地、失房者与地方豺狼拿命相撕咬了;新建的桥梁连着坍塌;潘岳发出的环境恶化达到极限的警告……可胡锦涛政权又陷于权斗不理正事毫无作为……这种形势下怎么还有心思去搬弄别人的隐私,写些远离现实的陈谷子烂芥末,叫人弄不明白图个啥?再说:友人聚会闲谈是一回事,气氛的发酵更多的是情谊方面;史料是另一回事,必须排除任何情感,保证资料的客观性。友情聚会发乎“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特定的气氛决定了它的私人化性质--它不是、也不能成为对公共负责的历史资料,我觉这
   样做太不严肃,也太伤人。

   这篇记述其实没一点史料性。我从两方面不满此文:一是叫人一看我有在背后抄作之嫌,因这题目太花稍,太若眼,大不正经,这不是故意剌激眼球吗?而且也显得我狭作,不正道。其二是涉及民运圈的一些人士,在我想,写书收集的材料只作材料,作者须用自己的人格重新按排而后出现,不能让所写的人来承担其中的责任,这会造成朋友们互相间的误会、积怨。所以须予说清--
   1、没有“魏不肯”这回事
   七九年三月十三日下午,我走到西单看了所有的张贴品,后就贴我的大字报。我看到魏京生把腿打在自行车上,与路林在卖《探索》(后路林说就是他俩),我并没请他们来帮忙,有围观的人要帮我没接受,后来《启蒙社》的李家华出来帮过,他说右边那长诗是他写的,所以我接受了。根本就没有我想让魏帮帮忙,“魏不肯”这回事。
   2、我当时被两封信所吸引:
   回青岛后收到许多信,有两个人的我特别注意,一个是徐文立的,一因行文龙飞风舞(从日常意义说徐的字很好,但不是训练规范水平的),二就是范说的那句话,我从这句话掂出此人的个性、气质,有政治上的要求,又显出组织上的潜能,有分量,所以才有人以群分而成为执友。
   二是《戏剧报》的主编,对他只是因字写得太好,太好;不仅隽秀,而且有种可爱的笨劲、愚气,透出一种良善,诚实、灵气,我爱不释手。我是说过头一天还有王军涛的信,因为没有持别的方面,只是一提。我与徐同龄,有相同阅历,当然容易彼此接受。在阅读了手刻的《四五论坛》和铅印的《北京之春》,就更多地接受了《四五论坛》附带上徐文立。范与我通话问些往事,我只是回答被问及的事,是种旧情回忆,不含一点要对之负责的心理准备,我和徐个性气质是有不同,但我若没政治上的“野心”又怎会与他“臭味相投”呢?只是我的组织能力是通过文字,不经意地撒播,不求直接、具体的功效,有种“无为”的色彩,而徐直接的就是活动罢了。
   3、我与范的关系
   03年什么时间看到过范在网上找我的帖子,但我没与他联络。不久接到他的电话,说是从洪哲胜处找到联络方法,总共通了三、四次。在我这方面是旧友重逢,叙谈往事,在他却是有准备,他好像是说过要问一些情况以对历史负责的话。因我的以往全无密秘,核对旧事呗,也就没往深处想。他要我帮他与黄河清建立联系,我想:黄河清恨不能扒光你衣服扔你到光天下,这可不好办。就说人家不一定愿意,劝他不必。他说他与黄很好,有很深的友谊,保证黄能很高兴地接纳他,我深知黄河清的伶牙利齿决不可能有妥此胁的雅量,若真去联系会自讨没趣(他们圈子的事与我无涉,但那些底细,乃至具有证明性的东西我万般无奈地看过)。我虽有黄的邮址和电话却没联系过,我不想重新恢复这个圈子。当时他并没说黄是“战略特务”。话说不出口,忙肯定不能帮。且在我出逃前李存荣、温定凯都去看过我,谈过范出狱后的事,并说他在香港。因我的《海浪花》上有范的文章,这是所以会发生联络的根据。
   4、曾因《七九年魏京生始末》误抱怨过徐文立,并与范吵,再无往来
   04年,见到《七九年魏京生始末》,我怀疑此文受徐文立影响,别人也有这种感觉。我与魏并无私人友谊,但厌恶这类含有人身式的揭发,魏又有说徐文立特务的话,范的文章就给人一种受徐影响的感觉,我很不客气的质问徐文立,徐很盲然,我就更火,并很武断地叫他去制止范,叫范别写这类易促成更加敌视的文章。徐感到很委屈,说根本不知情,我对徐的解释就更难采信。有一天在网上,范似东说这纯是他个人的行为,没一个人知道,我就很激动地责备他,认为没有必要写这些类西,老魏参加红卫兵还不到法律年龄,罪在老毛,今天指责就事关人身,净造成互相间的伤害,他说他要对历史负责,写作是个人自由,他说他写到我是因我与上海民运人物有密切的联系,是为澄清上海的人与事。并承诺写好先发给我核对,还说就在最近。此后再没通活。他也根本没履行承诺。
   从黄河清与他对骂中可见到:黄怀疑我与范有往来,勾通,认为我说他的什么事是上范的当。我借此说清:这就是责任,作者写书起码是自己来承担责任,不只是法律责任,还有道义的,误解等等方面的。范与人通话不是采访而只是了解,只是作者用来达到客观理解的材料,使所写更真实更严谨,不是借人之口来完成自己的计划。
   如果史料这么好建立,张戒两口子还用跑那么多国家,一页页地翻译那么多档
   案?何况对我的介绍里并没有可称为材料的东西,这纯属我个人隐私。
   5、对陈尔晋的事的澄清--
   范的原文是:“ 他们(指陈与我)早在七九年底就已经认识。陈尔晋拿著徐文立的介绍信到青岛来找孙维邦。孙一看到陈的长篇大论《特权论》,十分惊讶,听说陈尔晋才读了小学,全靠自学成才,更是十分佩服。但是二、三天后,孙的看法完全改变,认为陈是个阴谋家。后来,孙发表了《就目前形势致晏平仲的信》,陈就说孙「被邓小平吓坏了」。孙则回击说:「我交友的标準是不但搞异议运动,而且要品德好。陈尔晋掌权的话和共產党也差不多。」”
   实情是:被捕审讯已经结来,某一天却又提审,问的是陈的事,我估计陈刚被抓或陈案需要。范文中“陈就说孙「被邓小平吓坏了」”,是预审员学说陈的原话--指一月份他再来青岛,我支吾着不让他进门,把他带到公园山上赶他走的事。我这个“回击”是对预审员而不是对陈的。是为割断对陈来青岛的动机的追问所建的防线。可这个回答也的确是我现在对陈的立场,02年时我直接告诉过陈,陈也把我的手迹给人看过,但我决不会在网上谈论这层关系。陈文章里涉及我的,我承认发生过那些过程,但我还承认过程里那些内容在我没往心里记,我只是在敷衍他,因我从我心理方面已确认不能与他建立私人友谊,他说话我根本没听,只是不反驳,以把他打发走为原则。所以他说了些什么并没进入我的意识。这使我的回答无法与陈的交待相一致,警察又穷追,就只有上述回答才能说清我为什么回答不出他找我干什么,他都说了些什么。当时确是为抵挡审问,但这却是今天的事实--我现在与陈全无交往,范说的这些话又确是我与他现在的真关系--范有义务将之限制在他个人之内,他这么一说,岂不是我在背后攻击他人,在寻衅吗?我的立场是没有友谊可以躲开,可以不往来,干吗去寻衅呢?人与人的真关系是可以心照不宣的,为什么非剑拔弩张?我把真思想告给老范,他却把他与我的私谈捅到公共联系上?这不是史料是我的个人立场--他不是只为了解与上海人相关的史料吗?
   6、关于对徐文立的评价:
   “ 王希哲和徐文立似乎界於他们的中间,既不像陈那样激烈,也不像孙那样温和。进一步深入分析的话,王希哲虽然也激烈地批评邓小平,一点不留情面,但其实是接近孙一边的,至少他当时没有夺取天下的野心,他也是书生本色,独立特行的知识分子。徐文立表面很平和,作风也实在,有时候好像比孙维邦还温和,但在明眼人看起来,他时时露出争夺天下的雄心大志。
   孙维邦是徐文立最亲密的朋友,对徐算是了解的,他这样评论徐:「他不是追求真理的人,而是追求政治影响的人,处处以领袖的面目出现。」停了一会,他又说,「但是,我是敬仰徐文立的,因为通过坐牢我觉得徐文立的看法是对的,坐牢之前我的觉悟没有他那麼高。」”
   这里的话所要完成的是对个人才能类型的区分:人的活动和才能的适用领域不相同:我孙维邦是以理“值”的真假为追求目标和终极价值,所求是理性的可证性,属于专门型、学术型。而徐是活动家,其才能是自然混合型,只能在实际生活中获得表现,是在判断、机智、果干、远见诸方面,以对社会发生积极影响为终极,他具有群众领袖的某些品质,求的是实际功效。我说的真理根本不是人们日常说的那个“直理”,日常说的真理在理值上没有充分的可证性。我说的真理只限于道理“ 值 ”的真假,根本不是同价概念。我的文章被普遍地认为不同于大多数作者的文章,就在这里,我的意识是被《 纯粹理性批判》和《马哥尼科伦理学》严格洗涤了的。这一点在范头一次与我通话时就已说清:“你的文章与网上我们所有人的都不一样,你是专门的、学术的,许多重要句子我还没懂”。范就这样把我从学术上完成的区分给世俗化解释了。而且,他的文章的秩序是由他来奠定--他对徐文立的评价已经在先得出,只是借我的话来完成支持,肯定罢了。我与徐文立情感再好,再有友谊,也不可能不存在距离--即我以理的真值为最高追求,他以实际完成为最高目标,在我认为若不在理上完成揭示,就不可能在实际方面达到目标,我曾经很认真地向徐表达过这些意思,但徐在接受上有相当的障碍,范老人家这么一说不就是我老孙把老徐说成表面一套,实际一套的投机家、野心家了吗?话是我说的,可是由老范剪裁的。
   7、关于付申奇也是真话,但味道上被别用了
   我回答对付申奇的问话,只限于他与我之间,是他要写书,我的介绍也只能供他了解,解释事件,以求真相,这是常识,是他写书,又不是我,凭什么用我的口气来指责别人?他是在让我来负他的评价的责任。他得知道大家都是熟人!事实是81年5--6间,《人民日报》为捕人发表一篇评论员文章,是说非法刊物的类型:(1)组织反革命集团的显然是徐文立、陈尔晋(当时我不知付申奇也有这类活动);那鼓动、攻击、反对社会主义,反对人民民主专政的,我想是指王希哲;宣传资产阶级人性论者是指我孙丰。这是不是我的一厢情呢?出狱后到了夏季我弟到青岛渡夏说他看《大参考》一篇报导我的文章是这么说的;八四年刘二安去青岛开谜协会,说他受审时抄了胡跃邦对我的一篇讲话是这意思;八五年冬我去刘二安家他竟把这篇讲话找到了,证明不是我自做多情。我并没有轻视付申奇的意思,但我知道我能造出些让人一读就休想忘的句子,所以《海浪花》才能在理性批判上留下足迹。他问我回答,是为更客观更准确地把握真相,不是为由他来公布别人与他的谈话。连付申奇曾经组过党我也是看了他写的才知道。那么当时的第一类型里也当然的包括付申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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