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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运不是斗内,是自身精神的洗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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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中共严打‘红顶’黑帮》的理性清理
·对《中共严打‘红顶’黑帮》的理性清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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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产”就是一个理,你怎么“伦”能伦到它之外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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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纠风会议”是继续腐败的动员令!

   孙丰:中共“纠风会议”是继续腐败的动员令!
   
    诚是人的能力对自身的统一,所以人的存在天然向诚
    人有什么呢?这事可不归党领导,你得去问大自然
    人除了有天性,别的什么也没有

    所以人的存在就是对天命之性的实现
    人所能实现的就只能是人欲、人情、人味,人的需求
    实现的方法只能是用人话来论人理
   
    共产党的领导呢?
    它是为证明自身伟大、光荣、正确
    它的伟、光、正与人从天那里领授的性没有丝毫关系
    共产党的活动只是对自己的伟、光、正负起责任
    对自身伟、光、正的负责就与人欲、人情、人味、人伦陷于对抗
    并不是共产党人故意地要做假
    而是它对伟、光、正负责与人欲、人情、人味、人伦不相统一
    党力与人力的冲突就非机制地导致到党的做假不可
    所以,不让人诚是共产政权的机制必然
    人的只能诚与党的不让人诚就构成为社会的二力背反
    这个二力背反的作用必导致一种非法性统一
   
    人怎么办呢?
    人既存在了就不可抗拒地必须存在下去
    社会若不能通过职能来调整人力与党力的对抗
    这种调整就势必落在个人肩上
    个人怎么来解决天授予的诚和党的不让诚这个矛盾呢?
    那就是用党的“不让人诚”包着人的“必须诚”
    在党的“不让人诚”里肆无忌地自我满足
    这种用党的名义包着人欲的把戏需要一个外在条件--权力
    塑造当代心灵的资源就是人力与党力的冲撞形成的夹角--腐败
    当代中国社会的基本指标就是共产主义这种文化上的虚假
   
    中国社会的腐败揭露什么呢?它揭露共产主义与人性的不可统一
    文化上的虚饰必机制的导致社会到腐败
    共产党从建立的那一天就是腐败的
    因为,共产党还未建立,单考察这个名称就是腐败:理性上的矛盾
    马克思极虚伪又腐败
    列宁是极虚伪入腐败又残忍
    井岗山上的毛泽东就是极腐败又残忍
    共产党从八十年代开始反腐败
    邓小平、陈云、江泽民都不明白腐败的是那制造心灵的资源
    反腐败应是反文化上的虚假性,可是他们呢?
    用来反腐败的那套对策,那套语言体系依旧是虚假
    虚假反不了虚假
    就像以罪恶治不了罪恶
   
    我的叙述呀,对共产党来说还是天书--悲哉!
   
   一、对“诚”的辨别
   
   1、对“诚”的归位--
   
   “诚”是人的态度,也就是人对内在能力的使用,因而是人所可能自觉到的。人有态度,人用内在能力来干什么呢?回答是:人能有什么,就用态度和能力来实现什么。人所有的只是生命,所以人的态度,人的主观能力既是生命性的表现,又是对生命的实现。请想一想:人所实现的就是自身生命,而那在实现的能力又是生命自身机能,那机能就是自身,还有违抗自身的事物吗?它能不是为自身和服务自身的吗?它能与自身不相统一吗?个体的人也犯错误,也有自欺,但那种错误、自欺总是由于认知的失当。个人的自欺就不同于社会的虚假,因为社会在本质上是种职能,是由人所组成并在人的身外,社会与人的联系就不是自身与自身”而是有间隙的,其对人的作用就是按照机制性程序发生的,机制作用是通过数不清的环节的分解最后才与人发生。共产党呢,它只对自己的统治负责,为对统治负责,它就得把证明自己的合法放在活动的第一位,它就被合法性证明而不是合法性牵着鼻子走,它就只是对统治去负责,便引导社会职能与人的天命之性相背离。个体人智慧使用的不诚是具体事件的,总被生活所吸收校正,社会的失诚却是从抽象理念上,就不是具体活动能纠正的。
   
   所以基于客观事实去“做”事就是人的诚。
   
   “诚”是人的态变,但人并不天然就有态度。“诚或不诚”得等到人形成主观能力后才可能。而能力的使用全被还原为“做人”--只有在做人这个条件内才可能有态度上的诚或不诚。怎么就算“诚”呢?就是所“做”与所“是”相一致:比如,一亩地出产了三百公斤粮,就说三百公斤,因人怎样说是可选择的,他选择与“是”相符的说法,就是诚。“说”也是主观能力的使用,所以也属于“做”。所“说”与所“是”相一致,揭露出主体在用心上无欺,无欺就是诚。
   
   2、“做人”的条件--首先得“己是”一个人
   
   “物有本末,事有终始”,意思里包含着:事物有性质又有表现,表现即形态。表现是可经验可加直观的,但对本质的洞察却只能通过思考。有了行为能力后的人一生就都是在“做人”--即有计划、有目的地去做事情,他做的事对个人生命具有满足性意义,而“做人”是主观的,是能力的使用,所以说“做人”是人的生命性的表现。所表现的呢?却是它的物质性本质。人能干些什么并不是主观上想怎样就能怎样的,而是人是什么(人是种什么物质)就只能有什么样表现,即只有那些可能性。所以人的可能性不能超越出它的物质性质。咱们先不考虑人的主观态度,只考察事物的客观性:它的形态、表现,与它的性质的一致性,以及它的进程与它的初始本性的一致性都是天然的,不可改变的。所以说人的能力的使用虽能够撒谎,但人的本性不可能是假的,所以人的存在天然倾向于与自身生命性的相一致。
   
   人的“做”与人的“是”的一致性是不可抗的。
   
   社会的职能性就是应着这种“做”对“是”的不可抗拒性应云而生的。
   
   社会的责任就是保证人的做人能够就是自己之所是人。
   
   
   二、对“机制性”的辨别
   
   政党不像人那样是客观事实,政党是人造的,所以政党是机制性事实,按照机制的原则来发挥作用。事实上胡、温、吴、吴、吴做为人都是较正派的,这么多人为什么纠正不了腐败呢?就因共产主义不是正派的,为什么呢?因为人在从天那里来世界时已带着道理,社会只应根据着这个道理,追随这个道理,而共产主义是人的生命之外的另一套道理,它不能与人的生命之理相统一,处处被生命性所抵制--就使它对人的统治自身陷于困难,既是困难就自动地要求排除,这要求就机制地演变成时代的任务--穷尽全力证明自己统治合法--对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四个时代的政治口号做抽象会得到什么呢?无论形势发生了多么大的变化,时代的使命在提法上有什么不同,归根结蒂它们都是为证明共产党统治中国合法--真合法是不需证明的:因为真合法就是对人命的符合,人命不可能反人命。只有遭到了来自人命的抵抗,才需向抵抗证明自己地位的合法,由于共产党的地位本就是一个理性上的矛盾,对一个矛盾做合法性证明除了继续假、大、空、套话,八股又能是什么呢?
   
    胡哥执了政以来的全部政治口号,他那些理论创新都还是假、大、空、套话,八股的新形态。让孙二为胡锦涛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做一个中肯而确实的定义吧--那就是用胡氏“假、大、空、套”来纠正江泽民时代遗留的困境。
   
   社会的腐败是因人能要的只能是--诚,诚即人的做人与人的是人相一致。
   只有人话才能为人的诚实提供最充分的许可。
   胡哥提供并坚守的却是以假、大、空、套为特征的社会主义意义形态。
   人的诚与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假、大、空、套就构成尖刻的冲突。
   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就机制性地成为中国动乱的不可摆脱的因素。
   假、大、空、套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先验地以人为假设敌。
   胡政权在假、大、空、套的方式下获得肆无忌惮地表现。
   
   孙丰的提醒是:
   
   人的诚不能在人话、人伦里获得表现,就只有在假话、大话、空话、套活的掩饰里不声不响地去自求统一--继续腐败下去,不完蛋腐败决不停止!
   
   腐败是对“共产主义原罪”的经验层面的证明
   
   腐败引导社会智慧到对社会主义的置疑和抛弃
   
   ……
   
   所以说中共的“纠风工作会议”是继续腐败的动员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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