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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丰文集
·到底腐败是什么?
·历史进程不再是关注敌不敌对,而是回答:该不该灭共党!
·人是伦理动物。而“党”是被人伦出来的一个“理”。党是私。
·“意识形态安全”被提出,意味着共党人向自己承认:社会主义反人类!
·历史是合规律的进程!
·就连“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也是不折不扣的错话
·“红色基因代代传”是对人类历史的明目很胆的反动!
·自由、独立及合法性
·人不是为社会也不是为国家而出生为人的
·爱国不是义务,爱地球却是义务!
·党并不是个从严就能治了的玩意
·“女官情妇化,男官西门庆化”所呼唤的就是党必须灭亡!
·《中国青年报》说:女官情妇化,最直接的根源是男官西门庆化。
·朋党是“共产”与“党”两个要素不能融溶的表现
·人是理性存在物,人不是神性存在物
·谈“决不容忍搞团团伙伙、结党营私、拉帮结派”
·新年贺词虽无意识形态,但并得不出习能锐意革新
·仲维光,“反共是做人的底线”此话不妥
·习近平与敌对势力一样都厌恶社会主义
·何为普世价值?
·自然怀抱里无敌人,敌不敌是人意的指令!
·“普世”说的是物的先天性质,“价值观”说的是“先天性质”之从后天能力里
·蒋、习不可比。国共可作经验的对比。三民与共产是先经验的差别
·再论“意识的形态性”
·把人清除出党他还是人还在人生中,把党员清除出人籍他还是党员吗?
·对《加强和改进高校宣传思想工作》的批判
·(1)习近平断言“党蜕化变质”。孙丰斩钉截铁说:大错!
·(2)人类是一有两个个“始原”的物种
·(3)把共产党作为一个纯粹知识来看
·驳习近平"从严治党"论
·人类是有理性的存在物
·团团伙伙是政党的共同的、本然的性质!
·凡借了人性外的名义的制度,都必定是反人性的
·冯胜平"革命使人堕落"之悖理
·问冯胜平:还有"没有法治的民主"吗?(1)
·问冯胜平(4)
·还有"没有法治的’民主’"吗?怪哉!——诘冯胜平
·习近平为什么能说出"共产党已蜕化变质"?
·"蜕化变质"只是指出一个实事,指出实事只是承认
·"吃共产党的饭,砸共产党的锅"是堕落的菌种
·腐败的果与因
·批《关于领导干部上讲台开展思想政治教育的意见》
·加强高校的"思想政治教育"要育出什么样的人?
·孙二郎说打虎
·孙二郎谈腐1
·难道酷刑还有正当的或可合法施行的?
·孙二郎谈"中央统一战线小组"
·天津大爆炸头号警示是:停止9.3阅兵
·赞同革命与革命是否发生是两回事
·习近平恰好陷在扭转乾坤开辟新纪元的历史链条的环节点上
·天津爆案对中共的警示是:
·自然界里本无党,"党的规矩"就是疯子的自欺欺人
·哪是什么"亡党危机"?明明是瓜熟蒂落蒂要换新宇
·天津爆案标志了爆炸已经成中国政治的常态,
·评《退休高层痛斥"党内腐败"和痛哭"亡党危机"》
·医生只给人珍病,不为党珍病
·腐败是社会人格双重化的表现
·物由什么所造,就只能服从什么力量!
·硬件上打虎,软件建设上谜续指鹿为马!
·对《党政同责,一岗双责,失职追责……》的理性清理
·是共产党有罪于周、薄、徐、令、郭……
·从来没有党的领导,党的领导是人借的名
·从来没有党的领导,党的领导是人借的名
·没有阴阳两面人的资源环境境,怎么会有阴阳两面人?
·人之"是人"属于天,这里没有选择没有自由,
·习近平不知应纯洁的是人文环境,不知救党是死路!
·国民党有错误是后天的,共产党的错误却是先天的
·对"意识形态安全"的纯知性讨论
·人感觉自己支配自己不是真相。真相是:人受知识的支配
·“中共是抗日中流砥柱论〞乃是继续腐败的宣言书
·若习近平回答了〝你是人还是党?〞国安便长治久安!
·〝爱党爱国的主旋律〞才是祸国殃民的根源、
·《腐败不是因理念,信仰的缺失,相反理念与信仰倒是腐败之母》
·合法性是是公理,王歧山说的是私理
·在以〝执政党〞自居前首先要回答什么是〝党〞
·为人民服务只能服出人民价值,哪来的党价值?
·凡标榜自身意识形态的力量都是非法的
·共产主义是一种先天腐败型政治
·价值观是形成,〝党有权提出核心价值〞却是外造加工
·国民党腐败是后天,共产党腐败却是先天
·“党中央”也不能想正确就能正确!
·评《“党中央权威”要靠自己的正确来赢得”“维护”》此题目
· 海外民运没有毁,也毁不了!
·国又不是党的财产,哪来的〝治国必先治党〞
·国又不是党的财产,哪来的〝治国必先治党〞?〔2〕
·国是财产,也推不出私盟集团占有的合法性
·国不是党的私产,何来〝治国必先治党〞〔2〕
·回答赵森林网友的发问。他的问题是--
·如果习近平真读过萨特、菜布尼茨、康德、黑格尔
·广西爆案所诉求的
·〝共产党执政的合法性〞这一命题包含着两个问题
·共产党不是执政党,而是篡国的武力集团
·共产党不是执政党,而是篡国的武力集团
·纯粹的合法性
·对〝对党忠诚〞的纯知性分析
·〝接受、承认亡党危机是事实〞,推党于亡才是大勇
·党又不是泥巴,任凭搓、揉、甩、捏,你想从严治就能治了它?没门!
·点评团派与任志强的论辩
·〝必须解决不平等〞只是想当然,因完成对不平等的知识,因而没有配套方法论
·〝把纪律和规矩挺在前〞并不能使党员成为好人
·只有道德没有社会主义道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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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篇(1)

孙丰:《原罪的共产党》(3)

开卷之前的热身之作

第二篇:“党内民主+行政改革”?别自欺欺人啦!

只要“党”前还保留着“共产” ,改革就是枉淡!

一、能否政治变革,取决于出现一位有气象的人物如刘光武、王安石、曾国藩、康有为、孙文、戈尔巴乔夫、赵紫阳胡锦涛团队有这种气象吗?有这种肖气象的人物吗?

   《华尔街日报》说吴仪是“一位强硬的谈判专家”,那么就应该清楚:吴仪仅能被用为将,不是领军人物。她可以被当作车、马、炮,拿去完成某项别人所不能完成的任务,却不能确立时代的方向,这不只是说她的职位,也包括她个人才能,她不是帅才。从她身上我们看到的不是气象,而是干练、智巧和咄咄逼人,仅此而已。无论从中共的建制还是个人才力上考察,吴仪都领不了军。不能用她说的话来判断中国的政治走向。

   政治改革之路没有!

   中国需要的也不是铁娘子,而是博厚载物,春风化雨式人物。是让人一触就感到不凡气象,既超然又浩然虎虎逼人。已故紫阳老人有一句感叹:“做了总书记,更感自己不是战略家”。铁娘子就是铁娘子,“铁”这种东西无非是硬、韧、主见、果决、负责任,从铁里寻不到战略家,战略家的要义是知所进退,敢于破又勇于立,任何时代、任何民族的战略家所自觉承担的责任都只对人,是生灵而非理念虚名。江、胡两代政权里找不到这种人物。他们喊改革是实际危机的逼迫,因有腿却无下脚的路,他们是为落脚制造口号,把口号用为举步的依凭。骗骗自己、欺欺民众。但改革并不是编口号,而是对着阻碍社会前进的瓶颈。那酿造矛盾、发酵危机、阻得社会发展的瓶颈到底是什么呢,你得知道它,反映它,而后才能克服它。它是什么,在哪里都还摸不着脑门,又谈什么改革它。

   从毛泽东归阴,共产党就喊改革,改来革去不是矛盾更普遍,危机更深重了吗?何哉?因共产主义是改革不得的,对它只可扫进历史的垃圾堆。

   其实,可以被改革的必须后天里外力加上去的错误。而中国社会的危机是这个社会的制度从始原上带有的罪恶——

   共产做为主张所涵的就是罪恶。共产是原罪的制度,不可能被改革!

   在一个有气象的领袖主导下,吴议可以被委派去占领制高点,为形成中的新观念开山劈道,立大功。在一个遇事无主张,敷衍渡日,八面融圆的碌碌庸辈手里,吴仪也能去完成别人所完不成的任务,但她不足以推动社会前进。吴仪至多充充关羽、张飞、赵子龙,不是预见大势、规划未来的诸葛亮。就别指望她说几句话中国就会发生奇迹,那是没有门的!

   要想见到改革的奇迹,不能缺少的条件是--气象人物的出现。

   气象人物的首要素质是:他知道什么是“该”,又知怎么去“应”这个“该”。有敏锐的嗅觉,能随时随地地感应时代脉博,准确地把握酝酿中的观念,知将兴者又知将亡者,有把正形成中的新观念提升为普遍观念的勇气和自信。共党高层里没有这种人物。当然我们也应看到:温家宝是有些博厚载物的品质,但他缺少观念上的训练,没有破立气概,可鞠躬尽粹,却不具有炸毁他所在的这个官方肿瘤的果决,他不是重建官方社会的大智慧,或许与他的职份有关,不敢妄断。其他如胡锦涛等,全是贫夫、鸟雀。高层不是有无改革气度的问题,而是根本就没有一个成熟政治人物的问题,这批人从“才”到“学”统统是些酒袋饭囊,声色犬马,又能何为?

   因此我们需专门来谈淡气象。在下照抄大师谈气象的两篇文章:

   第一篇:蔡先生的人格气象

   “一个人,于其在客观方面的成就之外,其一举一动,声音笑貌,亦可以表现一种价值。旧日谓之气象或气概,亦谓风度和气度。“诚于中,形于外。”一个人如果有一种伟大的人格,他亦有一种与众不同的气象或气度。用近来常用的一个名词,他有一仲“人格美”。

   大致说:伟大的人格,有两种类型。一种是旧日所谓君子,一种是旧日所谓名士、英雄、豪杰。晋朝人常说及名教与自然人格的对立,其一部分的意思,亦是想分别这两种人格。君子守名教,名士英雄尚自然。我们常听人说:“惟大英雄能本色,是真名士真风流。”这都是就英雄名士之崇尚自然,率任天真说。

   所谓名教有时亦称礼法。所谓名教或礼法,不是指五四运动时所要打倒的名教礼法。任何时代,都有其时代的名教礼法,任何一种社会,都有其社会的名教礼法。……用现代话说,任何时代都有守纪律与浪漫的人,都有君子与名士英雄两种人物。这两种人物的胸襟不同,其气象也不同。

   在旧日典籍中,记述人的气象有两部书。一部是《论语》,一部是《世说心语》。《论语》记述孔子一个人的气象,其气象是所谓君子气象。《世说新语》记述魏晋时代一时代人的气象,其气象多是所谓名士英雄的气象。

   什么都有假的,有假君子,亦有假名士、假英雄。假君子不是君子,是乡愿,假名士不是名士,是无行文人。假英雄不是英雄,是流氓无赖。……

   说到君子这个名词,蔡先生(元培)可以当之无愧。《论语》说:子贡以温、良、恭、俭、让五个字形容孔子。朱子注说:“温,和厚也。”真德秀说“只和之一字,不足以尽温之义。只厚之一字,不足以尽温之义。温之义,必兼二字之义。和,如春风和气之和。厚,如坤厚载物之厚。和,不惨暴也。厚,不刻薄也。”良,朱子批说:“易直也。”又说:“易有坦易之义。”直如世人所谓白直之直,无奸诈险陂的心,所谓开口见心是也。”“恭”,朱子注说:“庄敬也。俭,节制也。让,谦让也。”真修德说:“谦谓不矜己之善。逊谓推己及人。”凡与蔡先生接触过的人,都可以知道蔡先生的气象,确实可以此五个字形容之。

   说到“君子”,有些人以为君子的行为多是虚伪造作,无真性情。这“以为”是错误的。孔子最注重“直”,最压恶“巧言令色”。上文所谓易直,就表示君子亦是率真的。不过他是发乎情,止乎礼。所谓止乎礼就是止于纪律的范围之内。所以它与名士英雄的“不羁”,又有不同。

   据蒋梦麟先生说,有一次北大学生向蔡先生要求免收讲议费,争辩过久,蔡先生怒极,举拳向一位说话最多的学生说:“来我同你决斗。”用近来有些人所提倡的行为标准说,这可以说是敢怒”。

   有些人又以为,所谓君子,大概就是遇事毫无主张,随人转移。这“以为”也是错误的。遇事敷衍,八面圆融的人,是乡愿,不是君子。君子说:“可以托六尺之孤,可以寄百里之命,临大节而不可夺也。君子人欤,君子人也。”《礼记.儒行》说:儒,粥粥若无能”,但是,可亲而不可劫也,可近而不可迫也,可杀而不可辱也。”“身可危也,而志不可夺也”。孔子说:“君子可欺以其方,难枉以非其道。”他“不亿诈,不亿不信”,所以可欺以其方,但是“身可危,而志不可夺”,所以,“难枉以其非道”。君子不是遇事没有主张,但其主张是经过“再思”然后决定的。不是如名士英雄多凭直觉。

   蔡先生之待人,有时我们觉得他过于宽。尤其在晚年的时侯,我们见他替人写书签,作书序,任名义董事,写介绍信,仿佛有求必应。这些事有些是不值得他这样做的。这就是“可欺以其方”。他早日温、良、恭、俭、让似乎是个好好先生,“粥粥若无能”。但遇到重要的事,他的主张,是非常坚决的。他的主张定了之后,不论什么人不能使他改变。此所谓“难枉以非其道”。

   又有些人以为所谓君子,必是规规于尘网绝墨之中,必不能如名士超然物外,萧洒不群。这“以为”亦是错误的。孔子说:“巍巍乎舜禹之有天下也,而不与焉。”“有天下而不与”正表示君子与事为之中,而有超然物外之意。这并不是说,他于事为中,做事三心二意,身在巍阙,心在江湖。而是说,他做事是当为而为之,并不是因其是可以致功名富贵而为之。他虽可以在功名富贵场中,但功名富贵并不在他心里。君子亦可以超然物外,但其超然物外,即在事为之中,他不必放弃了他在社会中的责任,然后才可以超然物外,这是他与名士不同之处。

   蔡先生在民初做到部长,后来官做到院长。无论做多大的官,他总有有天下而不与的意思。这与他常常“难进易退”可以见之。

   蔡先生是近代确合乎君子的一个人,一个人成为名士英雄,大概由于“才”的成分多。一个人成为君子,大概由于“学”的成分多。君子是儒家教育理想所要养成的人格,由此方面说,我们可以说蔡先生的人格,是儒家教育理想的最高的表现。

   第二篇:《我所认识的蔡孑民先生》。

   我于一九一五年到北大,在文科中国哲学门中当学生。蔡先生在一九一七年初到北大当校长。有一天,我在一个穿堂门的过道中走过,蔡先生不知道有什么事也坐在过道中,我从这位新校长身边走过,觉得他的蔼然仁者、慈祥诚恳的气象,使我心里一阵舒服。我想这大概就是古人所说的春风化雨吧。蔡先生一句话也没有说就使我受到了一次春风化雨之教,这就是不言之教,不言之教比什么言都有效。

   一九一八年,我有一件事需要北大的证明书,时间紧迫。照正常手续办来不及了,我决定直接去见校长。校长室单独在一个大院子中,我走进院门,院子中一片寂静,校长室的门虚掩着,门前没有一个保卫人员,也没有服务人员,我推开门走进去,外间是一个大会客室兼会议室。通往里间的门也虚掩着,门前没有秘书,也没有其他职员。我推开门进去,看见蔡先生一个人坐在办公桌前看文件。我走上前去,站在他的身旁,他亲切地问:“有什么事吗?”我把一封已经写好的信递过去,他看了信说:“这是好事,当然出证明书。”我说:“请校长批一下。”他提起笔批了几个字,亲切地交待说:“你拿着这个到文书科,叫他们开一个证明书。”我就退出来到文书科去了。我进去和退出这一段时间内没有看见第二个人,当时我想,蔡先生以校长之尊,不要校长排场,也不摆校长架子。他一个人坐在校长室里,仍然是一介寒儒,书生本色,办事从容不迫,虽在事务之中,而有超乎事务,萧然物外的气象,这是一种很高的精神境界。蔡先生在几分钟之内不但解决了我的问题,也把我引到了这个境界的大门口。

   事后,有同学告诉我说,文书科的人说,你是越级,学校要有处置,我说,“蔡先生到北大是来办教育,不是来做官。我是他的学生,不是他的下级,有什么越级不越级的。”我一笑置之。当时大多数的学生及社会一般人都知道,蔡先生到北大并不是来做官的,当校长并不违反他的“三不主义”(三不的第一“不”是不做官)。

   一九二二年,蔡先生以北大校长的资格到欧洲和美洲参观调查,当时,我在纽约哥伦比亚大学毕业生院学习。在纽约的北大同学会,听说蔡先生要从伦敦到纽约,就组织了一个接待委员会,我也是委员之一。我们到纽约的码头上迎接蔡先生。只见他仍然是一介寒儒,书生本色,没有带秘书,也没有带随从人员,那么大年纪了,还是像一个老留学生,一个人独往独来。他不惊动驻纽约的中国领事,也不惊动驻华盛顿的中国使馆的外交人员,住在哥伦比亚大学附近的小旅馆内,和同学们在一起。一些生活上的事务都由接待委员会经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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