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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丰文集
·“三个代表”想从哪里为共产党补充合法性?(二)
·人类正义
·共产党是一功利主义的集团
·鸟瞰“十六大”
·“十六大”专侃
·打倒江泽民,重振中华
2.共产党“合法性”批判
·
·人类是有理性的存在物
·人是从哪里得到“法”的?
·“宪政”批判
·共产党“合法性”批判(4)
3.“三个代表”批判
·引文:批判,必须是对被批对象的还原
·仅在代表者与被代表者之间建立不起“代表”关系
·论“代表”一词对人性的割裂
·人是自己“是人”的,还是由第三者代表着才“是人”的?
·“代表”是机制联系事实
·纯粹语义学意义的“共产党”在逻辑上就非法
·“先进文化的前进要求”是谬句
·对“先进”的还原
·驳“文化的前进方向”
·对“立党之本”的批判
·对“执政之基”的批判
·“三个代表”是贪污之伞
·从对“党”的还原里把握“立党之本”
·“全民党”是一个矛盾,在逻辑上无解
·关于“共产党是否代表工人阶级”的问题
·“三个代表”的创建背景就是二难背反
·为腐败的合法化立法!
·信仰价值观对经验价值观的反动
·信仰是理性成果,人是自然事实
·经验,是人类达到自身的唯一管道
4.对“三个代表”入宪法的讨伐
·批判提纲
·中共十六届三中全会议题
·对“宪政”的思辩
·人是目的之物吗?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是法,但不是宪政之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国,不是共和国
·“三个代表”是意志,是反宪政的
·中国的问题是因《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腐败
·中国已经成熟到走进“全民公决”的程度
5.“为人民服务”批判
·引文
·人只是自然之物
·造物主创造了人,是让人在世上干什么的?
·对“异化、分裂”的证明
·是语言让自然之人成了社会之人的
6.“价值观”批判
·“价值观”批判
7.江泽民“经典”批判
·江泽民“经典”批判
8.胡锦涛“七一”讲话批判
·只要立党,就决不可能为公!
·只要执政,就决不能为民
·人有人性,党有党性
·政有政性,权有权性
9.对中共16届4中全会《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批判
·“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建设”救不了共产党
·“提高党的执政能力”救不了共产党(2)
·“提高执政能力建设”救不了共产党(3)
10.胡锦涛言论批判
·赵简子,你在哪里?
·究竟是人对政权负责,还是政权应对人负责?
·捕廖元华等是为夺回“已授人之柄”
·世界观是“树”而有的吗?
·只有人的世界观,没有马克思主义世界观
·坚持共产党“先进性”是对人的存在平等性的瓦解!
·政党是用来保证政权合法的,不是用来执政的
·什么是党性原则?答曰:一霸二骗
·人是为人而活 不是为意识形态而活!
·“先进性”的党必是侵略性的党!
第二部分 专辑
1.我来给中国共产党(中央)上“党”课
·我来给中国共产党(中央)上“党”课
·共产党并不是一个党——我来给共产党(中央)上党课(第二讲)
·我来给中共中央上“党”课(第三讲)
·我来给中共中央上党课(第四讲)
2.“六四”
·顺“六、四”者昌,逆“六、四”者亡!
·巴黎举行“‘六、四’意义座谈会”
·“六四”——悲壮的人类史诗
·“六四”——悲壮的人类的史诗(下)
3.山东的“六四犯”
·“他娘会养”的史晓东
·原罪的共产党(10)
·原罪的共产党(11)
·原罪的共产党(12)
·原罪的共产党(13)
·原罪的共产党(14)
·原罪的共产党(15)
·原罪的共产党(16)
·原罪的共产党(17)
·原罪的共产党(18)
·原罪的共产党(19)
·共产党不是党--与姜福贞商讨
·原罪的共产党(20)
·小唐:批评不对缝
·原罪的共产党(21)
·原罪的共产党(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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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篇(1)

孙丰:《原罪的共产党》(3)

开卷之前的热身之作

第二篇:“党内民主+行政改革”?别自欺欺人啦!

只要“党”前还保留着“共产” ,改革就是枉淡!

一、能否政治变革,取决于出现一位有气象的人物如刘光武、王安石、曾国藩、康有为、孙文、戈尔巴乔夫、赵紫阳胡锦涛团队有这种气象吗?有这种肖气象的人物吗?

   《华尔街日报》说吴仪是“一位强硬的谈判专家”,那么就应该清楚:吴仪仅能被用为将,不是领军人物。她可以被当作车、马、炮,拿去完成某项别人所不能完成的任务,却不能确立时代的方向,这不只是说她的职位,也包括她个人才能,她不是帅才。从她身上我们看到的不是气象,而是干练、智巧和咄咄逼人,仅此而已。无论从中共的建制还是个人才力上考察,吴仪都领不了军。不能用她说的话来判断中国的政治走向。

   政治改革之路没有!

   中国需要的也不是铁娘子,而是博厚载物,春风化雨式人物。是让人一触就感到不凡气象,既超然又浩然虎虎逼人。已故紫阳老人有一句感叹:“做了总书记,更感自己不是战略家”。铁娘子就是铁娘子,“铁”这种东西无非是硬、韧、主见、果决、负责任,从铁里寻不到战略家,战略家的要义是知所进退,敢于破又勇于立,任何时代、任何民族的战略家所自觉承担的责任都只对人,是生灵而非理念虚名。江、胡两代政权里找不到这种人物。他们喊改革是实际危机的逼迫,因有腿却无下脚的路,他们是为落脚制造口号,把口号用为举步的依凭。骗骗自己、欺欺民众。但改革并不是编口号,而是对着阻碍社会前进的瓶颈。那酿造矛盾、发酵危机、阻得社会发展的瓶颈到底是什么呢,你得知道它,反映它,而后才能克服它。它是什么,在哪里都还摸不着脑门,又谈什么改革它。

   从毛泽东归阴,共产党就喊改革,改来革去不是矛盾更普遍,危机更深重了吗?何哉?因共产主义是改革不得的,对它只可扫进历史的垃圾堆。

   其实,可以被改革的必须后天里外力加上去的错误。而中国社会的危机是这个社会的制度从始原上带有的罪恶——

   共产做为主张所涵的就是罪恶。共产是原罪的制度,不可能被改革!

   在一个有气象的领袖主导下,吴议可以被委派去占领制高点,为形成中的新观念开山劈道,立大功。在一个遇事无主张,敷衍渡日,八面融圆的碌碌庸辈手里,吴仪也能去完成别人所完不成的任务,但她不足以推动社会前进。吴仪至多充充关羽、张飞、赵子龙,不是预见大势、规划未来的诸葛亮。就别指望她说几句话中国就会发生奇迹,那是没有门的!

   要想见到改革的奇迹,不能缺少的条件是--气象人物的出现。

   气象人物的首要素质是:他知道什么是“该”,又知怎么去“应”这个“该”。有敏锐的嗅觉,能随时随地地感应时代脉博,准确地把握酝酿中的观念,知将兴者又知将亡者,有把正形成中的新观念提升为普遍观念的勇气和自信。共党高层里没有这种人物。当然我们也应看到:温家宝是有些博厚载物的品质,但他缺少观念上的训练,没有破立气概,可鞠躬尽粹,却不具有炸毁他所在的这个官方肿瘤的果决,他不是重建官方社会的大智慧,或许与他的职份有关,不敢妄断。其他如胡锦涛等,全是贫夫、鸟雀。高层不是有无改革气度的问题,而是根本就没有一个成熟政治人物的问题,这批人从“才”到“学”统统是些酒袋饭囊,声色犬马,又能何为?

   因此我们需专门来谈淡气象。在下照抄大师谈气象的两篇文章:

   第一篇:蔡先生的人格气象

   “一个人,于其在客观方面的成就之外,其一举一动,声音笑貌,亦可以表现一种价值。旧日谓之气象或气概,亦谓风度和气度。“诚于中,形于外。”一个人如果有一种伟大的人格,他亦有一种与众不同的气象或气度。用近来常用的一个名词,他有一仲“人格美”。

   大致说:伟大的人格,有两种类型。一种是旧日所谓君子,一种是旧日所谓名士、英雄、豪杰。晋朝人常说及名教与自然人格的对立,其一部分的意思,亦是想分别这两种人格。君子守名教,名士英雄尚自然。我们常听人说:“惟大英雄能本色,是真名士真风流。”这都是就英雄名士之崇尚自然,率任天真说。

   所谓名教有时亦称礼法。所谓名教或礼法,不是指五四运动时所要打倒的名教礼法。任何时代,都有其时代的名教礼法,任何一种社会,都有其社会的名教礼法。……用现代话说,任何时代都有守纪律与浪漫的人,都有君子与名士英雄两种人物。这两种人物的胸襟不同,其气象也不同。

   在旧日典籍中,记述人的气象有两部书。一部是《论语》,一部是《世说心语》。《论语》记述孔子一个人的气象,其气象是所谓君子气象。《世说新语》记述魏晋时代一时代人的气象,其气象多是所谓名士英雄的气象。

   什么都有假的,有假君子,亦有假名士、假英雄。假君子不是君子,是乡愿,假名士不是名士,是无行文人。假英雄不是英雄,是流氓无赖。……

   说到君子这个名词,蔡先生(元培)可以当之无愧。《论语》说:子贡以温、良、恭、俭、让五个字形容孔子。朱子注说:“温,和厚也。”真德秀说“只和之一字,不足以尽温之义。只厚之一字,不足以尽温之义。温之义,必兼二字之义。和,如春风和气之和。厚,如坤厚载物之厚。和,不惨暴也。厚,不刻薄也。”良,朱子批说:“易直也。”又说:“易有坦易之义。”直如世人所谓白直之直,无奸诈险陂的心,所谓开口见心是也。”“恭”,朱子注说:“庄敬也。俭,节制也。让,谦让也。”真修德说:“谦谓不矜己之善。逊谓推己及人。”凡与蔡先生接触过的人,都可以知道蔡先生的气象,确实可以此五个字形容之。

   说到“君子”,有些人以为君子的行为多是虚伪造作,无真性情。这“以为”是错误的。孔子最注重“直”,最压恶“巧言令色”。上文所谓易直,就表示君子亦是率真的。不过他是发乎情,止乎礼。所谓止乎礼就是止于纪律的范围之内。所以它与名士英雄的“不羁”,又有不同。

   据蒋梦麟先生说,有一次北大学生向蔡先生要求免收讲议费,争辩过久,蔡先生怒极,举拳向一位说话最多的学生说:“来我同你决斗。”用近来有些人所提倡的行为标准说,这可以说是敢怒”。

   有些人又以为,所谓君子,大概就是遇事毫无主张,随人转移。这“以为”也是错误的。遇事敷衍,八面圆融的人,是乡愿,不是君子。君子说:“可以托六尺之孤,可以寄百里之命,临大节而不可夺也。君子人欤,君子人也。”《礼记.儒行》说:儒,粥粥若无能”,但是,可亲而不可劫也,可近而不可迫也,可杀而不可辱也。”“身可危也,而志不可夺也”。孔子说:“君子可欺以其方,难枉以非其道。”他“不亿诈,不亿不信”,所以可欺以其方,但是“身可危,而志不可夺”,所以,“难枉以其非道”。君子不是遇事没有主张,但其主张是经过“再思”然后决定的。不是如名士英雄多凭直觉。

   蔡先生之待人,有时我们觉得他过于宽。尤其在晚年的时侯,我们见他替人写书签,作书序,任名义董事,写介绍信,仿佛有求必应。这些事有些是不值得他这样做的。这就是“可欺以其方”。他早日温、良、恭、俭、让似乎是个好好先生,“粥粥若无能”。但遇到重要的事,他的主张,是非常坚决的。他的主张定了之后,不论什么人不能使他改变。此所谓“难枉以非其道”。

   又有些人以为所谓君子,必是规规于尘网绝墨之中,必不能如名士超然物外,萧洒不群。这“以为”亦是错误的。孔子说:“巍巍乎舜禹之有天下也,而不与焉。”“有天下而不与”正表示君子与事为之中,而有超然物外之意。这并不是说,他于事为中,做事三心二意,身在巍阙,心在江湖。而是说,他做事是当为而为之,并不是因其是可以致功名富贵而为之。他虽可以在功名富贵场中,但功名富贵并不在他心里。君子亦可以超然物外,但其超然物外,即在事为之中,他不必放弃了他在社会中的责任,然后才可以超然物外,这是他与名士不同之处。

   蔡先生在民初做到部长,后来官做到院长。无论做多大的官,他总有有天下而不与的意思。这与他常常“难进易退”可以见之。

   蔡先生是近代确合乎君子的一个人,一个人成为名士英雄,大概由于“才”的成分多。一个人成为君子,大概由于“学”的成分多。君子是儒家教育理想所要养成的人格,由此方面说,我们可以说蔡先生的人格,是儒家教育理想的最高的表现。

   第二篇:《我所认识的蔡孑民先生》。

   我于一九一五年到北大,在文科中国哲学门中当学生。蔡先生在一九一七年初到北大当校长。有一天,我在一个穿堂门的过道中走过,蔡先生不知道有什么事也坐在过道中,我从这位新校长身边走过,觉得他的蔼然仁者、慈祥诚恳的气象,使我心里一阵舒服。我想这大概就是古人所说的春风化雨吧。蔡先生一句话也没有说就使我受到了一次春风化雨之教,这就是不言之教,不言之教比什么言都有效。

   一九一八年,我有一件事需要北大的证明书,时间紧迫。照正常手续办来不及了,我决定直接去见校长。校长室单独在一个大院子中,我走进院门,院子中一片寂静,校长室的门虚掩着,门前没有一个保卫人员,也没有服务人员,我推开门走进去,外间是一个大会客室兼会议室。通往里间的门也虚掩着,门前没有秘书,也没有其他职员。我推开门进去,看见蔡先生一个人坐在办公桌前看文件。我走上前去,站在他的身旁,他亲切地问:“有什么事吗?”我把一封已经写好的信递过去,他看了信说:“这是好事,当然出证明书。”我说:“请校长批一下。”他提起笔批了几个字,亲切地交待说:“你拿着这个到文书科,叫他们开一个证明书。”我就退出来到文书科去了。我进去和退出这一段时间内没有看见第二个人,当时我想,蔡先生以校长之尊,不要校长排场,也不摆校长架子。他一个人坐在校长室里,仍然是一介寒儒,书生本色,办事从容不迫,虽在事务之中,而有超乎事务,萧然物外的气象,这是一种很高的精神境界。蔡先生在几分钟之内不但解决了我的问题,也把我引到了这个境界的大门口。

   事后,有同学告诉我说,文书科的人说,你是越级,学校要有处置,我说,“蔡先生到北大是来办教育,不是来做官。我是他的学生,不是他的下级,有什么越级不越级的。”我一笑置之。当时大多数的学生及社会一般人都知道,蔡先生到北大并不是来做官的,当校长并不违反他的“三不主义”(三不的第一“不”是不做官)。

   一九二二年,蔡先生以北大校长的资格到欧洲和美洲参观调查,当时,我在纽约哥伦比亚大学毕业生院学习。在纽约的北大同学会,听说蔡先生要从伦敦到纽约,就组织了一个接待委员会,我也是委员之一。我们到纽约的码头上迎接蔡先生。只见他仍然是一介寒儒,书生本色,没有带秘书,也没有带随从人员,那么大年纪了,还是像一个老留学生,一个人独往独来。他不惊动驻纽约的中国领事,也不惊动驻华盛顿的中国使馆的外交人员,住在哥伦比亚大学附近的小旅馆内,和同学们在一起。一些生活上的事务都由接待委员会经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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