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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丰文集
·“为富人说话与为穷人做事”语无伦次
·“穷人堕落更快”哪是语出惊人?分明是杀穷济富!
·“弱者对弱者的祸害”只是权贵祸善百姓的一个环节
·不存在“仇恨富人”空个事实
·胡锦涛别牛,塌桥还不塌死你们?跟我来宰赏有多靓!
·张耀杰你若“不仇官”,我怎么会知道你?
·你为茅于轼悲的什么凉?
·请魏京生出面救周玉田!
·任命胡锦涛为慌言党幼儿园高班阿姨
·民运是规律,何去何从却是选择
·中国的富人阶级是官僚寄生阶级
·:“反党反社会主义”还算不上灾难之源
·民运不是斗内,是自身精神的洗礼!
·民运不是斗内,是自身精神的洗礼!
·民运不是斗内,是自身精神的洗礼!
·民运不是斗内,是自身精神的洗礼!(2)
·民运领袖所当记录永备
·民运的现状与前景
·毛泽东不知什么是党
·毛泽东不知什么是党(2)
·《文化人误国误民》是穿开档裤玩深沉
·总统幼儿院:藏事三议(之一)专制的元、明、清、中华民国为什么不发生藏独?
·总统幼儿园:藏事三议(之2)
·藏事三议(之3)
·雪灾、“藏乱”、“京火受阻”、撞车、地震的共同诉求--摈弃“意识形态”回归人伦
·读《共产党能进步吗?》有感(1)
·读《共产党也能进步吗?》有感(2)
·胡锦涛“怀孕”与黄琦“持有”机密
·胡锦涛就是中国社会危机的深层原因!
·胡锦涛就是中国社会危机的深层原因
·石宗源就是贵州事件的深层原因!
·习近平哪有什么思路
·鲍彤先生评价石宗源不符
·从胡锦涛的随扈动粗说开去
·李瑞环抚琴对牛弹 竖子涛心暗难教化
·新华社消息
·杨佳是中国宪法自身危机的产物!
·杨佳行为标志中国社会模式已达极限!
·中共最后一张人脸就这样撕下来了
·《反思西方民主》一文是辨术,而非认识
·我告诉薄熙来----杨佳就是比尔盖茨!
·薄熙来你讲讲:美国到底是什么教育制度?
·胡星斗《只有宪政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一文不通
·以《新疆公安向日本记者道歉》为前件,求证:究竟谁是打、砸、抢?
·难道“个人极端行为”没有来源?
·李昌钰说的“‘治本’靠宗教、社会和教育”欠妥
·海外民运是不是该从“台湾之耻”案里吸取点什么?
·有了“宪政民主”肯定能万事大吉!
·中国民主党(海外联总)法国党部九月会议文件(第一号):
·对《08宪章》与“和解论”的批判(1)
·对《08宪章》与“和解论”的批判(2)
·中宣部就是强奸民意部
·中宣部=强奸民意部(2)
·对胡平《从经济狂想到政治狂想》一文的批评
·“革命”做为概念其涵义就是一概而论的!
·对“宗教是不是對抗生命”的囬答
·对“宗教是不是對抗生命”的囬答(下)
·对《08宪章》与“和解论”的批判(5)
·科学社会主义“科”在哪里?
·严家祺也应保证自己的话有边有沿
·邓玉娇案证明----政权非法
·邓玉娇案的证明----中共政权非法(上)
·邓玉娇弃证明:中共政权非法!(下)
·二、邓玉娇案证明:在人与共产之间不存在任何共同性;因而说----
·逢共必反是民运的应有之义!
·乌市骚乱在现象上像是仇恨暴力事件,但本质上不是民族性仇斗
·就是“依靠”各族群众也稳定不了
·都是意识形态若的祸
·“共产主义”和“对上帝、真主的信仰”都是不能证明的意识形态
·对《中共严打‘红顶’黑帮》的理性清理
·对《中共严打‘红顶’黑帮》的理性清理
·人性价值既普世,何来“民族自治”?
·人性价值既普世,何来自治?(2)
·对“海外民运山头林立的批评”的批评
·给范似东:民主不是发明,也不能发明
·民主制度不是天生的,可“民”呢?民却是天生!
·“共产”就是一个理,你怎么“伦”能伦到它之外去?
·“民主就是‘共产’”,这判断没有必须的过渡
·对《海外民运的历史性失败》的批评
·张三兄,本事再大也“弃”不了词
·“我坚信我的父亲是个大英雄”违犯常伦
·“即便是“妄想”,只要所根据的是“普世”,就合法,就有效!”
·凡需要巩固的必不是本己的和本原的联系
·只有人政,内政只是人的表现方面方面
·“‘普世价值’不存在”=我们共产党就是恶狼,你有啥法?
·即便是“妄想”,只要根据“普世”,那就合法,就有效!
·共产政权下,意识形态为什么会亮剑?
·什么是普世价值?
·普世价值只是个承认关系,共产党把它当成选择来批了
·在“党性和人民性一致的”的前提下,只能有一性,
·道德建立在普遍上,但“党、社会主义、革命……”却都是些特殊
·温家宝的琴算是对牛弹了!
·就是清党“遍地开花” 也解决不了政权是否合法的问题!
·共党为什么要说“党性是人性的‘优化、升华及晶化’”?
·“优化、升华”论的第二个原因:共产主义是一个侵略性理念
·应巩固并确能被巩固的只有人民性,
·党本就“尚黑”,岂是任何人所能抹黑?
·只有道德,哪有社会主义道德?
·共产党怕攻击你别叫党呀!
·“党”、“共产”都是知识,都构成对人的规定
·何为中国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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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篇(1)

孙丰:《原罪的共产党》(3)

开卷之前的热身之作

第二篇:“党内民主+行政改革”?别自欺欺人啦!

只要“党”前还保留着“共产” ,改革就是枉淡!

一、能否政治变革,取决于出现一位有气象的人物如刘光武、王安石、曾国藩、康有为、孙文、戈尔巴乔夫、赵紫阳胡锦涛团队有这种气象吗?有这种肖气象的人物吗?

   《华尔街日报》说吴仪是“一位强硬的谈判专家”,那么就应该清楚:吴仪仅能被用为将,不是领军人物。她可以被当作车、马、炮,拿去完成某项别人所不能完成的任务,却不能确立时代的方向,这不只是说她的职位,也包括她个人才能,她不是帅才。从她身上我们看到的不是气象,而是干练、智巧和咄咄逼人,仅此而已。无论从中共的建制还是个人才力上考察,吴仪都领不了军。不能用她说的话来判断中国的政治走向。

   政治改革之路没有!

   中国需要的也不是铁娘子,而是博厚载物,春风化雨式人物。是让人一触就感到不凡气象,既超然又浩然虎虎逼人。已故紫阳老人有一句感叹:“做了总书记,更感自己不是战略家”。铁娘子就是铁娘子,“铁”这种东西无非是硬、韧、主见、果决、负责任,从铁里寻不到战略家,战略家的要义是知所进退,敢于破又勇于立,任何时代、任何民族的战略家所自觉承担的责任都只对人,是生灵而非理念虚名。江、胡两代政权里找不到这种人物。他们喊改革是实际危机的逼迫,因有腿却无下脚的路,他们是为落脚制造口号,把口号用为举步的依凭。骗骗自己、欺欺民众。但改革并不是编口号,而是对着阻碍社会前进的瓶颈。那酿造矛盾、发酵危机、阻得社会发展的瓶颈到底是什么呢,你得知道它,反映它,而后才能克服它。它是什么,在哪里都还摸不着脑门,又谈什么改革它。

   从毛泽东归阴,共产党就喊改革,改来革去不是矛盾更普遍,危机更深重了吗?何哉?因共产主义是改革不得的,对它只可扫进历史的垃圾堆。

   其实,可以被改革的必须后天里外力加上去的错误。而中国社会的危机是这个社会的制度从始原上带有的罪恶——

   共产做为主张所涵的就是罪恶。共产是原罪的制度,不可能被改革!

   在一个有气象的领袖主导下,吴议可以被委派去占领制高点,为形成中的新观念开山劈道,立大功。在一个遇事无主张,敷衍渡日,八面融圆的碌碌庸辈手里,吴仪也能去完成别人所完不成的任务,但她不足以推动社会前进。吴仪至多充充关羽、张飞、赵子龙,不是预见大势、规划未来的诸葛亮。就别指望她说几句话中国就会发生奇迹,那是没有门的!

   要想见到改革的奇迹,不能缺少的条件是--气象人物的出现。

   气象人物的首要素质是:他知道什么是“该”,又知怎么去“应”这个“该”。有敏锐的嗅觉,能随时随地地感应时代脉博,准确地把握酝酿中的观念,知将兴者又知将亡者,有把正形成中的新观念提升为普遍观念的勇气和自信。共党高层里没有这种人物。当然我们也应看到:温家宝是有些博厚载物的品质,但他缺少观念上的训练,没有破立气概,可鞠躬尽粹,却不具有炸毁他所在的这个官方肿瘤的果决,他不是重建官方社会的大智慧,或许与他的职份有关,不敢妄断。其他如胡锦涛等,全是贫夫、鸟雀。高层不是有无改革气度的问题,而是根本就没有一个成熟政治人物的问题,这批人从“才”到“学”统统是些酒袋饭囊,声色犬马,又能何为?

   因此我们需专门来谈淡气象。在下照抄大师谈气象的两篇文章:

   第一篇:蔡先生的人格气象

   “一个人,于其在客观方面的成就之外,其一举一动,声音笑貌,亦可以表现一种价值。旧日谓之气象或气概,亦谓风度和气度。“诚于中,形于外。”一个人如果有一种伟大的人格,他亦有一种与众不同的气象或气度。用近来常用的一个名词,他有一仲“人格美”。

   大致说:伟大的人格,有两种类型。一种是旧日所谓君子,一种是旧日所谓名士、英雄、豪杰。晋朝人常说及名教与自然人格的对立,其一部分的意思,亦是想分别这两种人格。君子守名教,名士英雄尚自然。我们常听人说:“惟大英雄能本色,是真名士真风流。”这都是就英雄名士之崇尚自然,率任天真说。

   所谓名教有时亦称礼法。所谓名教或礼法,不是指五四运动时所要打倒的名教礼法。任何时代,都有其时代的名教礼法,任何一种社会,都有其社会的名教礼法。……用现代话说,任何时代都有守纪律与浪漫的人,都有君子与名士英雄两种人物。这两种人物的胸襟不同,其气象也不同。

   在旧日典籍中,记述人的气象有两部书。一部是《论语》,一部是《世说心语》。《论语》记述孔子一个人的气象,其气象是所谓君子气象。《世说新语》记述魏晋时代一时代人的气象,其气象多是所谓名士英雄的气象。

   什么都有假的,有假君子,亦有假名士、假英雄。假君子不是君子,是乡愿,假名士不是名士,是无行文人。假英雄不是英雄,是流氓无赖。……

   说到君子这个名词,蔡先生(元培)可以当之无愧。《论语》说:子贡以温、良、恭、俭、让五个字形容孔子。朱子注说:“温,和厚也。”真德秀说“只和之一字,不足以尽温之义。只厚之一字,不足以尽温之义。温之义,必兼二字之义。和,如春风和气之和。厚,如坤厚载物之厚。和,不惨暴也。厚,不刻薄也。”良,朱子批说:“易直也。”又说:“易有坦易之义。”直如世人所谓白直之直,无奸诈险陂的心,所谓开口见心是也。”“恭”,朱子注说:“庄敬也。俭,节制也。让,谦让也。”真修德说:“谦谓不矜己之善。逊谓推己及人。”凡与蔡先生接触过的人,都可以知道蔡先生的气象,确实可以此五个字形容之。

   说到“君子”,有些人以为君子的行为多是虚伪造作,无真性情。这“以为”是错误的。孔子最注重“直”,最压恶“巧言令色”。上文所谓易直,就表示君子亦是率真的。不过他是发乎情,止乎礼。所谓止乎礼就是止于纪律的范围之内。所以它与名士英雄的“不羁”,又有不同。

   据蒋梦麟先生说,有一次北大学生向蔡先生要求免收讲议费,争辩过久,蔡先生怒极,举拳向一位说话最多的学生说:“来我同你决斗。”用近来有些人所提倡的行为标准说,这可以说是敢怒”。

   有些人又以为,所谓君子,大概就是遇事毫无主张,随人转移。这“以为”也是错误的。遇事敷衍,八面圆融的人,是乡愿,不是君子。君子说:“可以托六尺之孤,可以寄百里之命,临大节而不可夺也。君子人欤,君子人也。”《礼记.儒行》说:儒,粥粥若无能”,但是,可亲而不可劫也,可近而不可迫也,可杀而不可辱也。”“身可危也,而志不可夺也”。孔子说:“君子可欺以其方,难枉以非其道。”他“不亿诈,不亿不信”,所以可欺以其方,但是“身可危,而志不可夺”,所以,“难枉以其非道”。君子不是遇事没有主张,但其主张是经过“再思”然后决定的。不是如名士英雄多凭直觉。

   蔡先生之待人,有时我们觉得他过于宽。尤其在晚年的时侯,我们见他替人写书签,作书序,任名义董事,写介绍信,仿佛有求必应。这些事有些是不值得他这样做的。这就是“可欺以其方”。他早日温、良、恭、俭、让似乎是个好好先生,“粥粥若无能”。但遇到重要的事,他的主张,是非常坚决的。他的主张定了之后,不论什么人不能使他改变。此所谓“难枉以非其道”。

   又有些人以为所谓君子,必是规规于尘网绝墨之中,必不能如名士超然物外,萧洒不群。这“以为”亦是错误的。孔子说:“巍巍乎舜禹之有天下也,而不与焉。”“有天下而不与”正表示君子与事为之中,而有超然物外之意。这并不是说,他于事为中,做事三心二意,身在巍阙,心在江湖。而是说,他做事是当为而为之,并不是因其是可以致功名富贵而为之。他虽可以在功名富贵场中,但功名富贵并不在他心里。君子亦可以超然物外,但其超然物外,即在事为之中,他不必放弃了他在社会中的责任,然后才可以超然物外,这是他与名士不同之处。

   蔡先生在民初做到部长,后来官做到院长。无论做多大的官,他总有有天下而不与的意思。这与他常常“难进易退”可以见之。

   蔡先生是近代确合乎君子的一个人,一个人成为名士英雄,大概由于“才”的成分多。一个人成为君子,大概由于“学”的成分多。君子是儒家教育理想所要养成的人格,由此方面说,我们可以说蔡先生的人格,是儒家教育理想的最高的表现。

   第二篇:《我所认识的蔡孑民先生》。

   我于一九一五年到北大,在文科中国哲学门中当学生。蔡先生在一九一七年初到北大当校长。有一天,我在一个穿堂门的过道中走过,蔡先生不知道有什么事也坐在过道中,我从这位新校长身边走过,觉得他的蔼然仁者、慈祥诚恳的气象,使我心里一阵舒服。我想这大概就是古人所说的春风化雨吧。蔡先生一句话也没有说就使我受到了一次春风化雨之教,这就是不言之教,不言之教比什么言都有效。

   一九一八年,我有一件事需要北大的证明书,时间紧迫。照正常手续办来不及了,我决定直接去见校长。校长室单独在一个大院子中,我走进院门,院子中一片寂静,校长室的门虚掩着,门前没有一个保卫人员,也没有服务人员,我推开门走进去,外间是一个大会客室兼会议室。通往里间的门也虚掩着,门前没有秘书,也没有其他职员。我推开门进去,看见蔡先生一个人坐在办公桌前看文件。我走上前去,站在他的身旁,他亲切地问:“有什么事吗?”我把一封已经写好的信递过去,他看了信说:“这是好事,当然出证明书。”我说:“请校长批一下。”他提起笔批了几个字,亲切地交待说:“你拿着这个到文书科,叫他们开一个证明书。”我就退出来到文书科去了。我进去和退出这一段时间内没有看见第二个人,当时我想,蔡先生以校长之尊,不要校长排场,也不摆校长架子。他一个人坐在校长室里,仍然是一介寒儒,书生本色,办事从容不迫,虽在事务之中,而有超乎事务,萧然物外的气象,这是一种很高的精神境界。蔡先生在几分钟之内不但解决了我的问题,也把我引到了这个境界的大门口。

   事后,有同学告诉我说,文书科的人说,你是越级,学校要有处置,我说,“蔡先生到北大是来办教育,不是来做官。我是他的学生,不是他的下级,有什么越级不越级的。”我一笑置之。当时大多数的学生及社会一般人都知道,蔡先生到北大并不是来做官的,当校长并不违反他的“三不主义”(三不的第一“不”是不做官)。

   一九二二年,蔡先生以北大校长的资格到欧洲和美洲参观调查,当时,我在纽约哥伦比亚大学毕业生院学习。在纽约的北大同学会,听说蔡先生要从伦敦到纽约,就组织了一个接待委员会,我也是委员之一。我们到纽约的码头上迎接蔡先生。只见他仍然是一介寒儒,书生本色,没有带秘书,也没有带随从人员,那么大年纪了,还是像一个老留学生,一个人独往独来。他不惊动驻纽约的中国领事,也不惊动驻华盛顿的中国使馆的外交人员,住在哥伦比亚大学附近的小旅馆内,和同学们在一起。一些生活上的事务都由接待委员会经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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