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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丰文集
·人性价值既普世,何来自治?(2)
·对“海外民运山头林立的批评”的批评
·给范似东:民主不是发明,也不能发明
·民主制度不是天生的,可“民”呢?民却是天生!
·“共产”就是一个理,你怎么“伦”能伦到它之外去?
·“民主就是‘共产’”,这判断没有必须的过渡
·对《海外民运的历史性失败》的批评
·张三兄,本事再大也“弃”不了词
·“我坚信我的父亲是个大英雄”违犯常伦
·“即便是“妄想”,只要所根据的是“普世”,就合法,就有效!”
·凡需要巩固的必不是本己的和本原的联系
·只有人政,内政只是人的表现方面方面
·“‘普世价值’不存在”=我们共产党就是恶狼,你有啥法?
·即便是“妄想”,只要根据“普世”,那就合法,就有效!
·共产政权下,意识形态为什么会亮剑?
·什么是普世价值?
·普世价值只是个承认关系,共产党把它当成选择来批了
·在“党性和人民性一致的”的前提下,只能有一性,
·道德建立在普遍上,但“党、社会主义、革命……”却都是些特殊
·温家宝的琴算是对牛弹了!
·就是清党“遍地开花” 也解决不了政权是否合法的问题!
·共党为什么要说“党性是人性的‘优化、升华及晶化’”?
·“优化、升华”论的第二个原因:共产主义是一个侵略性理念
·应巩固并确能被巩固的只有人民性,
·党本就“尚黑”,岂是任何人所能抹黑?
·只有道德,哪有社会主义道德?
·共产党怕攻击你别叫党呀!
·“党”、“共产”都是知识,都构成对人的规定
·何为中国模式?
·温家宝的琴算是对牛弹了!
·我问习半昏:“政治思想”是“教”所能“育”的吗?
·靠指责人家“虚伪”来撇清自身者,必残忍!
·向共产主义意识形态亮剑!向共产党亮剑!
·是党先哺育了薄熙来,而后才是薄的腐败----
·何为社会主义?何为中国特色?
·习近平的中国梦要了申勇的命!
·记者不需“马克思主义报导观”的再教育,
·“攻击共产党领导层”是政党的当有之义
·习说“政权瓦解从思想领域开始”证明它就该瓦解!
·“马克思主义报道观”所针对的就是“真相”
·对共产意识形态亮剑!就是要打倒共产党!
·邓小平放的也是臭屁!也应受审判!
·习近平等需要人文主义启蒙补课!
·用“虚伪” 来指责别的制度的制度,必定残忍!
·国人的性觉醒是习近平等的墓穴!
·只有弄清共产党是什么,才能判其能否改革
·只有“无为而治”才能走出困境!
·为什么要政改,从哪里往哪里改?
·思想西化,怎么就会走上邪路?
·党的存亡只受自身性质规定,与网何干?
·“多党执政照样腐败”是共产党向人民的公然挑战!
·习近平8.19讲话中的自相矛盾
·伦理所据依的根是什么呢?
·是敌对势力还是共产党背离历史进程?
·“亮剑”就是用拿枪的兵来对付讲理的秀才!
·能「妖魔化」共产党的还末出生,且永不能出生!
·这人心还怕争夺?没听说过!
·对“争夺人心”的遣责是因自认“人心尽失”!
·“也有意识形态底线”是流氓、恶棍们的不打自招!
·凡“自信”都有感于“流水落花春去也”!
·管他什么势力只要他宣扬普世价值就是“好猫”!
·苏联解体是历史的自组织进程!
·判断能不能改革须先弄请共产党是什么
·凡构成独立理念的政党都必是异教邪说!
·从来就没有“党的领导”这回事!
·“两个不能否定”所针对的是“水能覆舟,舟之将覆”
·达不到摧毁现有政治制度的境界,发动不了改革
·鸡生蛋还是蛋变鸡?知识管人还是人管知识?
·为什么说共产党绝不能发生改革?
·挂羊头卖狗肉至少以羊肉为价值,
·内政也必须服从人政,因为只有人才有政!
·苏共解体“教训说所证明的不过就是“心已死”
·苏联亡党亡国的教训是:见共必铲!
·“人权”就是冲着阶级才成为必须
·三权分立必造成“灾难”,但只限于狼们。
·在赵简子把狼砍死前,狼总是理由满满!
·俞正声:社会主义就好在“黄敬自杀,强声外逃”
·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好”就“好在……”
·对习近平的“五大优势”的批判(一)
·理论优势“优”在哪里?就优在只恃“力”而决不讲“理”上!
·“政治优势”就是用暴力对付理性的供认不讳!
·感谢党和政府把我们炸死、烧死!这李群真牛啊!
·所谓“文化自信”就是以攻击为观念的文化
·科学发展观证明胡锦涛整个一个二百五!
·三个代表的要害是:只有被代表才有做人的资格
·先进文化即侵略文化!
·中国的问题归根结蒂是个政权不法问题
·从客观上看,人是先成为人,而后做人
·“共产主义”之做为主张,是对着什么的?
·先进文化就是侵略文化或驾驭文化!
·共产党不是执政党
·如不认定“自己灭亡在即”又何来吸取教训?
·人类的历史永远是从特殊向普遍的过渡
·吃人的是罪恶的政治,并非政治都吃人
·需要民主与法治的不是“中国梦”,而是中国,
·改革,革什么?就是革掉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和信念?
·改革就是革掉共产党!
·共产主义也是一个理,这个理天然反改革!
·答王淮伟《如果没有祖国,你什么都不是》
·这样的国还是不爱的好!
·潘汉年爱国爱出24年大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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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篇(1)

孙丰:《原罪的共产党》(3)

开卷之前的热身之作

第二篇:“党内民主+行政改革”?别自欺欺人啦!

只要“党”前还保留着“共产” ,改革就是枉淡!

一、能否政治变革,取决于出现一位有气象的人物如刘光武、王安石、曾国藩、康有为、孙文、戈尔巴乔夫、赵紫阳胡锦涛团队有这种气象吗?有这种肖气象的人物吗?

   《华尔街日报》说吴仪是“一位强硬的谈判专家”,那么就应该清楚:吴仪仅能被用为将,不是领军人物。她可以被当作车、马、炮,拿去完成某项别人所不能完成的任务,却不能确立时代的方向,这不只是说她的职位,也包括她个人才能,她不是帅才。从她身上我们看到的不是气象,而是干练、智巧和咄咄逼人,仅此而已。无论从中共的建制还是个人才力上考察,吴仪都领不了军。不能用她说的话来判断中国的政治走向。

   政治改革之路没有!

   中国需要的也不是铁娘子,而是博厚载物,春风化雨式人物。是让人一触就感到不凡气象,既超然又浩然虎虎逼人。已故紫阳老人有一句感叹:“做了总书记,更感自己不是战略家”。铁娘子就是铁娘子,“铁”这种东西无非是硬、韧、主见、果决、负责任,从铁里寻不到战略家,战略家的要义是知所进退,敢于破又勇于立,任何时代、任何民族的战略家所自觉承担的责任都只对人,是生灵而非理念虚名。江、胡两代政权里找不到这种人物。他们喊改革是实际危机的逼迫,因有腿却无下脚的路,他们是为落脚制造口号,把口号用为举步的依凭。骗骗自己、欺欺民众。但改革并不是编口号,而是对着阻碍社会前进的瓶颈。那酿造矛盾、发酵危机、阻得社会发展的瓶颈到底是什么呢,你得知道它,反映它,而后才能克服它。它是什么,在哪里都还摸不着脑门,又谈什么改革它。

   从毛泽东归阴,共产党就喊改革,改来革去不是矛盾更普遍,危机更深重了吗?何哉?因共产主义是改革不得的,对它只可扫进历史的垃圾堆。

   其实,可以被改革的必须后天里外力加上去的错误。而中国社会的危机是这个社会的制度从始原上带有的罪恶——

   共产做为主张所涵的就是罪恶。共产是原罪的制度,不可能被改革!

   在一个有气象的领袖主导下,吴议可以被委派去占领制高点,为形成中的新观念开山劈道,立大功。在一个遇事无主张,敷衍渡日,八面融圆的碌碌庸辈手里,吴仪也能去完成别人所完不成的任务,但她不足以推动社会前进。吴仪至多充充关羽、张飞、赵子龙,不是预见大势、规划未来的诸葛亮。就别指望她说几句话中国就会发生奇迹,那是没有门的!

   要想见到改革的奇迹,不能缺少的条件是--气象人物的出现。

   气象人物的首要素质是:他知道什么是“该”,又知怎么去“应”这个“该”。有敏锐的嗅觉,能随时随地地感应时代脉博,准确地把握酝酿中的观念,知将兴者又知将亡者,有把正形成中的新观念提升为普遍观念的勇气和自信。共党高层里没有这种人物。当然我们也应看到:温家宝是有些博厚载物的品质,但他缺少观念上的训练,没有破立气概,可鞠躬尽粹,却不具有炸毁他所在的这个官方肿瘤的果决,他不是重建官方社会的大智慧,或许与他的职份有关,不敢妄断。其他如胡锦涛等,全是贫夫、鸟雀。高层不是有无改革气度的问题,而是根本就没有一个成熟政治人物的问题,这批人从“才”到“学”统统是些酒袋饭囊,声色犬马,又能何为?

   因此我们需专门来谈淡气象。在下照抄大师谈气象的两篇文章:

   第一篇:蔡先生的人格气象

   “一个人,于其在客观方面的成就之外,其一举一动,声音笑貌,亦可以表现一种价值。旧日谓之气象或气概,亦谓风度和气度。“诚于中,形于外。”一个人如果有一种伟大的人格,他亦有一种与众不同的气象或气度。用近来常用的一个名词,他有一仲“人格美”。

   大致说:伟大的人格,有两种类型。一种是旧日所谓君子,一种是旧日所谓名士、英雄、豪杰。晋朝人常说及名教与自然人格的对立,其一部分的意思,亦是想分别这两种人格。君子守名教,名士英雄尚自然。我们常听人说:“惟大英雄能本色,是真名士真风流。”这都是就英雄名士之崇尚自然,率任天真说。

   所谓名教有时亦称礼法。所谓名教或礼法,不是指五四运动时所要打倒的名教礼法。任何时代,都有其时代的名教礼法,任何一种社会,都有其社会的名教礼法。……用现代话说,任何时代都有守纪律与浪漫的人,都有君子与名士英雄两种人物。这两种人物的胸襟不同,其气象也不同。

   在旧日典籍中,记述人的气象有两部书。一部是《论语》,一部是《世说心语》。《论语》记述孔子一个人的气象,其气象是所谓君子气象。《世说新语》记述魏晋时代一时代人的气象,其气象多是所谓名士英雄的气象。

   什么都有假的,有假君子,亦有假名士、假英雄。假君子不是君子,是乡愿,假名士不是名士,是无行文人。假英雄不是英雄,是流氓无赖。……

   说到君子这个名词,蔡先生(元培)可以当之无愧。《论语》说:子贡以温、良、恭、俭、让五个字形容孔子。朱子注说:“温,和厚也。”真德秀说“只和之一字,不足以尽温之义。只厚之一字,不足以尽温之义。温之义,必兼二字之义。和,如春风和气之和。厚,如坤厚载物之厚。和,不惨暴也。厚,不刻薄也。”良,朱子批说:“易直也。”又说:“易有坦易之义。”直如世人所谓白直之直,无奸诈险陂的心,所谓开口见心是也。”“恭”,朱子注说:“庄敬也。俭,节制也。让,谦让也。”真修德说:“谦谓不矜己之善。逊谓推己及人。”凡与蔡先生接触过的人,都可以知道蔡先生的气象,确实可以此五个字形容之。

   说到“君子”,有些人以为君子的行为多是虚伪造作,无真性情。这“以为”是错误的。孔子最注重“直”,最压恶“巧言令色”。上文所谓易直,就表示君子亦是率真的。不过他是发乎情,止乎礼。所谓止乎礼就是止于纪律的范围之内。所以它与名士英雄的“不羁”,又有不同。

   据蒋梦麟先生说,有一次北大学生向蔡先生要求免收讲议费,争辩过久,蔡先生怒极,举拳向一位说话最多的学生说:“来我同你决斗。”用近来有些人所提倡的行为标准说,这可以说是敢怒”。

   有些人又以为,所谓君子,大概就是遇事毫无主张,随人转移。这“以为”也是错误的。遇事敷衍,八面圆融的人,是乡愿,不是君子。君子说:“可以托六尺之孤,可以寄百里之命,临大节而不可夺也。君子人欤,君子人也。”《礼记.儒行》说:儒,粥粥若无能”,但是,可亲而不可劫也,可近而不可迫也,可杀而不可辱也。”“身可危也,而志不可夺也”。孔子说:“君子可欺以其方,难枉以非其道。”他“不亿诈,不亿不信”,所以可欺以其方,但是“身可危,而志不可夺”,所以,“难枉以其非道”。君子不是遇事没有主张,但其主张是经过“再思”然后决定的。不是如名士英雄多凭直觉。

   蔡先生之待人,有时我们觉得他过于宽。尤其在晚年的时侯,我们见他替人写书签,作书序,任名义董事,写介绍信,仿佛有求必应。这些事有些是不值得他这样做的。这就是“可欺以其方”。他早日温、良、恭、俭、让似乎是个好好先生,“粥粥若无能”。但遇到重要的事,他的主张,是非常坚决的。他的主张定了之后,不论什么人不能使他改变。此所谓“难枉以非其道”。

   又有些人以为所谓君子,必是规规于尘网绝墨之中,必不能如名士超然物外,萧洒不群。这“以为”亦是错误的。孔子说:“巍巍乎舜禹之有天下也,而不与焉。”“有天下而不与”正表示君子与事为之中,而有超然物外之意。这并不是说,他于事为中,做事三心二意,身在巍阙,心在江湖。而是说,他做事是当为而为之,并不是因其是可以致功名富贵而为之。他虽可以在功名富贵场中,但功名富贵并不在他心里。君子亦可以超然物外,但其超然物外,即在事为之中,他不必放弃了他在社会中的责任,然后才可以超然物外,这是他与名士不同之处。

   蔡先生在民初做到部长,后来官做到院长。无论做多大的官,他总有有天下而不与的意思。这与他常常“难进易退”可以见之。

   蔡先生是近代确合乎君子的一个人,一个人成为名士英雄,大概由于“才”的成分多。一个人成为君子,大概由于“学”的成分多。君子是儒家教育理想所要养成的人格,由此方面说,我们可以说蔡先生的人格,是儒家教育理想的最高的表现。

   第二篇:《我所认识的蔡孑民先生》。

   我于一九一五年到北大,在文科中国哲学门中当学生。蔡先生在一九一七年初到北大当校长。有一天,我在一个穿堂门的过道中走过,蔡先生不知道有什么事也坐在过道中,我从这位新校长身边走过,觉得他的蔼然仁者、慈祥诚恳的气象,使我心里一阵舒服。我想这大概就是古人所说的春风化雨吧。蔡先生一句话也没有说就使我受到了一次春风化雨之教,这就是不言之教,不言之教比什么言都有效。

   一九一八年,我有一件事需要北大的证明书,时间紧迫。照正常手续办来不及了,我决定直接去见校长。校长室单独在一个大院子中,我走进院门,院子中一片寂静,校长室的门虚掩着,门前没有一个保卫人员,也没有服务人员,我推开门走进去,外间是一个大会客室兼会议室。通往里间的门也虚掩着,门前没有秘书,也没有其他职员。我推开门进去,看见蔡先生一个人坐在办公桌前看文件。我走上前去,站在他的身旁,他亲切地问:“有什么事吗?”我把一封已经写好的信递过去,他看了信说:“这是好事,当然出证明书。”我说:“请校长批一下。”他提起笔批了几个字,亲切地交待说:“你拿着这个到文书科,叫他们开一个证明书。”我就退出来到文书科去了。我进去和退出这一段时间内没有看见第二个人,当时我想,蔡先生以校长之尊,不要校长排场,也不摆校长架子。他一个人坐在校长室里,仍然是一介寒儒,书生本色,办事从容不迫,虽在事务之中,而有超乎事务,萧然物外的气象,这是一种很高的精神境界。蔡先生在几分钟之内不但解决了我的问题,也把我引到了这个境界的大门口。

   事后,有同学告诉我说,文书科的人说,你是越级,学校要有处置,我说,“蔡先生到北大是来办教育,不是来做官。我是他的学生,不是他的下级,有什么越级不越级的。”我一笑置之。当时大多数的学生及社会一般人都知道,蔡先生到北大并不是来做官的,当校长并不违反他的“三不主义”(三不的第一“不”是不做官)。

   一九二二年,蔡先生以北大校长的资格到欧洲和美洲参观调查,当时,我在纽约哥伦比亚大学毕业生院学习。在纽约的北大同学会,听说蔡先生要从伦敦到纽约,就组织了一个接待委员会,我也是委员之一。我们到纽约的码头上迎接蔡先生。只见他仍然是一介寒儒,书生本色,没有带秘书,也没有带随从人员,那么大年纪了,还是像一个老留学生,一个人独往独来。他不惊动驻纽约的中国领事,也不惊动驻华盛顿的中国使馆的外交人员,住在哥伦比亚大学附近的小旅馆内,和同学们在一起。一些生活上的事务都由接待委员会经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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