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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丰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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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党的当世英雄者,就应甘愿把自已沦为李自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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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习近平的两个不能放弃的思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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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俞正声的屁话二:
·因暴恐对标本兼治的思考:(1)何为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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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辨“道理”
·是党员抹黑了党还是党毒化了党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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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存在治了治不了疆,只存在共产党治不了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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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识形态既非物亦非生命,何来安全?
·让高瑜用自己的嘴来证明自己有罪,恰恰证明了共产党对“高输有罪”心存疑虑
·任何存在物都只能“是”其所“是”,不能“是”其所非
·不论何种敌对势力,都是共产政权的物极而陷的必反
·占中马后炮: “一国两制”这是一个承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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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丰:原罪的共产党 (正文) 之10

    孙丰:原罪的共产主义 (总10)
   
    第一章 事与理
   
    第一节、 理

   
    1: 什么是理?
   
    “原罪的共产主义”就是一个理。
   
    事与理的联系是:理在事中,事包含着理;且,能直接被我们面对的是事,不是理。人并不能靠直觉感觉出一个理来,理得通过“格事”而后得,可见理是抽象的。事是感官的对象,理却得由思维通过证明来求取。所以:有关事理关系的学问应该先综合事实,然后“格事”以抽象出理来。因本书的命名《原罪的共产党》已先行地给出了一个理,我们就不得不放下事,先来研究理。
   
    说共产党有罪,指的是事实,这些事实是死的,已被历史记载在那里,只是一个发掘问题,发掘到了没有,如《鲜为人知的毛泽东》,把沉淀在历史尘埃下的真相发掘出来,我们就弄清了中国所以会有今天。对毛泽东的罪恶,他活着别人无从去发掘。他死了,就有了发据的机会和可能。共产党犯下的罪恶,也由于它还没死,整理上就很有困难,但那些事已是客观的,已经的,迟早都会被发现的。
   
    但说共产党有原罪,这不是指它犯下的事实罪行,而是要回答它所以会犯下事实罪行的所以然。这是指--“党”是一个事实,但“共产”却是一个道理,那么“共产党”就是由“共产”为道理组织起来的集团,它就围绕着“共产”道理来活动。原罪论是要证明这个道理包含着无法克服的矛盾,由于理里的矛盾,到了机制上就变成了各个组成要件相互对抗的能量,因为实践是基于理的,在我们说的话里是理,进到了活动里就变成了机制性的组成成分,各个部分不按照同一个秩序来运动,就造成了互间冲突,冲突就造成事实上的罪恶,如果不是从理上做出克服,就迟早要造成民族冲突。可是人是没有办法在保留这个理的条件下克服它包含的矛盾的。在人的本性和共产主义之间是没有中和的道路的。
   
    原罪论的意义就在于向所有人阐明:除了把做为道理的共产主义予以埋葬,是找不出走出它的陷阱的道路的。
   
    理是既指出了事物又揭示了事物内在联系的判断。
   
    但这只是一个貌似完满的定义,之所以说它只有貌似的完满性,是因它的解释力并不具有穷尽性,请看:“理”做为被思维的对象,包含着两个宾词--“事物”和“事物的内在联系”,可这两个宾词所涉及的对象都不能自身显现,需要人用“指出”和“揭示”来支持,否则定义无从成立。可见,人的“能够指出和能够揭示”是这定义成立的条件,抽去这个条件就是妄谈,从这里就看出它的解释力不具穷尽性。因而说这个判断潜隐着一个遗漏--
   
    在判断前人已经能够指出、能够揭示、能够作判断了。
   
    社会实践中的许多困境,其原因就出在这里--所有的人都是在有了指出、揭示或判断能力后才谈论事情的,这些谈论并没有把这种“能够性”计算进去,所谈所论全是以有了“能够性”为条件。却没有研究这条件又是怎么一回事,如果抽掉了这个条件--即能够性,事情就不是我们所谈论的那个样子。我们人人都倾向于直接指着某对象说它是什么,比如:那是山或那是水,我们是用嘴说的一种声波(话)来指认对象的,那些声波(话)就是造成我们的心灵的概念,只有它们做为符号戳印在我们的脑组织上,我们才成为有心灵的,能意识的。因而我们的一切研究都是用造成了我们心灵的概念来进行的,在运用概念这个条件下它才是如我们说的那样。如果去掉概念,我们人类无法知道世界是个什么样子。
   
    我们正在研究的“理”,也是在这个条件下发生的。
   
    理就是由概念关系的严密连接所构成的完整的思想。
   
    正是冲着人的能够性(能指出、能揭示、能作判断)的能力,才能说“理是用来指出事实又揭示事实的内在联系的”。如果去掉人的知解能力,哪还有什么理不理?也就是说:人只有先知道什么是揭示,而后才能去作揭示。那么,什么是揭示呢?
   
    揭示是人的“一种”行为。这里说的是“一种”,这就意谓着行为在类型上不是一种,还有别种。这样,“揭示”实际上就是行为的一种性质--由不同的性质来作限制,行为才有形形色色的类型上的区别。
   
    揭示是“为知解对象而发动的‘认识’行为”。
   
    知是知道,识别;解是理解、明白。知解就是懂、清楚、明确。因而,揭示就是为懂、为明白、为理解而发动的认识努力。人能“为”知解,“为”明白而去做努力,也就肯定出:人在努力之前已经能知解、能明白,可见知解能力得先予知解被拥有,而后才能去知解、去懂、去明白。
    因此说“理”做为概念实际上是两层内涵:一是回答“理是用来做什么的”?二是回答“用理所造成是一种什么性质的明白”?
   
    第一个回答是:理是用来做揭示即用来追求知解、明白的。
   
    第二个回答才是:理是用来知解对象的内在联系的。
   
    这第二层涵义所指明的是----理是思维或知解的成果。这个定义的欠完满性也就一清二楚,因它回答的只是涵义的第二层,即它只指出了由它所表达的是种什么性质的(这个性质就是致明白)成果。毫无疑问它漏掉了第一层,而它所漏掉的这层才是根本的,是理的可能性的前提。没有这个前提,即人若还不能懂、不能明白、不能理解,又哪还有什么理。
    所以关于理的完整的定义应该是--
   
    “理”是用于知解、用于明白的,因而它就必须是可知解、可明白的;而后才是:理是指出事实又揭示了事实的内在联系的知解成果。
   
    上述定义只肯定了理是思维的成果,却没有对什么是思维,以及思维成果所必须的前提做应有的交待--它没有说清只有以人的能思维,能明白,能知解为条件,只有加上这个条件定义才能成立;若以山、以水;以狗呀、猫呀;以婴儿、痴巴为条件,就只能免谈了。公理告诉我们:任何结果都有原因,那么,思维成果的前因是什么呢?
   
    它就是人的“能够指出、能够揭示,能够明白”这个能力。
   
    “共产红旗插到哪,劫难就必降临那里”。
   
    这是一个理,因为这个句子既指示出被思维的对象--共产主义;又指出了它在存在上的状况--即凡插到的地方,这是它的被实践;还举证了它的实践所带来的后果--都出现了劫难。请注意这个主词里也有两个宾词:“插到之处”和“劫难”,但它们都是能自身显现的事实,不是想出来的,是独立在心外世界的,是有形有态的客观事件。因而这句话所表达的意思是:人用主观心灵在自己内部对一个心外事件做出了承认、肯定,并不是对这心外事件使加了什么影响。
    任何对象面对着人,都必定要作用人的感受力,由于这种作用,才在感受力里留下关于对象的经验。经验就是由于对象的作用留在感受力里的印象,所以对象有些什么,是什么样子,留下的经验就什么样子。人对对象的经验不可能背离对象,也不可能不同于或相反于对象--哪有不同于实物的照片?
    对象存不存在,以及它实际的性质、状态,既不是感受力造成的,也不以感受力为转移,它怎么样存在就怎么样发生剌激,留在感受力里的就是什么样的经验。“共产红旗插到哪”指证出它的被实践,实践是后继事实的原因;灾难是后继的事实,即引发的后果,而“必然降临”就赋予两事实以因果的或内在的联系。这里被思维对象“共产”的两个宾词“插到哪里”和“劫难”,都是现实事态,即经验。经验无所谓真假,因而这个判断只是把两个经验事实所呈现的次序转换成内在的秩序--共产理念的提出在先,对它的实践随后,实践的结果在最后,实践的共产事实的各个环节本身已有先有后,这就是事实的次序,我们只是按照它原有次序在两个现象之间用必然性做了联结,原次序没有被变动,必然降临只是使现象呈显的次序性转化为内在联系的秩序性,也就成为它本质的、固有的属性,即不可抗拒的联系。这样,它就能够告诉我们:只要你实践的是共产主义,就必定酿成灾难、罪恶,事实决不会违背这种联系。但从事实的先后联系里发见的这个理并不能回答--
   
    共产主义实践为什么必酿成罪恶,必陷社会于危机?
   
    所以我们才说:这是一种直接的、经验的判断,是一个直观的理。它所完成的只是对我们的主观能力感受到的外部事态做的承认或肯定;外部事件是什么性质、什么形态,这全是事件自身的事,与我们的主观能力无关,我们的主观能力只是把它们吸纳进意识,并予至了人认。这就清清楚楚的看到,这一类判断只有效于被经验到的事实,就是只指出对象的状况,不能对看到的事实的所以然有到位的解释。即它有的不是解释力,只是在接受。这对我们走出灾难是远远不够的。
    接下来我们就得研究一种在解释上充分有效的理--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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