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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丰文集
·孙丰:原罪的共产党 (正文) 之7
·孙丰:原罪的共产党 (正文) 之8
·孙丰:原罪的共产党 (正文) 之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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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孙维邦小档案
·孙丰简介
·鲁汉简介
第一部分 批判系列
1.“合法性”批判
·引文
·什么是“合法性”?
·“合法性”在哪里?
·人的客观性与人的能动性
·一般意义的“政党”的合法性
·从以上批判里得出的几个重要结论
·“共产党”批判”(一)
·“共产党”批判(二)
·“共产党”批判(三)
·“三个代表”想从哪里为共党补充合法性?(一)
·“三个代表”想从哪里为共产党补充合法性?(二)
·人类正义
·共产党是一功利主义的集团
·鸟瞰“十六大”
·“十六大”专侃
·打倒江泽民,重振中华
2.共产党“合法性”批判
·
·人类是有理性的存在物
·人是从哪里得到“法”的?
·“宪政”批判
·共产党“合法性”批判(4)
3.“三个代表”批判
·引文:批判,必须是对被批对象的还原
·仅在代表者与被代表者之间建立不起“代表”关系
·论“代表”一词对人性的割裂
·人是自己“是人”的,还是由第三者代表着才“是人”的?
·“代表”是机制联系事实
·纯粹语义学意义的“共产党”在逻辑上就非法
·“先进文化的前进要求”是谬句
·对“先进”的还原
·驳“文化的前进方向”
·对“立党之本”的批判
·对“执政之基”的批判
·“三个代表”是贪污之伞
·从对“党”的还原里把握“立党之本”
·“全民党”是一个矛盾,在逻辑上无解
·关于“共产党是否代表工人阶级”的问题
·“三个代表”的创建背景就是二难背反
·为腐败的合法化立法!
·信仰价值观对经验价值观的反动
·信仰是理性成果,人是自然事实
·经验,是人类达到自身的唯一管道
4.对“三个代表”入宪法的讨伐
·批判提纲
·中共十六届三中全会议题
·对“宪政”的思辩
·人是目的之物吗?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是法,但不是宪政之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国,不是共和国
·“三个代表”是意志,是反宪政的
·中国的问题是因《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腐败
·中国已经成熟到走进“全民公决”的程度
5.“为人民服务”批判
·引文
·人只是自然之物
·造物主创造了人,是让人在世上干什么的?
·对“异化、分裂”的证明
·是语言让自然之人成了社会之人的
6.“价值观”批判
·“价值观”批判
7.江泽民“经典”批判
·江泽民“经典”批判
8.胡锦涛“七一”讲话批判
·只要立党,就决不可能为公!
·只要执政,就决不能为民
·人有人性,党有党性
·政有政性,权有权性
9.对中共16届4中全会《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批判
·“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建设”救不了共产党
·“提高党的执政能力”救不了共产党(2)
·“提高执政能力建设”救不了共产党(3)
10.胡锦涛言论批判
·赵简子,你在哪里?
·究竟是人对政权负责,还是政权应对人负责?
·捕廖元华等是为夺回“已授人之柄”
·世界观是“树”而有的吗?
·只有人的世界观,没有马克思主义世界观
·坚持共产党“先进性”是对人的存在平等性的瓦解!
·政党是用来保证政权合法的,不是用来执政的
·什么是党性原则?答曰:一霸二骗
·人是为人而活 不是为意识形态而活!
·“先进性”的党必是侵略性的党!
第二部分 专辑
1.我来给中国共产党(中央)上“党”课
·我来给中国共产党(中央)上“党”课
·共产党并不是一个党——我来给共产党(中央)上党课(第二讲)
·我来给中共中央上“党”课(第三讲)
·我来给中共中央上党课(第四讲)
2.“六四”
·顺“六、四”者昌,逆“六、四”者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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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罪的共产党(22)

孙丰:《原罪的共产党》(22)
   第七篇:曾庆红的屁也不一定是香的
    对曾庆红《在工作实践中再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批判

    即对曾庆红的“三个坚定性”的批判
   
   胡锦涛来于平民,偶得大位,对太子党们就有些束手,其行为拘紧,处处循规蹈矩,这是他主观上能自觉到的。但促成他的毫无作为的原因却很可能是他所自觉不到的--他不是一个赡望型人物,不是运用认识来对侍世界,相反他被世界环境造就成什么样,就什么样了,在他的主观能力里没有完成自己是被造就的这种区分,他的理性风格主要表现为受动性,只被动反应,个人智慧只活动在成见中,只有依附式运用,却不能把塑造自已的环境也做成认识对象,所以他的智慧就只在于对既成环境观念的追随,并不能独立的运用,一句话他不是那种天马行空式人物。既对不起民族,也抬举不了自己,其观念远离文明,正天唱些木乃尹,还将之当成了仙境,他不知自己落了伍。
   从日常中看,曾庆红其人的行为风格却泼辣果干,倒有行空的样子。民主队伍不至一人谈到曾获他帮助的事,以及说他行事有胆量。这些都是可信的,但仍不能证明此子为子,他的言谈行为里包含明显的恶习,他伦的不人理而是黑道,他身上没有我们文化中那种正气、良善,他向往的不是至善,表现的也不是诚信,他身上既有锦衣卫的味道,也有些毫不在乎的蛮横。好像是许家屯老人说,如果比较谁能平反六四,曾庆红的个性可能性要大些,这一估计做为估计我想是是中肯的,但是到今天并没出现这种趋向。如果胡团队与江班底不弄出个水落石出,这个问题就不可能有人提出,不光不能提出,还将更加恶化,看严正学冤案,看逮捕七十六岁老太的逮捕书,都显示趋势将更为恶化和严峻,以往我们批判的笔力多集中在胡锦涛身上,较少涉及曾庆红。最近见他去年十二月份的讲话,在下取以批判立场。我承认这个人对胡锦涛所不敢问的事却有去做的胆量,也帮助过该帮助的人。但我想说的是:
   好人和好事不是等同关系。不能做并列齐观。二者表达的不是同一个世界的事情。“做”好事不等于“是”好人,能“做”好事的人并不必然正派。毛泽东说了句“一个人做一件好事并不难,难的是一辈子做好事”。这话证明他没缕清二者的关系,也是他自我心灵判定自己是坏人的不自觉揭露。我们先来研究第一个问题:
   一、好人是个“是”的问题
    好事却是个“做”的问题
    “是”什么样的人是对一个客观的人的品性评估
    怎么样去“做”说的却是主观能力在一件事上的运用
   共产党为奴役民众才造出一个“做好人好事”的骗案,借表彰先进或“好人好事”来训化百姓,他们把好人叫做锣丝钉,还得永不生锈。这共产党的好人好事就是逼着人人伪装,通过伪装你就沦陷为--奴隶、马弁。其实这“好人”与“好事”不能并论,这是两类命题--
   好人坏人说的是人的品性,直接就是“你是一个什么道德的人”,一个人的个性有来自遗传和环境的规定,是两个方面。我们多次地谈到落到动物群里的人,人们对这种报导能当作奇闻来涉猎,却较少将之当成心理与人格的形成的实例来研究。请想想不同动物收养的婴儿,长成后就完全与收养它的动物一样--人的耳廓那么小,根本就不会动,照我这外行直观眼光的推想,人可能没有调动耳廓运动的神经--如同眼睑,嘴唇那种想闭就闭想启就启的神经。可是落到猪群里的王宪风那两小耳廓能像猪一样戽煽--这证明我们认为的纯生理的神经其实也与刺激的信息品质相关,这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同生的兄弟姐妹在人品上会有相同、不同。相同的方面是,机敏度、执着度、信息反应的形态……等等,不同的则表现在达到目的的方式,即行为所遵守的原则,也就是“如何达到目的”的这个“如何”上。若用问卷的方式去比较黄河与长江两个流域,你会发现它们的不同,围绕黄河省份的人多据于一个理,围绕长江的人则据于功。已有不少类似报告,这些就属于我说的“是”的问题。黄河流域的人是一种观念,长江流域的人是另一种。这不是靠“做好事或孬事”能改变的。一个人的道德养成也是来于环境,就是所输入的信号的质量,在来源上也属于外部,但是既输入了,也就是对脑组织发生了规定,也就是“是”这种品质的意识机能了--我们的脑组织因受了外来信号的刺激在品质上就成了刺激它的信息那样的--就像王宪风那能戽煽的耳廓。王宪风想戽煽耳朵就能戽煽--她的“想”是故意的--这相当于“做”,但我孙丰即使“想”也戽煽不起来。
   所以能够那样去“做”必须仗恃已“是”那样的东西。
   所以说:让伯夷、齐叔、柳下惠们不守节、不守信用是不可能的,那怕让他们在某件事情上做出妥协也是不可能。但是让一个不正派的人去做几件正义的、做几件好事却是可能的。土匪并不是一辈子事事都匪,一方面他们“是”人就必是按照人的一般原则来行为,只有在利害悠关的场合或事情上才需要使用匪的原则,在不须残忍便可成功的事情土匪也不必为匪。所以土匪也不是辈子一件“好事”不做。
   写至此,正好传来宗风呜老人记录的赵紫阳的谈话,围绕此书的出版有许多事例凿实着我们对“好人与好事”的区分。
   1、让赵紫阳不照自己的方式去行为是不可能的:
   即使在最后关头他仍有对个人命运来说处在较有利的选择,可他就是不选;邓小平也不叫他做真检讨,只要稍做应付就成,可赵是连应付也不干的。提请读者注意:我们正在研究的是:把是好人和做好事加以区分--①、可不选择对戒严的反对;②、可不选择辞职;③、他可不选择与邓小平决策的对抗;④、可以不选择常委扩大会上做答辩;⑤、可选择对邓川平的应付:⑥、在邓小平不满意江泽的保守主义路线发动南巡向他提出出来工作时,他可只选择要有实权的第一项,不选择重新评价学运;⑦、在获得有限自由后可以不选择致“十五大”的信。以上这些若拿进“做事”的范围里来解决,赵紫阳的个人命远会好很多,但他就是不肯做这种选择。请记住,我说的是他不是不能选,而是故意他不选!能选择较有利于个人的做法,可他却不:这是什么?
   答曰:他的人品,他的境界--他不是那种从利害出发而“是”从正义出发的人。紫老的行为就是“是”什么品质的人的问题。
   这些宗风鸣老人的记述备至,不用我来赘述。我借此要说的是--赵紫阳的事也是一件件“做”出来的,他的所有这些“做”构勒出的是他的①、人生境界;②、他的阅历;③、他是一个真正在思考的人,共产主义曾是他为之献身的理想,但是发生在共产实践中那些悲剧,迫使他对理想也做出思考;在他的“做”里就不存在一个“做好事”的故意,只有一个“应该”,这个应该揭示的是他不是在“做好事”而是一个--好人、正人,一个理性清晰的卓有远见的周密思考的人。
   鲍彤说得好:赵紫阳“是”党的大脑,他真“是”大脑,因而他的行为就是他的“是大脑”的表现。没有什么方法能阻止他不这样表现。
   2、让宗风鸣、鲍彤、李锐不照自己的方式去行为也是不可能的
   从这件记述中我们们又窥到了另外三个人,他们是宗风鸟、鲍彤、李锐。提出一个假设:若宗风呜老人面对的不是同乡、同窗、好友,而是一个萍水相逢的人,他可能没有去探视的方便,也可能不发生百多次记录,但是在一个人的不幸面前能不能让他心里不发生同情?能不能让他躲开呢?在他能方便别人的时侯,能不能设想他不实施方便呢?
   孙丰曰:那是不可能的!这个宗风呜不是在“做”好事,而是他就是一个正气凛然的人,他胸中有那么一股憋也憋不住的浩然之气,他养没养过这股气,我不知道;但他有,他就是这么一股正气,这是我敢说的。鲍彤的序言里说到了--和宗凤鸣先生的交往:
   我有机会和宗老见过一次面,听他谈在濮阳油田所作的调查。他主张在增加国家财政收入的同时,不应忽视社区居民和地方财政的利益。宗老所追求的,是全社会受益,我至今记得他的感叹:濮阳地区是抗日根据地,五十年了,群众很穷很苦;许多国营大企业过去与民争利,今后应该主动关心群众的利益;油田越替群众着想,群众也就越会爱护油田。那天他给我的印象是,热心於改革,热心於社会公益,是一位以社会为本位的社会主义者。
   后来我没有机会和宗老见面,重逢竟在我坐牢以后。
   我坐牢后,慰问者反而络绎不绝。过去在反右中挨批,文革中挨斗。那些时候,连本机关的同事也迫於形势,必须和我“拉开距离,划清界限”。这一次,是“坐牢”,当“刑事犯”,性质之严重可知,而且在全党全国“大清查”的形势下,却引来了好些相识和不相识的宾客。宗老就是其中一位。
   他比我年长,心脏弱,从航空学院赶到木樨地,路相当长。但八年如一日,坚持每隔几个月必来探问。宗老就是这样古道热肠。宗每探一次监,就向我传达一次“谁谁谁问你好”,“谁谁谁要你保重”。这使我感动。“世道”变了,独夫民贼不可能永远操纵人心,心中油然泛起了这样一个句子:“旧雨新知入梦来”。
   知道我被判徒刑七年,应於一九九六年五月期满。他届时来看我,却扑了空。因为中共中央在指令法院判我七年有期徒刑之后,犹如餍足,决定再一次超越法律,再一次用警车前呼后拥地把我押进西山脚下一个职工宿舍大院,再一次把我囚禁在解放军全天候密集守护的围墙里。不管怎么样,又过了一年,一九九七年四月底,我终於回家了。在中共中央统一领导下,我全家也被同步扫地出门,从木樨地扫到了八宝山。宗老又赶到八宝山来看我。幸好,八宝山用於监视和控制的各种现代化装置来不及紧急配套运行,土法上马的设施如铁栏桿、大铁门、小铁门、岗亭等也还没有装,二十四小时站岗放哨的人员尚未配齐。因此侥倖得很,宗老居然进了门,上了楼。
   这是我们第二次见面。我於是知道,紫阳被中共中央非法软禁,友好故旧隔离殆绝。这些年来,唯独宗凤鸣以“气功师”的身份,尚能出入富强胡同。每见,赵必谈。谈后,宗必追记。几年中,谈了许多次,追记了许多篇,已经汇成了一个集子。宗把这个集子送给紫阳,紫阳自己没有过目。说,将来让鲍彤去斟酌吧。宗这次来,就是和我商量这件事,希望我“修改修改”。
   但是鲍彤不能受命。两位老者之间的谈话需要保持历史原样。何况鲍彤的身份早已变了,不再是邓小平女儿为起草她父亲讲话而夤夜光顾的鲍彤了。中共中央政治局已经议决鲍彤是反革命一个。倘若这个反革命居然和被视为头号政敌的前中共中央总书记有甚么“联系”,中共中央的新领导人会在何种心态支配下作出何种反应?紫阳将进一步蒙受何种伤害?当时我用了一句不是客套的话答覆这位长者:“我不能修改。”这使宗老失望,但我没有别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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