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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丰文集
·从来就没有“党的领导”这回事!
·“两个不能否定”所针对的是“水能覆舟,舟之将覆”
·达不到摧毁现有政治制度的境界,发动不了改革
·鸡生蛋还是蛋变鸡?知识管人还是人管知识?
·为什么说共产党绝不能发生改革?
·挂羊头卖狗肉至少以羊肉为价值,
·内政也必须服从人政,因为只有人才有政!
·苏共解体“教训说所证明的不过就是“心已死”
·苏联亡党亡国的教训是:见共必铲!
·“人权”就是冲着阶级才成为必须
·三权分立必造成“灾难”,但只限于狼们。
·在赵简子把狼砍死前,狼总是理由满满!
·俞正声:社会主义就好在“黄敬自杀,强声外逃”
·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好”就“好在……”
·对习近平的“五大优势”的批判(一)
·理论优势“优”在哪里?就优在只恃“力”而决不讲“理”上!
·“政治优势”就是用暴力对付理性的供认不讳!
·感谢党和政府把我们炸死、烧死!这李群真牛啊!
·所谓“文化自信”就是以攻击为观念的文化
·科学发展观证明胡锦涛整个一个二百五!
·三个代表的要害是:只有被代表才有做人的资格
·先进文化即侵略文化!
·中国的问题归根结蒂是个政权不法问题
·从客观上看,人是先成为人,而后做人
·“共产主义”之做为主张,是对着什么的?
·先进文化就是侵略文化或驾驭文化!
·共产党不是执政党
·如不认定“自己灭亡在即”又何来吸取教训?
·人类的历史永远是从特殊向普遍的过渡
·吃人的是罪恶的政治,并非政治都吃人
·需要民主与法治的不是“中国梦”,而是中国,
·改革,革什么?就是革掉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和信念?
·改革就是革掉共产党!
·共产主义也是一个理,这个理天然反改革!
·答王淮伟《如果没有祖国,你什么都不是》
·这样的国还是不爱的好!
·潘汉年爱国爱出24年大牢
·这国该不该受?请去查中共早期文件、史料----看
·也谈真、善、忍
·怎么打虎也救不了党,因为党的不合理法才是危机的正根!
·“宇宙真理”所说就是真理都是普世的!
·其实普世性就是合法性!且绝对合法性!
·是国家在地球上,不是地球依附在国家!
·人能说话,故可有敌对势力;可环境大气无言呀
·周永康行为又一次证明:互作用是一切政党的生命之源
·薄熙来,周永康都坚持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呀!
·共产主义伟大理想与信念即基督教的来世天堂说
·谁来对周、薄进入最高层负责?
·共产党何曾有过让人兴风作浪的雅量?
·周永康是西方敌对势力在党政军中培养“魅力领袖”?
·老虎吃了、伤了的的人呢?昭雪冤案更紧迫!
·原来“分配不公”是西方敌对势力捣的乱!
·“分配不公”造成了人民拥护、社会融洽、国家安全!超牛!
·三个“总”都讲亡党亡国,但心理状态各异
·这“十面霾伏”是西方还是东方……敌对势力?
·党若亡了,习近平还能不再是习近平了吗?
·“以法治贪”治不了贪!因为“法”并不=自身合法
·人立的法并不是第一原则,未必合法
·朝鲜与周、薄事件证明----一党不是党!
·革命合法性即抢劫合法性!
·“杀张成泽乃朝鲜内政”,实是恶狼惜恶狼!
·不包含平反冤、假、错案的打虎不具有人民性!
·“形式、官僚、享乐、著靡”都只是风气而不是主义!
·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这个句子通不通?
·“三代表、科学观、中国梦”就是四凤!
·改造大学新闻,是对人类伦理根系的摧残!
·改造大学新闻系,是对人类伦理根脉的摧残!(2)
·邓、江、胡的不同行为,却是同一个呼唤----
·邓、江、胡间的斗争就是对多党制的呼唤!
·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推动不了改革!
·章立凡把话说倒了,应为“共产主义是毛泽东的负责产”
·16位省部官员落马证明“马主义教育”是扯淡!(1)
·16位省部官员落马证明“马主义教育”是扯淡!(2)
·16位省部官员落马证明“马主义教育”是扯淡!(2)
·周、薄也喊“巩固党和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基础”
·是共产主义犯法还是“异见人士”犯法?
·“革命”与“正能量”都是本己性自涵
·雾霾攻陷中国,证明“科学发展观”就是“形式主义”!
·“科学发展观”是最典型的煞有介事!
·科学在心外可操作,是器,谓之形而下;“观”呢?
·“不做李自成”不过就是张决心书
·做了李自成又有何妨?只要人人过得好。
·共党当世英雄者,就应沦自已为李自成!
·这份文件是“历史顺势还是逆势”下的?
·既是官场丑闻,为什么还要对“敌对势力”亮剑?
·政治局会议承认自已是恶覇坏蛋
·胡德平注意:理论只有有效性,没有先进性。
·习近平的只有人话没有党话的新年贺词!
·吴稼祥“习李一年远超胡温十年”之说不怎么严谨
·共党的当世英雄者,就应甘愿把自已沦为李自成!
·到底是“势力”敌对,还是党性本恶?
·得道多助,失道当然寡助!--对火烧领馆的评说
·不在于習是否想做事,而在于他懂不懂事
·“黄牛的品格千里马的气势”是要有就能有的吗?
·在王军涛论点上来比较国民党与共产党
·是政法委挑衅国民,还是国民挑畔政法委?
·拍蝇打虎所指全是果,时过境迁复又生,何哉?
·国民党能出了新,共产党为什么不能?
·活动在“教义”内,胆再大也改不了革!
·致姜维平:司法腐败只能说最严重不能说最大
·害群之马正在孤假虎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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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运不是斗内,是自身精神的洗礼!(2)

   孙丰:不是斗内,是精神批判性的证明(2)
   
    --就《民运,为什么内斗不止?》与阿良商回讨
   
   我说阿良兄,你是否很讨厌春秋战国的诸子百家?至今天我们还要从这遗产中吸吮营养,没有诸子百家就没有今天。中国文明最繁荣最影响后世的就是这个时期:要在当时,对于你这样的批判家,你们渐江或江苏国容不下,可以到俺齐国,有俺国的孙尝君好好招待你。你仍可以去游说诸侯。被秦泽东那么一统成大国,百花变专制,百家就成独裁。

   
   争鸣原本就是理性的本质表现,你怎么能得出“争吵是内斗”这个结论呢?试问不斗怎么去伪?不去伪怎么存真?老兄啊,互联网这么大,反共的斗士不少,但把自己划为批判家的并不多,你是其中之一。你建立了一个体系,并在用体系来解释现实,这意谓着什么?这意谓着你不只是在反共,并且还把现实世界的光明与黑暗都理解为理性的不同应用,你通过理性的清理来确认它和校正它--你还把反共当做学问来做。那就得说民运内发生的是争呜,是洗礼,不是内斗,民运正是从斗争批判中来淘伪汰劣的,来获得健全,获得自省,沉淀成普遍的秩序。
   
   不错,民运中可能有冒牌,也可能有人受中共操纵,更有垃圾分子,可你得知道,先有常人后有民运,所有的父母所生的孩子都只是常人,不为民运而生,是常人就有常人的弱点,只是在生活之流里或者出于自觉或者出于偶然形成了民运这个阵营,当然地也就把常人的弱点也带了进来。那又有什么了不起?纵然有九十九个人上当,余下的那一个仍是民运的全部,代表了民运的方向,代表了“民”这一事实不可抗地走向个体自主的趋势,仍然抹煞不了民运是先验的和光辉的。骗子正是在作假、欺诈、拐骗、装鬼、弄神……中为公众所认识,为社会当案所记载,他们才必然在某一天被民运的车轮所甩掉。常常说的“正统民运”不就是对杂牌的一种分割吗?并不是淘汰不掉,是民运自身的淘汰进程尚未进入迫切。是老兄你把常人的弱点民运化,又把民运非常人化和理想化了--民运是常人中的一部分,只是代表了人际关系的必然前景的那一部分,常人的七情六欲,贪婪、狭隘等人性共同性在民运身上是同程度的。当然他们应赋有在斗争中洗礼自身、纯洁自身的义务。
   
   正因个人所可能的成长的局限性才得出这种并不客观的结论。我有理由认为这仅仅是你的个人局限性--忘了什么时侯我曾半真半玩地向你指出你对“现象”一词的使用总是错的,几乎全是多余,可你至今还是这么用着:
   
   “这种现象,让很多人迷惑不解。”
   
   阿丰就来问阿良:这是行为或事实还是“现象”?我不要你来雄辨,只要你向自己回答:你为什么非把行为或事实说成“现象”?你的前两分句“永远相互吵架,永远被中共玩弄于股掌之中”已经周密地描述了事态,使它生动的“具象”了,你凭什么非把已经“具象”了的再倒退成“现象”?
   
   你手里拿着个浙江汤团,你非说拿着的“粮食”。至少得承认这是个性方面的一种限制吧,那怕它再小,再小也属于艰制而非敞开性。为什么?
   
   就因你的知识积累中有别的,却没有这部分,所以你就认为这是技术,是小事,不影响真理。若果真这么小它能滋润出近代史上最具影响力的伟大学派--德国古典学派吗?那马克思不过是这个学派的不肖弟子。他先生的辩证是从一个环节向另一个环节的还原或推进,讲求的是严密和准确,他的辩证干脆就是教人如何不讲理。他丢失的就是这个学派的理性纯洁性。若果真那么小能够单用这个词《现象学》就独树起人类思维的一座里程碑吗?并且这学派又派生出更加纯粹的《分析学派(即语言逻辑)》后来,又在数学方面派生出《数理逻辑》,并且战后独占思想界三十年。讲这些是否只是书生之见的瞎抽象?那就讲个具象--
   
   就拿“共产党”来说吧,你阿良看到的只是发生在各国的一种社会事实,你可曾注意到它的更为深层的方面--不是事实而是构造事实的理性吗?
   
   共产党首先是理性的一个知识,而后才是这知识造成的人际事实。
   
   从你的全部批判中我们看不到这种觉醒:全世界的共产政权无一不犯屠杀罪--这只是一个直观经验,你的批到只对着这个直观事实,并没去揭露事实背后的必然性机理--机理只能潜储在--理里--即在“共产”这个概念里。人类理性不经受纯洁性洗礼是永远达不到这一揭露的。
   
   你要把某种事态称为现象,你就必须去掉它的具象性,只有那些还没命名的才是“现象”。山和水和云和树和……都是自然中的现象,但一经祖先们为它们命了名,你就得叫它山叫它水叫它云不能叫它现象,你还这样叫就证明你的意识未经受纯洁性洗礼,特别在每遇最郑重立论处就不一定是可信的。在理性内“党”做为概念并不是一切关系概念都可去限制的,这就需要理性的批判来揭露,但在实践范围内,党可以接受任何关系概念的修饰。
   
   在修饰造成的理性矛盾的实践中,灾难势在难免--1917年后的俄国--苏联;1949年后的中国。只看到“反党反社会主义有罪”这个路线所造成的灾难,可没看到这一命题所以成立却是因为毛泽东及共产党都不知什么是“党”,什么是主义。
   
   如果他们真正理解:人是自然事实,而党和主义只是主观事实,“党”只是主观内相反对相颠覆的人际联系;“主义”则是为否定他主义而取的证明。他们能愚笨到设计“反党反社会主义有罪”这个命题吗?我想那是不需的。
   
   在茅于轼以前的文章里也能看到“汉唐盛世”、“康干盛世”这类成语,可他为了证明《为富人说活》有理,竟造出一个“中国穷了他几千年,就是因为仇富”,茅于轼自己就在打自己的嘴巴,他还摆一副出公众委屈了似的。理性批判就这么重要,不只是要灭共,更高的意义是重建文化,重奠伦理。
   
   你所以有这些责备就因你只注重了实践的批判,忘记实践是理性的贯彻。
   
   所以你看不到中国民运的状况是人类进化最一般的状况,是各民族的历史进程中都演义的。它不是中国民运所独有,而是人类共性:基督教初创,被别的宗教敌视,成为受迫害的异端,到它成了正统就排斥别的,黑暗了一千多年,多少不照成见解释现象的人受到迫害?再看看做为民主革命榜样的法兰西革命:三巨头不是互相切了吃饭的葫芦!咱们的辛亥革命,先贤们再贤也是分分合合,吵吵斗斗。至于共产党就不是吵吵闹闹而是互相屠杀了:只江西就自己杀了近十几万。十几万呀!
   
   所见不同是理性的本质性。当交流不能共识时,就动了情,一动情就不论理,这不是哪国的民运所独有,是一切民族进化道路上都记载的。属之人类的类性,而且,也不是某职某业某阶层的独立品格,是人性共同性在不同阶级不同人群里的表现,只是这些表现又多少染有了阶层性罢了。你说的这些无非是个性狭隘、自大、贪婪、猜忌、不信任……这并不是民运队伍的民运性,而是是人就避不了的限制性,人天然就趋福避灾,这生命倾向性一旦在具体事情获得表现,就带上了那一领域的特点。
   
   你是人,李世民也是人,毛泽东还是人,人人都是人,人人都有这些倾向。只是学养阅历的不同在各个人身上的表现也不同,有了阶段上的区分,若把处在不同阶段的行为拿到一个绝对横线上看,就如你所说了。很善良的项籍不是也乱杀无辜吗?可流氓分子的刘邦却不杀(至少是少杀)无辜,即便那阿邦无境界可那帅哥张良、哥萧河有境界!你指责的是个素质境界问题。
   
   说“民运永远被共产党玩弄于股掌中”是没经考虑而直出的,与你老兄自己的言行就相悖:你写这篇文章是恨民运不成钢,所以批评,是因你站在--民运一定能成钢,一定能在不久的一天成为中国的官方观这个信念上,若你连这点信念都没有,你还能说这么写吗?既然你在这里发议论、敲警钟,至少你不是被共产党玩弄于股掌中,且你还有一大批可信赖的朋友,他们也没被玩弄呀!这是自织的逻辑陷阱!我就知道你并不悲观。只是当你急着找证明支持立论时,常常只顾首而忘了顾尾。
   
   最后一个问题是“谈谈民运的现状和前景”,这个问题也可以说成中国民主化的前途。明天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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