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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丰文集
·没有有百性相信官方也信的信仰
·讲一讲思辨:
·“法如天大”可,“国法如天大”绝对不可!
·辨“道理”
·是党员抹黑了党还是党毒化了党员?
·习近平的法国骚与老子的道
·不存在治了治不了疆,只存在共产党治不了中国
·《儒家应该意识形态化》此议无效
·意识形态既非物亦非生命,何来安全?
·让高瑜用自己的嘴来证明自己有罪,恰恰证明了共产党对“高输有罪”心存疑虑
·任何存在物都只能“是”其所“是”,不能“是”其所非
·不论何种敌对势力,都是共产政权的物极而陷的必反
·占中马后炮: “一国两制”这是一个承诺
·对《奧巴马是讲普世价值,习近平是讲法治》的纯粹理性分析
·明镜《習近平的打貪對中國來說是壞消息》立论不妥
·是徐才厚误党误国误军,还是党误徐才厚?----析军报《再批徐才厚》
·到底腐败是什么?
·历史进程不再是关注敌不敌对,而是回答:该不该灭共党!
·人是伦理动物。而“党”是被人伦出来的一个“理”。党是私。
·“意识形态安全”被提出,意味着共党人向自己承认:社会主义反人类!
·历史是合规律的进程!
·就连“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也是不折不扣的错话
·“红色基因代代传”是对人类历史的明目很胆的反动!
·自由、独立及合法性
·人不是为社会也不是为国家而出生为人的
·爱国不是义务,爱地球却是义务!
·党并不是个从严就能治了的玩意
·“女官情妇化,男官西门庆化”所呼唤的就是党必须灭亡!
·《中国青年报》说:女官情妇化,最直接的根源是男官西门庆化。
·朋党是“共产”与“党”两个要素不能融溶的表现
·人是理性存在物,人不是神性存在物
·谈“决不容忍搞团团伙伙、结党营私、拉帮结派”
·新年贺词虽无意识形态,但并得不出习能锐意革新
·仲维光,“反共是做人的底线”此话不妥
·习近平与敌对势力一样都厌恶社会主义
·何为普世价值?
·自然怀抱里无敌人,敌不敌是人意的指令!
·“普世”说的是物的先天性质,“价值观”说的是“先天性质”之从后天能力里
·蒋、习不可比。国共可作经验的对比。三民与共产是先经验的差别
·再论“意识的形态性”
·把人清除出党他还是人还在人生中,把党员清除出人籍他还是党员吗?
·对《加强和改进高校宣传思想工作》的批判
·(1)习近平断言“党蜕化变质”。孙丰斩钉截铁说:大错!
·(2)人类是一有两个个“始原”的物种
·(3)把共产党作为一个纯粹知识来看
·驳习近平"从严治党"论
·人类是有理性的存在物
·团团伙伙是政党的共同的、本然的性质!
·凡借了人性外的名义的制度,都必定是反人性的
·冯胜平"革命使人堕落"之悖理
·问冯胜平:还有"没有法治的民主"吗?(1)
·问冯胜平(4)
·还有"没有法治的’民主’"吗?怪哉!——诘冯胜平
·习近平为什么能说出"共产党已蜕化变质"?
·"蜕化变质"只是指出一个实事,指出实事只是承认
·"吃共产党的饭,砸共产党的锅"是堕落的菌种
·腐败的果与因
·批《关于领导干部上讲台开展思想政治教育的意见》
·加强高校的"思想政治教育"要育出什么样的人?
·孙二郎说打虎
·孙二郎谈腐1
·难道酷刑还有正当的或可合法施行的?
·孙二郎谈"中央统一战线小组"
·天津大爆炸头号警示是:停止9.3阅兵
·赞同革命与革命是否发生是两回事
·习近平恰好陷在扭转乾坤开辟新纪元的历史链条的环节点上
·天津爆案对中共的警示是:
·自然界里本无党,"党的规矩"就是疯子的自欺欺人
·哪是什么"亡党危机"?明明是瓜熟蒂落蒂要换新宇
·天津爆案标志了爆炸已经成中国政治的常态,
·评《退休高层痛斥"党内腐败"和痛哭"亡党危机"》
·医生只给人珍病,不为党珍病
·腐败是社会人格双重化的表现
·物由什么所造,就只能服从什么力量!
·硬件上打虎,软件建设上谜续指鹿为马!
·对《党政同责,一岗双责,失职追责……》的理性清理
·是共产党有罪于周、薄、徐、令、郭……
·从来没有党的领导,党的领导是人借的名
·从来没有党的领导,党的领导是人借的名
·没有阴阳两面人的资源环境境,怎么会有阴阳两面人?
·人之"是人"属于天,这里没有选择没有自由,
·习近平不知应纯洁的是人文环境,不知救党是死路!
·国民党有错误是后天的,共产党的错误却是先天的
·对"意识形态安全"的纯知性讨论
·人感觉自己支配自己不是真相。真相是:人受知识的支配
·“中共是抗日中流砥柱论〞乃是继续腐败的宣言书
·若习近平回答了〝你是人还是党?〞国安便长治久安!
·〝爱党爱国的主旋律〞才是祸国殃民的根源、
·《腐败不是因理念,信仰的缺失,相反理念与信仰倒是腐败之母》
·合法性是是公理,王歧山说的是私理
·在以〝执政党〞自居前首先要回答什么是〝党〞
·为人民服务只能服出人民价值,哪来的党价值?
·凡标榜自身意识形态的力量都是非法的
·共产主义是一种先天腐败型政治
·价值观是形成,〝党有权提出核心价值〞却是外造加工
·国民党腐败是后天,共产党腐败却是先天
·“党中央”也不能想正确就能正确!
·评《“党中央权威”要靠自己的正确来赢得”“维护”》此题目
· 海外民运没有毁,也毁不了!
·国又不是党的财产,哪来的〝治国必先治党〞
·国又不是党的财产,哪来的〝治国必先治党〞?〔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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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存在“仇恨富人”这个事实

孙丰:不存在“仇恨富人”这个事实
    茅老先生想说的是--仇富心理
    茅于轼的文章是思维,而“仇恨富人”是情绪

    茅先生别忘了:你的头衔是--经济“学家”
    你的话就得是--学问,不是情感
    凡学问就必须是可证明的,你就得按照可证性原则来写作
    即使遇上情感、情绪
    也得将它们还原到心理学的可证性状态
   
    “我就是要为富人说话”--这不是证明
    是意志,你用意志来表达来代替学问的证明性?
    拿意志统领学问,拿执气立论
    是是违犯了做学问的规则
    你还委的什么屈呢?
   一、证明性是理性的生命线
   比如你说的--:
   “ 市场经济的背后就是人权 ,懂经济的根本是要懂人权,否则是一个遗憾 。 ”
   这话的前两分句都是判断,属可证明性陈述--两分句都有判断联项--“是”,第一分句可以省去“就”字(这可以不计较),这就是完备的可证明语句,属于做学问的合法程式。但第三分句却变成了感叹,你为什么不就势往下证明或止住,非用感叹来煞住?你可以如上两句那样把感到的遣憾用证明句陈述出来,让我们来体认你的遗憾的理由。
   
   下一句:“ 剥削理论、仇恨富人、造反有理是当前的三大危险,穷人‘造反’造不出一个好社会。”
   这句话是不通的:“剥削理论、仇恨富人、造反有理”这三项是被判断的材料,你是在指出三种社会心理,可你自己以读者身份来读读,这三个概念与各要揭露的思想相符吗 ?它们也无法并列。其实你想说的是:“ 那种认为富人剥削穷人的观点,仇富的心理和穷人没有活路就只有造反的想法”是危险的。要把思想概括成概念不是不行,但必须精确,你就没有做到,不只是这一篇,你老人家是常常这样。
   “剥削理论”这概念其实含了好几个思想,怎么解读都成:是研究剥削的理论?还是服务于剥削的理论?或指责剥削的理论?你自己对自己行文中这些蹩脚句式有过意识吗?而且你说的并不是“仇恨富人”,而是想说“仇富心理”。只是因你不考证概念的关系,很少分析,只一心造句:联结;所造就常常是些盲综合。
   “当前的三大危险”,这句话有明显范围,你却没看到:这“三大危险”必须是公认的--既定的,社会上下都共识的。而这里说的只是个人看法,个人看到的和认为的只能是一种估计--估计它们对×××是危险,因你只是在这样理解,既不是既成,也不是公认,只能说“是危险的”。
   而且与下边的语义也不搭配,从你的角度上将以上三种心理理解为危险当然无不可,可你得知道这个“无不可”是因意志是个别的,受到个人自由的支持,但这不是认识句,拿到认识上却就真的不可--“当前的三大危险”具有明确的既定牲和限定范围--它们先于人的意识已在那里。你既以“当前”为范围,这些危险就只能属于公共和社会时势,而前边那三种心理却是你个人的,它们并不具有联结到你说的“三大危险”上的合法性。而且你也没说清是当前的危险属之“那方面”。
   后半句就更离谱:难道“穷人造反造不出一个好的社会”就该受穷?就该受欺凌?何况“造不出一个好社会”并不与造反有理无理,正当不正当相关,只有证明了当下这个社会是合法的,你的话才能合法,你才能去肯定造反为非法。这样你就限于了另一个陷讲--
   请问当下这个社会是不是“造反”造来的?它是好是孬呢?
   在你写这第二句时你就没有“我究竟要证明什么?和我怎样证明这句话?”的自觉,所以就是在你的思维内部它们也不能自圆--就是全人类的共同宪法《联合国宪章》也不说这种话,甚至认为人民有权用造反来推翻欺压人民的政府。你怎么可以不经分析就用普遍否定句呢?共产党政权就是由造反建立的,你不就陷于自设的矛盾了吗?你行文中常常有不伦不类之处,别人一指你老抱屈,却不用理性的证明性去检查它。
   难道危害经济发展的就这三种心理吗?或者就没有比这还典型的影响要素吗?你得对所看到的现象做出准确命名,而后才能展开论述。
   实际上当下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只有一个:即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做为政权规定的伦理原则与人的天然的伦理原则之间的势不两立的矛盾冲突。你茅老先生看到的一切危险,我孙丰正天唠叨的那一切都只是这个矛盾的表现。不让社会从党性恢复到人性,不让人自由自在地只说人话,只服从七情六欲,只讲日用人伦,一亿个茅先生在那里喊叫也是零。中国社会只有一个矛盾:人性与党性的矛盾!
   从03年开始读茅先生的文章,其实他行文中也注意到证明,可就是觉得有一股别扭味,很久把不住脉摸不准门,这是第三次批评他,现在我终于觉出来了:他的文章所引起的其实是种不解和不满,并不是立场上的争议--他的立场与我们很接近,所以说争执的并不是他的立场,而是他行文上综合的不严谨性(即归纳当),他与姚雪垠先生犯的是同一个毛病,不同处是姚雪垠是文艺作品,是乱用定语和补语,而茅老先生是学术性文章,就不是犯在修饰上而是犯在证明和不能证明的不区分上。对他上边两句话的分析,就是想说清这一点。
   也注意到一些争议者的文章,我发现批评者是因对他证明性与不可正性综合到一起感到不解,可又一时也闹不清而取的勉强批评。其实只是因阅读感觉上绕口,不如意,可又找不准确,便强用立场批评代之了。他的叙述中的不可证明句引起了读者阅读上的诧异,不惯,发生的并非争议是表达不满。
   二、他不是在替富人说话,而是提出一种房建对策
   再看:“我就是要为富人说话,为穷人办事”,这只是些执气话,但看他的内容呢?是反对建造经济适用房,提倡对穷人实行经租房--他是在提出一种实践策略呀,咱不问他提的是否恰当,但至少说得通,并且也确实是为穷人着想。他在论证经济适用房如何被玩弄,穷人实际上得不到利益方面都是周到的,也符合论证规则。他在证明取经租房这个对策代替适用房,穷人就立即受益了。
   试问茅老你这不是在为穷人说话又是为谁人说话?你在文章中举出的那些行为,你说的在适用房建造中那些漏洞及其后果,难道不是对富人还能算是对穷人的遣责?我们读者读来就闹不清你有什么必要非要说“我就是要为富人说话,为穷人办事”这种题目。你直接说成房地产产业上的建议或看法之类的有多妥贴,你偏不!这是为哪般?
   读后感觉他并没替富人说什么话,只是在提出他关于房屋建设的一些对策。论证这方面的规律,与替富人说话穷人办事不搭界。
   人即使闭着嘴一句话不说,只行动,这行动也包含着话呀,你不构思又怎么能立出志来?所以不为穷人说话却替他们做事这是个明显的理性矛盾。至于后来他那些回答各界采访的话,已与此无关,那是出于论辨,求的是胜而不是论理了。
   “富人”和“穷人”就来于阶级说,这是共产意识形态的残余物,他自己觉不出来。为什么非这样说呢?
   因为人说话要么就是出于日常的交流,把感受告诉别人,要么是叙述一个道理,让别人明白,接受,这种话就严肃郑重了。所以说只要就总是就事伦出一个理来,因为所有的事情都不是孤立,而是有联系的。理呢?就是对联系的反映--理在事中,所以穷事才能明理。而富人和穷人都是抽象事实,所以为穷和所以为富各个人有各个人的原因,这就就不存在为所有富人或为所有穷人说话的真理性问题。造物主给我们的言论权不是没边没沿的,你只能从某个原因与造成的后果里抽象出一个理来,却不应对着非统一原因的所有一样的事强行使加×种影响。在人与人之间只能为正义去说话,不能为富为说,但可以为穷去说,因为穷才需改善,为改善穷而说就合于正义。富人这个概念不能保证所有分子的富是正当的,但你说话只有替着正当才有合法性。
   茅老先生可以更仔细地深思一下:其实你也不是在为富人说话,而是在阐明房屋建设中的一些子规律,不同的建房思想及其对社会的影响,你是向社会建议基于当下形势取哪一种建设方针更具可行性……所以茅老先生的具体叙述是在把握或追踪规律,且态度积极,但他的命题与他要阐发的思想不相统一,且容易使读者不解--为什么他会感到委屈呢?因为那思想是他的,在他还没写之前就已熟知了,他行文中的综合所表现出的别扭是他所感觉不到的,但对我们就不一样了,就不能被我们所谅解。
   三、茅于轼想说的是人们的“仇富心理”,却说成了“仇恨富人”
    是他自已组织错了
   其实,当今中国普遍发生的是权贵对民众的压迫,社会两极分化,最穷的人真到了不知怎么往下活的地步,请看:乞丐被人麻醉摘去器官;公然有人敢从行人手里抢夺孩子;女儿被害母亲上访竟然被扣;许多记者说实话被抓;老百姓活不下去自杀还有罪……竟有人专杀人卖给需暝葬者……社会的主要问题是穷人到了山穷水尽处,怎么活的问题。主要是怎么让富人发发善心使穷人能活下去,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方面是权贵的压迫问题。即使有仇富心理也不是矛盾的主要方面,何况“仇恨富人”恐怕连有也没有,孙丰我就是穷到家的人了,我们山东的姜福贞、王金波、张明山、牟传珩都穷得够受,姜福贞穷得老婆颠了道,有人告我,有时几块钱他都得去借,可他们都设有仇富心理,都活很安然且痛快。穷人哪还有去仇恨别人的余力?再说这不是中国人的问题,是人类的,外国没有是因他们的经济把这问题解决了--不存在活不下去的人群。中国不是要批判仇富,而是要如何解决为富不仁,权贵野蛮。试问段义和炸情妇是仇穷心理吗?不!是为富不仁!情妇向他要钱是仇富吗?
   所以从现象层面看是个两极分化,贫富对峙问题。深入地剖拆呢?是个人权问题,是极权主义的一种必然后果。克服的方法只有一个:废止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代之以自然人的人性。要做到这一点,就只有政党政治,但只要一个政党的名字叫共产,多党政治局面就形不成。归根结底就是推翻共立党。
   造反有理无理?基于共产党的统治这个前件,我说:有理!造反有理!起义有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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