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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丰文集
·人类正义
·共产党是一功利主义的集团
·鸟瞰“十六大”
·“十六大”专侃
·打倒江泽民,重振中华
2.共产党“合法性”批判
·
·人类是有理性的存在物
·人是从哪里得到“法”的?
·“宪政”批判
·共产党“合法性”批判(4)
3.“三个代表”批判
·引文:批判,必须是对被批对象的还原
·仅在代表者与被代表者之间建立不起“代表”关系
·论“代表”一词对人性的割裂
·人是自己“是人”的,还是由第三者代表着才“是人”的?
·“代表”是机制联系事实
·纯粹语义学意义的“共产党”在逻辑上就非法
·“先进文化的前进要求”是谬句
·对“先进”的还原
·驳“文化的前进方向”
·对“立党之本”的批判
·对“执政之基”的批判
·“三个代表”是贪污之伞
·从对“党”的还原里把握“立党之本”
·“全民党”是一个矛盾,在逻辑上无解
·关于“共产党是否代表工人阶级”的问题
·“三个代表”的创建背景就是二难背反
·为腐败的合法化立法!
·信仰价值观对经验价值观的反动
·信仰是理性成果,人是自然事实
·经验,是人类达到自身的唯一管道
4.对“三个代表”入宪法的讨伐
·批判提纲
·中共十六届三中全会议题
·对“宪政”的思辩
·人是目的之物吗?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是法,但不是宪政之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国,不是共和国
·“三个代表”是意志,是反宪政的
·中国的问题是因《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腐败
·中国已经成熟到走进“全民公决”的程度
5.“为人民服务”批判
·引文
·人只是自然之物
·造物主创造了人,是让人在世上干什么的?
·对“异化、分裂”的证明
·是语言让自然之人成了社会之人的
6.“价值观”批判
·“价值观”批判
7.江泽民“经典”批判
·江泽民“经典”批判
8.胡锦涛“七一”讲话批判
·只要立党,就决不可能为公!
·只要执政,就决不能为民
·人有人性,党有党性
·政有政性,权有权性
9.对中共16届4中全会《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批判
·“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建设”救不了共产党
·“提高党的执政能力”救不了共产党(2)
·“提高执政能力建设”救不了共产党(3)
10.胡锦涛言论批判
·赵简子,你在哪里?
·究竟是人对政权负责,还是政权应对人负责?
·捕廖元华等是为夺回“已授人之柄”
·世界观是“树”而有的吗?
·只有人的世界观,没有马克思主义世界观
·坚持共产党“先进性”是对人的存在平等性的瓦解!
·政党是用来保证政权合法的,不是用来执政的
·什么是党性原则?答曰:一霸二骗
·人是为人而活 不是为意识形态而活!
·“先进性”的党必是侵略性的党!
第二部分 专辑
1.我来给中国共产党(中央)上“党”课
·我来给中国共产党(中央)上“党”课
·共产党并不是一个党——我来给共产党(中央)上党课(第二讲)
·我来给中共中央上“党”课(第三讲)
·我来给中共中央上党课(第四讲)
2.“六四”
·顺“六、四”者昌,逆“六、四”者亡!
·巴黎举行“‘六、四’意义座谈会”
·“六四”——悲壮的人类史诗
·“六四”——悲壮的人类的史诗(下)
3.山东的“六四犯”
·“他娘会养”的史晓东
·四大恶囊——孟庆秦
·无腿大侠王在京
·“丹顶鹤”是个伊斯兰
·监狱里的六四
·张霄旭拳打“刁德二”
·姜福祯人称“咣咣镲”
·还是张霄旭
·张杰
4.孙志刚案
·孙志刚案,谁来审判“中华人民共和国”?
·谁来审判《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
·广州审判的本质:拿孙志刚们的头来祭孙志刚的灵
·共产党杀人,再拿人民来抵罪!
·孙志刚案是胡、温拨乱反正的人心资源!
5.“宪”的问题
·“宪”的问题,既非“修”,也非“立”,而是个“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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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存在“仇恨富人”这个事实

孙丰:不存在“仇恨富人”这个事实
    茅老先生想说的是--仇富心理
    茅于轼的文章是思维,而“仇恨富人”是情绪

    茅先生别忘了:你的头衔是--经济“学家”
    你的话就得是--学问,不是情感
    凡学问就必须是可证明的,你就得按照可证性原则来写作
    即使遇上情感、情绪
    也得将它们还原到心理学的可证性状态
   
    “我就是要为富人说话”--这不是证明
    是意志,你用意志来表达来代替学问的证明性?
    拿意志统领学问,拿执气立论
    是是违犯了做学问的规则
    你还委的什么屈呢?
   一、证明性是理性的生命线
   比如你说的--:
   “ 市场经济的背后就是人权 ,懂经济的根本是要懂人权,否则是一个遗憾 。 ”
   这话的前两分句都是判断,属可证明性陈述--两分句都有判断联项--“是”,第一分句可以省去“就”字(这可以不计较),这就是完备的可证明语句,属于做学问的合法程式。但第三分句却变成了感叹,你为什么不就势往下证明或止住,非用感叹来煞住?你可以如上两句那样把感到的遣憾用证明句陈述出来,让我们来体认你的遗憾的理由。
   
   下一句:“ 剥削理论、仇恨富人、造反有理是当前的三大危险,穷人‘造反’造不出一个好社会。”
   这句话是不通的:“剥削理论、仇恨富人、造反有理”这三项是被判断的材料,你是在指出三种社会心理,可你自己以读者身份来读读,这三个概念与各要揭露的思想相符吗 ?它们也无法并列。其实你想说的是:“ 那种认为富人剥削穷人的观点,仇富的心理和穷人没有活路就只有造反的想法”是危险的。要把思想概括成概念不是不行,但必须精确,你就没有做到,不只是这一篇,你老人家是常常这样。
   “剥削理论”这概念其实含了好几个思想,怎么解读都成:是研究剥削的理论?还是服务于剥削的理论?或指责剥削的理论?你自己对自己行文中这些蹩脚句式有过意识吗?而且你说的并不是“仇恨富人”,而是想说“仇富心理”。只是因你不考证概念的关系,很少分析,只一心造句:联结;所造就常常是些盲综合。
   “当前的三大危险”,这句话有明显范围,你却没看到:这“三大危险”必须是公认的--既定的,社会上下都共识的。而这里说的只是个人看法,个人看到的和认为的只能是一种估计--估计它们对×××是危险,因你只是在这样理解,既不是既成,也不是公认,只能说“是危险的”。
   而且与下边的语义也不搭配,从你的角度上将以上三种心理理解为危险当然无不可,可你得知道这个“无不可”是因意志是个别的,受到个人自由的支持,但这不是认识句,拿到认识上却就真的不可--“当前的三大危险”具有明确的既定牲和限定范围--它们先于人的意识已在那里。你既以“当前”为范围,这些危险就只能属于公共和社会时势,而前边那三种心理却是你个人的,它们并不具有联结到你说的“三大危险”上的合法性。而且你也没说清是当前的危险属之“那方面”。
   后半句就更离谱:难道“穷人造反造不出一个好的社会”就该受穷?就该受欺凌?何况“造不出一个好社会”并不与造反有理无理,正当不正当相关,只有证明了当下这个社会是合法的,你的话才能合法,你才能去肯定造反为非法。这样你就限于了另一个陷讲--
   请问当下这个社会是不是“造反”造来的?它是好是孬呢?
   在你写这第二句时你就没有“我究竟要证明什么?和我怎样证明这句话?”的自觉,所以就是在你的思维内部它们也不能自圆--就是全人类的共同宪法《联合国宪章》也不说这种话,甚至认为人民有权用造反来推翻欺压人民的政府。你怎么可以不经分析就用普遍否定句呢?共产党政权就是由造反建立的,你不就陷于自设的矛盾了吗?你行文中常常有不伦不类之处,别人一指你老抱屈,却不用理性的证明性去检查它。
   难道危害经济发展的就这三种心理吗?或者就没有比这还典型的影响要素吗?你得对所看到的现象做出准确命名,而后才能展开论述。
   实际上当下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只有一个:即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做为政权规定的伦理原则与人的天然的伦理原则之间的势不两立的矛盾冲突。你茅老先生看到的一切危险,我孙丰正天唠叨的那一切都只是这个矛盾的表现。不让社会从党性恢复到人性,不让人自由自在地只说人话,只服从七情六欲,只讲日用人伦,一亿个茅先生在那里喊叫也是零。中国社会只有一个矛盾:人性与党性的矛盾!
   从03年开始读茅先生的文章,其实他行文中也注意到证明,可就是觉得有一股别扭味,很久把不住脉摸不准门,这是第三次批评他,现在我终于觉出来了:他的文章所引起的其实是种不解和不满,并不是立场上的争议--他的立场与我们很接近,所以说争执的并不是他的立场,而是他行文上综合的不严谨性(即归纳当),他与姚雪垠先生犯的是同一个毛病,不同处是姚雪垠是文艺作品,是乱用定语和补语,而茅老先生是学术性文章,就不是犯在修饰上而是犯在证明和不能证明的不区分上。对他上边两句话的分析,就是想说清这一点。
   也注意到一些争议者的文章,我发现批评者是因对他证明性与不可正性综合到一起感到不解,可又一时也闹不清而取的勉强批评。其实只是因阅读感觉上绕口,不如意,可又找不准确,便强用立场批评代之了。他的叙述中的不可证明句引起了读者阅读上的诧异,不惯,发生的并非争议是表达不满。
   二、他不是在替富人说话,而是提出一种房建对策
   再看:“我就是要为富人说话,为穷人办事”,这只是些执气话,但看他的内容呢?是反对建造经济适用房,提倡对穷人实行经租房--他是在提出一种实践策略呀,咱不问他提的是否恰当,但至少说得通,并且也确实是为穷人着想。他在论证经济适用房如何被玩弄,穷人实际上得不到利益方面都是周到的,也符合论证规则。他在证明取经租房这个对策代替适用房,穷人就立即受益了。
   试问茅老你这不是在为穷人说话又是为谁人说话?你在文章中举出的那些行为,你说的在适用房建造中那些漏洞及其后果,难道不是对富人还能算是对穷人的遣责?我们读者读来就闹不清你有什么必要非要说“我就是要为富人说话,为穷人办事”这种题目。你直接说成房地产产业上的建议或看法之类的有多妥贴,你偏不!这是为哪般?
   读后感觉他并没替富人说什么话,只是在提出他关于房屋建设的一些对策。论证这方面的规律,与替富人说话穷人办事不搭界。
   人即使闭着嘴一句话不说,只行动,这行动也包含着话呀,你不构思又怎么能立出志来?所以不为穷人说话却替他们做事这是个明显的理性矛盾。至于后来他那些回答各界采访的话,已与此无关,那是出于论辨,求的是胜而不是论理了。
   “富人”和“穷人”就来于阶级说,这是共产意识形态的残余物,他自己觉不出来。为什么非这样说呢?
   因为人说话要么就是出于日常的交流,把感受告诉别人,要么是叙述一个道理,让别人明白,接受,这种话就严肃郑重了。所以说只要就总是就事伦出一个理来,因为所有的事情都不是孤立,而是有联系的。理呢?就是对联系的反映--理在事中,所以穷事才能明理。而富人和穷人都是抽象事实,所以为穷和所以为富各个人有各个人的原因,这就就不存在为所有富人或为所有穷人说话的真理性问题。造物主给我们的言论权不是没边没沿的,你只能从某个原因与造成的后果里抽象出一个理来,却不应对着非统一原因的所有一样的事强行使加×种影响。在人与人之间只能为正义去说话,不能为富为说,但可以为穷去说,因为穷才需改善,为改善穷而说就合于正义。富人这个概念不能保证所有分子的富是正当的,但你说话只有替着正当才有合法性。
   茅老先生可以更仔细地深思一下:其实你也不是在为富人说话,而是在阐明房屋建设中的一些子规律,不同的建房思想及其对社会的影响,你是向社会建议基于当下形势取哪一种建设方针更具可行性……所以茅老先生的具体叙述是在把握或追踪规律,且态度积极,但他的命题与他要阐发的思想不相统一,且容易使读者不解--为什么他会感到委屈呢?因为那思想是他的,在他还没写之前就已熟知了,他行文中的综合所表现出的别扭是他所感觉不到的,但对我们就不一样了,就不能被我们所谅解。
   三、茅于轼想说的是人们的“仇富心理”,却说成了“仇恨富人”
    是他自已组织错了
   其实,当今中国普遍发生的是权贵对民众的压迫,社会两极分化,最穷的人真到了不知怎么往下活的地步,请看:乞丐被人麻醉摘去器官;公然有人敢从行人手里抢夺孩子;女儿被害母亲上访竟然被扣;许多记者说实话被抓;老百姓活不下去自杀还有罪……竟有人专杀人卖给需暝葬者……社会的主要问题是穷人到了山穷水尽处,怎么活的问题。主要是怎么让富人发发善心使穷人能活下去,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方面是权贵的压迫问题。即使有仇富心理也不是矛盾的主要方面,何况“仇恨富人”恐怕连有也没有,孙丰我就是穷到家的人了,我们山东的姜福贞、王金波、张明山、牟传珩都穷得够受,姜福贞穷得老婆颠了道,有人告我,有时几块钱他都得去借,可他们都设有仇富心理,都活很安然且痛快。穷人哪还有去仇恨别人的余力?再说这不是中国人的问题,是人类的,外国没有是因他们的经济把这问题解决了--不存在活不下去的人群。中国不是要批判仇富,而是要如何解决为富不仁,权贵野蛮。试问段义和炸情妇是仇穷心理吗?不!是为富不仁!情妇向他要钱是仇富吗?
   所以从现象层面看是个两极分化,贫富对峙问题。深入地剖拆呢?是个人权问题,是极权主义的一种必然后果。克服的方法只有一个:废止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代之以自然人的人性。要做到这一点,就只有政党政治,但只要一个政党的名字叫共产,多党政治局面就形不成。归根结底就是推翻共立党。
   造反有理无理?基于共产党的统治这个前件,我说:有理!造反有理!起义有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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