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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老闆金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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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北京篆刻大師王十川夫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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紅色音樂家主動成爲黨工具

   經歷過文化革命的人們,除了對那個時代不堪回首的人間浩劫難以遺忘,對於那個時代所產生的所謂革命歌曲,還有根據毛澤東語錄改寫的所謂語錄歌,更是烙印般地留在那段痛苦的回憶中,以至三十幾年以後的今天,一旦再聽到那些旋律,就會不由自主地聯想起那個史無前例的瘋狂年代。
   
    當音樂變成工具
   
    就我個人而言,自從跨出國門,二十幾年來沒有一天想再聽到那些革命歌曲,那些鏗鏘的曲調令我只能聯想到痛苦和屈辱,暴力和野蠻,恐怖和鮮血,還有愚昧和愚忠。

   
    十幾年前,大陸曾有一場爲是否恢復演出文革中的八個樣板戲的爭論,一方認爲文革已經結束,雖然四人幫中的江青培植了八個樣板戲,但從藝術角度來看,樣板戲還是可取的,云云;另一方則認爲出爐於十年浩劫中的樣板戲,令人們太容易聯想起那個恐怖時代,應該讓這些文革産品走入歷史,不要再傷害人們的感情。
   
    二次世界大戰中曾有這樣一件事,納粹頭目希特勒非常欣賞德國作曲家瓦格納的作品,在當時的電臺節目中,瓦格納的作品幾乎成爲代表納粹的音樂,其時,瓦格納已經辭世五十幾年,他與希特勒毫無關係,只是他的兒媳跟希特勒關係密切,介紹了不少瓦格納的作品給希特勒。
   
    戰後,很多人,尤其是猶太人拒絕演奏或聆聽瓦格納的音樂,爲什麽?那音樂太容易令人回想起那殘酷的歲月了。以色列直到上個世紀末,才對瓦格納的音樂“解禁”。但是依然還有很多經過二戰的老年人,至今都在抵制瓦格納的音樂。
   
    不久前,收到朋友從北京帶來的一本書還有錄音帶,書名是“紅色音樂家----劫夫”,人民出版社出版。劫夫是文革中寫毛語錄歌最多的作曲家,除了毛語錄歌還寫了多首毛詩詞歌曲,將毛澤東這樣一個殺人如牛毛的流氓皇帝,推崇成至高無上的神,爲文革的造神運動賣了不少的力氣。結果怎樣,劫夫因與林彪集團有脫不開的關係,林彪摔死在蒙古以後,劫夫便被關押起來,五年後在獄中去世。
   
    劫夫既然被中共定格為“紅色音樂家”,那就是説他作爲作曲家的一生,是為共產黨服務的作曲家,是心甘情願當中共宣傳工具的作曲家,其實,劫夫的一生也確實嘔心瀝血為共產黨和毛澤東歌功頌德,除了大量的為毛語錄和毛詩詞譜曲外,“我們走在大路上”,“革命人永遠是年輕”和“歌唱二小放牛郎”等,都是我們那個時代指定必唱的革命歌曲。
   
    劫夫慘死在獄中
   
    從劫夫三十年代到延安追隨共產黨,直到四十年後孤獨地在共產黨的監獄中咽下最後一口氣,整個過程令他的家人感到莫大的悲憤,更何況在劫夫死後,瀋陽省委還對劫夫作了這樣的最後結論:
   
    李劫夫積極投靠林彪反革命陰謀集團,問題性質是嚴重的,但考慮其全部歷史和工作,定為嚴重政治錯誤,並因其已死,對其處分問題可不再提及。
   
    劫夫的三個女兒對這個最後結論很不服氣,於是聯名上書,為父申訴。那些申訴書內容和申訴過程在“紅色音樂家”中佔了很大的篇幅,本文並非要探討劫夫的冤案或錯案的問題,所以不在此処羅列她們的申訴內容。總之,該申訴書力陳劫夫是如何一貫地忠於共產黨,即使是跟林彪黃永勝有過來往,也是無關痛癢的私人關係,構不成政治性錯誤,云云。
   
    據瞭解,很多在中共歷次政治運動中落箭下馬的幹部子女,對他們父輩的不公平下場所寫的申訴書,內容都大抵如此。可是在外人看起來,這種共產黨內部的傾軋與鬥爭實在是非常殘酷的,黨完全不顧及此人曾經為黨作過多少貢獻,像李劫夫這樣的為毛澤東和共產黨寫了一輩子頌歌的忠誠黨員,只要捲入政治鬥爭中,以中共的話語來講就是“站錯了隊”,那就要遭到滅頂之災。劫夫的一生便是最好的寫照。
   
    儘管劫夫去世五年後,他的三個女兒寫的申訴書投送到中央有關部門,唯一結果只是退回了以前曾經被扣發的九千元工資。
   
    九十年代初,大陸改革開放十年,鄧小平的政策令一部分人先富起來,但還有一大部分人掙紮在貧困綫上,他們自然懷念起當年吃大鍋飯的毛澤東時代,於是“紅太陽”歌曲又悄然在文化貧瘠的中國大地上飄蕩,而劫夫的頌毛頌黨歌曲又一次紅火起來。
   
    一九九四年,在劫夫家人的奔走之下,舉行了劫夫的骨灰安放儀式,人民日報刊載了新華社記者的文章,記錄了安放儀式的過程,並重新稱其為“人民喜愛的作曲家”。儀式中發來電文的最高行政機構是中華民族文化促進會,肯定了劫夫是“本世紀中國最傑出的音樂家之一”,而當年為劫夫作最後結論的更高一級的黨政機關,卻始終未發一言。
   
    作者霍長和儘管在此書中頌讚了紅色音樂家劫夫的一生,但在完稿後卻依然不能順利出版,在“後記”中,霍還提到有人建議他拿到香港出版,甚至還曾與香港出版界的朋友談過。後來,恐怕是中共的政治形勢有了微妙的轉變,二零零三年才在北京的人民出版社出版了此書。
   
    這是革命吃掉自己的兒女,而且絕不後悔的又一例証。
   
    主動成爲黨工具
   
    李劫夫出身貧寒,卻很有音樂天分,如果在一個正常的社會氛圍裏,音樂不必為政治或黨派服務,劫夫很可能會成爲一名真正的人民音樂家,但是劫夫自從三十年代到延安開始他的音樂生涯,就不可逆轉地成爲一名共產黨音樂工作者,而作爲音樂家,其作品與政治或執政黨若發生扯不斷的關係,他的音樂已經淪爲工具了,這在中外歷史上都可以找到類似的案例。唯一的分別是,有人主動成爲工具,有人則是被動地成爲工具。劫夫,屬於前者。
   
    曾在網上看到光明日報在二零零二年登載的一篇文章,“那個年代的紅色歌曲”,作者是伊凡男爵。我以爲那產生於十年浩劫的所謂紅色歌曲,早已被人們唾棄,想不到作者對“紅色歌曲”不僅懷念不已,更盛讚那個年代將毛推上神壇的頌歌。文中提到:
   
    “在人類生活中,一定的歷史時期,重大的歷史事件,總是同一些流行歌曲聯係在一起的。美國獨立戰爭中流行過‘楊基。杜德爾’,法國大革命時期流行過‘馬賽曲’,巴黎公社其已誕生了‘國際歌’,俄國十月革命是人們唱過‘華沙革命歌’,‘紅旗’,蘇聯衛國戰爭唱過‘喀秋莎’,中國北伐戰爭期間響徹‘國民革命歌’。
   
    語錄歌是文化大革命中最具時代特色的產物之一,文化大革命在世界史上是史無前例的,語錄歌在世界音樂史上也同樣是史無前例的。
   
    如此臭名昭著的,並被中共自己稱作“十年浩劫”的文化革命,竟然被拿來與美國獨立戰爭和法國大革命來做比較,真是連恥辱都不懂了。記得文革結束後中共自己稱那是“史無前例的十年浩劫”,二十幾年之後這個史無前例竟然成了文化革命的代名詞,應該丟到歷史垃圾堆的語錄歌,竟也想拿到世界音樂史上佔一席位。
   
    中共向來對媒體非常敏感,對於不合黨胃口的文章,一律批判打殺,能夠不動聲色地允許作者為“紅色歌曲”招魂,為紅色音樂家樹碑立傳,我們已經可以洞悉中共在經濟上全方位向資本主義靠攏,但意識形態上始終沒有脫離黨文化的陰霾。
   
    至今,在香港的中資國貨公司,依然可以聽到那些帶着血腥味的紅色歌曲,在商場中回蕩,就像個瀕死的陰魂,發着陣陣屍臭,久久不願離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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