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紀念父親右派五十年

   今年2007年,50年前的今天,中共在毛澤東陽謀的策動下,發動了一場以知識分子為打擊對象的所謂反右運動,我的父親便是這一場政治運動的犧牲品。也就是從50年前的那一年起,我們家庭中的每一個人都因此受到不同程度的整肅和迫害,從那一年起,父親便被迫離開北京的家,獨自一人在遠離京城幾百里地的河北農村接受勞動改造。
   
    父親的離開不僅令我的童年失去父愛,更有來自學校的老師和同學的歧視,原因就在於我的父親是右派,我的母親及哥哥姐姐沒有一個人逃得過要與家庭劃清界限的壓力,那種自上而下的無形壓力,令人隨時隨地都有擡不起頭的自卑感,而且,不論你怎樣表示與父親划清界限,都不能博得黨組織(或團組織)的信任。那種無奈的自卑意識,儘管我離開北京27年,至今依然記憶猶新,如芒刺在背。
   
    如果說當年有五十五万人被打成右派,那麼,被牽連的家屬成爲事實上的賤民,便有幾百萬之數。我家在這百萬人之中算是幸運的,不知多少無辜家庭因此妻離子散,家破人亡。雖説1979年中共曾不公開地為大部分右派平反,但賠償右派及其家庭的經濟損失,卻從不見提及。

   
    二十七年前我離開北京之際,雖父親已去世,我依然特地到當年將父親打成右派的單位,向他們索要有關父親右派問題的所謂改正意見,那是1979 年中共低調處理右派問題而發出的一紙改正書,因父親于1978年過世,那一紙改正書始終都沒有給我們,好像人死了,一切事情便煙消雲散。我找到保衛科的幹部,説明來意後,他們同意給我過目改正文件,但不給我複印件,他們的理由是沒有影印設備。我表示我可以用手抄下來,於是我一個字一個字將改正書上的字句全部抄下來,保留至今。至於父親被扣發的工資,我也曾向他們討還,但他們推説國家目前經濟不好,等以後有錢了便會發還,但是從此便沒有任何消息。
   
    父親一生從醫,一介書生,對政治一無所知,50年前他講的右派言論,完全是出自一個善良正直人對於中共所為的自然反應。現在我想將父親50年前的部分右派言論,拿到50年後的今天比對一番。
   
    早在57年反右之前的三反運動中,父親便被錯打成三反分子,因父親拒不承認莫須有的罪狀,中共便對他採取各種刑罰,先是採取車輪戰術,以後又將其囚入牢房一個多月,不准跟家人通信,四個人監督,讓只有十幾嵗的女兒(我的姐姐)寫信促其交待。父親反右時將這些講出來,說“共產黨真是殘酷。”
   
    如今,共產黨搞不成運動了,但是對待異己分子,一如50年前一樣,甚至有過之而無不及,中共的殘酷不僅沒有絲毫改善,而是變本加厲,十年以後的文革便是例證。
   
    父親還說“有人說國民黨殘酷,而共產黨又怎麼樣呢?士可殺不可辱,都是中國同胞,為什麼要這樣對待?”假如父親活到1989年,眼看着多少手無寸鐵的年輕生命就那樣無辜地死在坦克履帶和機槍掃射之下,該如何作想呢?假如父親活到今天,看到中共默許活摘犯人的人體器官,無情打擊合法維權分子,該如何作想呢?
   
    “共產黨一搞運動,別人就得跟着走,否則就是有問題。運動一來,就好像老虎臨門,我希望共產黨以後不要再用恐怖手段來處理人民内部矛盾。我有些話一直不敢講,今天號召大鳴大放,我僅講了百分之一,也可能是危險的,不知道要受什麼遭遇”,父親明知有危險,依然勇敢地講出心中不滿,乃是出自他正直無邪,愛憎分明的人品,他哪裏想到他今後的遭遇便是遠離家人,流放在外二十年。至於共產黨的恐怖手段,如今更是有增無減。
   
    1978年中共開始在胡燿邦的倡議下為當年的戴帽右派平反,我讓父親趕快寫一份東西交上去以要求平反,我記得很清楚,父親當時一臉的不屑,說“這個帽子是他們給我戴的,我從來就沒有承認過我是什麼右派,為什麼還要我去要求平反”,結果,爲了我們子女的前途,我替父親寫了份報告。那一年的11月,有人將平反通知送到我們家,但是,父親已經撒手人寰,再也沒有機會看到他不屑一顧的平反通知。
   
    反右運動半個世紀過去,本來想在1978年開始對反右運動作一番反思的中共,在鄧小平的主持下,所謂為尊者諱,將反右甚至文革又變成了敏感問題而不准提及,直到前不久章詒和出版“伶人往事”,中宣部大加撻伐,透露出中共直至今日對已經發生了50年的反右運動,不願有任何反思和重新評價歷史的勇氣。也就是說,中共與50年前搞反右運動時的中共,沒有絲毫改悔的跡象。
   
    然而,唯一令我感到有些希望的是,不久前一些右派和非右派人士提出向中共索取右派賠償的倡議,不過,我很難相信中共能夠做出任何賠償,我感到有希望的是,50年前受到反右運動迫害的右派和他們的家屬們,終于勇敢地站出來爭取自己的權利了。我想,父親若泉下有知的話,必定感到欣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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