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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中国的发展困境(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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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当代中国的发展可持续性困境

   如果说发展的自主性问题由于存在着诸多争议(如“什么是‘国家自主’?”、 “自主权力的主体是个人、企业还是政府?”、“衡量‘掌握自主权力’的标准是什么?”、“在全球化时代,如何衡量企业、个人的归属?”)而难以获得一致认同的话,那么发展的可持续性问题由于具有相对客观的评判标准而应该比较容易得到共识的结论。根据1987年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在《我们共同的未来》报告中的阐述,可持续发展是指既满足当代人的需求又不损害后代人满足需求的能力。可持续发展是在严格控制人口数量、提高人口素质和保护环境、资源永续利用的前提下的经济和社会发展。换句话说,就是指经济、社会、资源和环境保护协调发展,它们共同构成一个密不可分的系统:既要达到发展经济的目的,又要保护好人类赖以生存的大气、淡水、海洋、土地和森林等自然资源和环境,使子孙后代能够永续发展和安居乐业。

   中国“崩溃论”和中国“威胁论”是两种对中国社会发展前景貌似对立的观点。“崩溃论”看重中国经济发展的弊端、巨大的人口和就业压力、以及环境恶化与资源短缺等问题,认为面临诸多问题困扰的中国社会无法依靠自身的力量化解现实的障碍,因而最终会走上崩溃的道路。“威胁论”认为:在人类社会共同面临生存困境的时代,一个拥有13亿人口的国家的迅速发展必然激化庞大人口与日渐短缺的自然资源之间的矛盾;随着中国国家能力日益强大、民族主义情绪逐渐高涨,最终会试图通过对外扩张缓解国内的紧张压力。“崩溃论”揭示了由于对资源的过量消耗和对环境的急剧破坏而导致的生存困境;“威胁论”意识到扩张型发展模式主导的中国社会在未来遭遇到生存困境时,对外转嫁矛盾的可能性。[附注:不容否认,“威胁论”隐含着西方中心主义的价值观,隐含着“任何对现有世界秩序的颠覆都是非道义行为”的价值预设。]无论这两种观点立意如何,它们都从不同侧面指出了中国社会发展所遭遇到的可持续性困境。无论以怎样的观点看待中国问题,都无法回避这样的前景:如果中国沿着既有的(扩张型)模式发展下去,的确存在着在争夺资源与市场、承担环境保护责任等方面与其它国家发生剧烈冲突的可能。

   2-1:可持续性困境的表现与根源

   如果说社会的公正性困境是指同时代、不同阶层之间社会资源分配的失衡,那么社会发展的可持续性困境则是指不同时代的集体之间(代际)社会资源分配的失衡。一个社会的资源可以认为由四个方面构成:一是自然资源,包括各类土地(耕地、草地、林地、自然保护地)、矿藏和能源、动植物资源、生态环境(水资源、空气资源)等;二是产出资源,包括各种通过人类生产和建设活动创造的资源,如交通与通讯设施、生产与生活设施、各类满足生产与生活需求的产品等;三是技术与人力资源,包括专业知识和技术能力的积累、公益教育与专业教育的普及、民众的进取心和创造力;四是制度资源,包括具有稳定预期的政府决策系统、有效的个人权利保障机制、低成本高效率的公共服务和管治机构、确保专业化生产与社会化分工得以延续的信用制度。然而在对中国社会上述四个方面的资源状况进行考察之后不难发现,处于世纪之交的当代中国社会正在遭遇由于各类资源数量和质量的恶化而导致的不可持续性:包括能源在内的众多自然资源供应困难、生态环境在掠夺性开发中遭受破坏;私有与国有混合的产权制度造成成本支付者与利益获得者的普遍性错位,导致急功近利的短期化行为;人力资源开发(教育)过程中的目标和手段异化不仅强化着社会的等级化程度,而且导致对知识和技能积累与应用的轻视、以及对民众进取心和创造力的遏制;政府的垄断性管治导致政策制定的低预见性、对个人权利的普遍损害、公共服务的高成本与低效率、以及作为社会化分工-合作基础的社会信用制度日渐恶化……

   2-1-1:生态环境和自然资源的制约

   下面这一组分别由中国国家环境保护总局和国家统计局公布的2003年统计数据清楚地显示出当代中国社会正在面临着严重的自然资源短缺和生态环境恶化,它们共同构成对中国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刚性制约:中国人均耕地1.43亩,相当于世界人均水平的42%;人均淡水资源量2257立方米,为世界人均水平的27%;全国大部分城市,特别是北方城市,面临严重的资源型缺水和污染型缺水情况;全国现有森林面积1.59亿公顷,约占世界森林面积的4%,人均森林面积仅为0.12公顷,人均蓄积量8.9立方米,分别为世界人均水平的20%和12.5%;石油资源可采储量约为130-150亿吨,仅占世界总储量的3%左右,但是国内石油需求与日俱增,估计到2010年石油年需求将超过3亿吨,2020年达到4亿吨;矿产资源种类不全,大多数矿产资源人均占有量不到世界平均水平的一半。

   在自然资源短缺的同时,资源破坏和浪费却非常突出:滥采、滥垦、滥伐屡禁不止,资源的产出率、回收率和综合利用率低,生产、流通和生活消费方面的浪费惊人。中国国家发展与改革委员会的数据显示:50多年来,中国的GDP增长了大约10倍,与此同时,矿产资源的消耗增长了40倍;单位产值的能耗是美国的4.3倍、德国和法国的7.7倍、日本的11.5倍;2003年,中国消耗全球7.4%的石油、31%的原煤、40%的水泥、27%的钢材、30%的铁矿石和25%的氧化铝,创造出的GDP却不足全球的4%。中国水利部的统计显示,2003年中国每万元GDP的用水量为465立方米,是世界平均水平的4倍;全国工业万元增加值用水量是发达国家的5至10倍,水的重复利用率为50%(发达国家水重复利用率的平均水平为85%)。

   一些地区环境污染和生态状况令人触目惊心,部分大中城市污染形势日益严峻。中国国家环境保护总局2003年的报告显示:全国日排污水量1.3亿吨左右(人均100公斤),七大水系近一半河段严重污染,近岸海域水质恶化、赤潮频繁发生;全国大气污染排放总量多年处于高水平、已经成为世界上仅次于美国的空气污染大国,城市空气污染普遍较重、全国1.16亿城市人口生活在空气质量劣于三级的环境中,酸雨面积已占全国面积的1/3;水土流失情况严重,全国水土流失面积已达到3.6亿公顷,约占国土面积的38%;土地荒漠化、草原沙化面积仍在快速扩散,全国沙漠化土地面积达1.7亿公顷,占国土面积的18.2%,受沙漠化影响的人口达到4亿;物种濒危现象十分严重,目前约有4600种高等植物和400种野生动物已经处于濒危或临界状态。

   从上述诸多数据中可以得出如下的结论:几乎所有自然资源都已处于供给紧张的状态,环境的恶化和自然资源的消耗超出了可持续发展的限度。当代中国环境和自然资源的可持续性困境,除了归因于追求扩张型发展模式之外,更由于私有产权保护制度缺失和产权不明晰所造成的“收益个人所有与成本公共承担之间的错位”而加剧。私有产权保护制度缺失和产权不明晰造成各类资源使用的成本-收益不对称分配和资源成本扭曲,表面的“低成本”导致对土地、矿藏、煤炭、石油等自然资源的过度开发和浪费,对私有产权保护的漠视使得中国政府和民众往往更关注现时的利益所得而忽视或者无视现时所得背后的长期代价。

   在这个让中国人陶醉于产出性资源日渐丰富、满足于以货币方式衡量的财富急剧膨胀的时代,我们是否意识到:这一切的获取相当一部分源于廉价消耗业已为数不多的自然资源?是否意识到为了满足今天的虚荣和奢华,我们正在将本应属于我们子孙后代的资源消耗殆尽,而使他们永久地挣扎在愤恨与绝望之中?当我们对大量的中国商品廉价地充斥发达国家的超级市场、为中国成为世界商品生产基地而自鸣得意的时侯,我们的确有必要扪心自问:我们是不是在盗卖属于我们后代的财富?

   “高投入、高产出、低效益”的规模扩张型发展道路不仅不能给民众带来更多实惠,更不可能长期持续。[附注:林毅夫曾经论证过:丰富的自然资源能够长久维持经济的粗放型增长,所以资源大国能够在错误的发展道路上维持得更为长久。苏联几十年的经济增长,就与其丰富的自然资源很有关系。由于中国比苏联幅员要小,矿产资源也没有苏联丰富,所以工农业粗放型增长的空间肯定比苏联要小,维持的时间无疑还会短一些。]在减缓资源消耗、防止进一步环境恶化的前提下实现生活水平的普遍提高,是实现可持续发展的核心。中国政府和民众应该正视自然资源和生态环境的制约问题,通过反思扩张性价值观、修正扩张型发展模式,遏制过度消耗自然资源、破坏生态环境的趋势,通过技术进步提高资源的利用效率、改善生态环境,并与世界各国合作共同构建可持续的社会发展模式,而不是为了维持短暂的繁荣而对自然资源竭泽而渔、对生态环境肆意破坏,以致最终造成无法弥补的战略性错误。正视中国经济增长面临的可持续性困境而不是逃避、绝望和恐惧,是真正解决问题、并在问题的解决过程中获得进一步发展的开端。如果中国能够寻找到一条兼顾生态环境保护、资源重复利用与社会财富(福利)增长的可持续发展道路,这将是中国对未来人类社会的巨大贡献、并具有全球性的普适意义。但是,对人类利己本性的了解使我们有理由怀疑:人类的自律与节制是否能够抵挡欲望的诱惑?人类有限的理性能够在多大程度上克服人类的自私、狭隘、偏见与无知?

   2-1-2:经济增长方式的制约

   了解经济增长方式与当代中国社会发展可持续性困境的关系,需要首先了解促进中国自80年代以来经济迅速增长的真实因素。这些因素包括:

   第一,较低的经济发展起点使中国社会具备了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突变时所特有的跃迁式发展空间。尤其是将绝大多数国民(特别是农民)从有束缚、无保障的“负帕累托过程”中解放出来,即可产生“走出负帕累托过程即为帕累托过程(即人人受益过程)”的结果。[附注:萨克斯(Jeffrey Sacks)等人认为:相比于东欧计划经济,中国计划经济的极端无效率导致“无代价放弃”和“放弃即受益”的结果——无论是转变成为高度理性的计划机制、或是转变成为崇尚个体自主的市场机制都能够使中国从中得到社会利益的净增长。详见萨克斯(Jeffrey Sacks)、胡永泰、杨小凯《经济改革和宪政转轨》。萨克斯等人的观点可以从“改革前国有经济效益的低下为非国有企业的成长降低了机会成本”这一事实中得到部分的验证。]

   第二,改革开放初期的经济、政治困境和政府行政能力低下使得中国政府的政策具有高度的“可谈判性”和较低的“赎买”成本,从而为民间力量的自主发展提供了较为宽松的成长空间。[附注:90年代中期,中国的一些经济学家如张维迎、樊纲等人认为,政府官员的腐败是中国的“次优”选择。我们认为,他们的初衷应该是试图说明“中国政府的政策可谈判性和较低赎买成本可以为民间力量的自主发展提供较为宽松的成长空间”,但是由于他们在论证这种“次优”选择的合理性时,忽视了由此造成的社会公正性困境,因而引发了始自于90年代末的一场中国知识界争论]。政府(特别是中央政府)在经济领域不断解除管治,以及诸如分税制、低效率税务征收机制、匿名存款制、政府官员权力赎买(即行贿受贿)、政府管治弱化等因素,都在一定程度上增强了地方政府、企业和个人增加自身财富的激励,为包括地方政府在内的多元利益集团的崛起减少了制度障碍,使得市场机制和民众的自主性逐渐得到发展。[附注:王永钦等人认为:“迄今为止的中国改革从本质上来说只是在保持基本的社会和政治结构不变的基础上做对了激励机制”。参见王永钦、张晏、章元、陈钊、陆铭《十字路口的中国──基于经济学文献的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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