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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秦思想的源流与发展”之我见

   武坚

   中国哲学的基本风格(即“推天道以明人事”)形成于黄(帝)、老(子)之间,孔子将其形而下的部分发扬和继承,庄子、列子则将形而上的部分加以发挥而阐述。现在所言说的“原初儒家”准确地讲应该称为“孔子学说”。孔子的历史贡献一则在于将黄老学说形而下的部分继承和发展(孔子问“礼”于老聃),更重要的是通过教育的普及(广收弟子)而促成一个学术思想繁荣的时代。先秦思想的分化过程借用老子的话语表述就是“失道而后德、失德而后仁、失仁而后义、失义而后礼”。我们认为:老子学说与孔子学说的根本区别不在于价值观的差异而在于应用对象的差异。老子学说阐述了“为君之道”、孔子学说阐述了“为臣之道”,两者的价值基础是同一的,即强调“达至社会的和谐”,而区别在于所针对的对象不同。[附注:对于老子与孔子的关系、以及孔子之后各家先秦思想演变的过程,可参见郭沂《从郭店竹简看先秦哲学发展脉络》。]

   纵观道(特指庄子一派)、墨、儒(特指思孟学派及其后人)、法四家,除了庄子一派的道家之外,其余三家无论从时间上还是观念上都可以或多或少地发现与孔子学说的承继性——无论是赞成或是反对。因此在先秦思想演变过程的研究中,一个极为重要的环节是对孔子弟子(包括亲传、二传、三传弟子)思想发展及传播的研究。现在所言说的“儒家”不应该与孔子学说对等起来,而是孔子后人的学说。“从文化人类学角度看,应当在较早的孔子思想和较后的儒教制度之间加以区别。前者体现在作为中国第一书《论语》中,后者产生于帝国建立以后。作为包括政治,学术和思想的综合体的‘儒教’和作为纯粹伦理思想的‘孔学’,在内容、构成和功能上非常不同。”[李幼蒸《孔子伦理学和当代西方人本主义伦理学的比较研究 》]与之相似,现在所言说的“道家”也不应该与老子学说对等起来,而是老子之后的发展结果。

   中国传统价值理念(包括社会上层的“主流”价值理念与社会底层的“非主流”理念)是对道家(包括与之相似的佛家)、墨家、儒家、法家核心思想兼容并蓄的结果,区别只在于不同时期、不同阶层对各家思想的取舍各有侧重:道家主要侧重于形而上(“天”、“道”等超越性)问题、儒家主要侧重于形而下(即现世的人伦)问题、法家主要侧重于“法”“术”等技术性问题。需要特别提到的是集人(民)本思想(“兼爱”、“尚贤”、“非功”、“尚同”)和功利思想(本性无常、重视法术)于一身的墨家思想。作为孔子学说(而非儒家思想)发展产物的墨家思想,由于其激进的平民化主张而丧失了在“由于社会封闭而造就其专制-等级传统”的中国社会得以持久发展的空间,但是它的人性化主张和功利化主张则分别被儒家和法家所吸纳和发扬——孟子及其后学取墨家的人性化主张、荀子及其后学取墨家的功利化主张。[附注:相关论述参见吴龙辉的《原始儒家考述》]从这个意义上讲,源于孔子学说的墨家思想仍然以间接的方式影响着中国社会。

   在政治哲学的层面上,在老子、孔子之后形成的四家主要流派(道、墨、儒、法)可以概略地用两个维度来划分:第一个维度是“乐观-性善-外在(集体本位)/悲观-性恶-内在(个体本位)”,第二个维度是“主动-积极-纵容-向前看/被动-消极-抑制-向后看”。依照这两个维度的划分,道家(指庄子及其后学)的特点可概括为“悲观-性恶-内在(个体本位)”与“被动-消极-抑制-向后看”的结合、墨家的特点可概括为“乐观-性善-外在(集体本位)”与“主动-积极-纵容-向前看”的结合、儒家(特指思孟学派及其后人)的特点可概括为“乐观-性善-外在(集体本位)”与“被动-消极-抑制-向后看”的结合、法家(荀子及韩非为代表)的特点可概括为“悲观-性恶-内在(个体本位)”与“主动-积极-纵容-向前看”的结合。如果套用现代术语来定位的话,道家学说较为接近于个人本位(个人主义)、墨家学说较为接近于社会本位(社会主义)、儒家学说较为接近于家庭本位(家庭主义)、作为法家学说主流的儒法家学说(而不是原初的道法家学说)较为接近于国家本位(国家主义)。

   老子之后的道家以个体为出发点、以“无为而无不为”之道作为一切行为的最高原则。道家不像西方早期哲学那样提出一套自然哲学体系,也不像中国儒、墨、法诸家那样为社会、政治和人生作一番技术性设计,而是从“道生万物”的循环中获得一种超越性体会,从而为觉悟人类的安身立命之本提供一种深沉的生存智慧。表面上看,道家学说试图采用一种超越性(形而上)的理念(“道”)化解现实中的种种两难对立,但是其本质是用欲望节制的方式化解现实的矛盾。然而这种方式所产生的问题是:尽管在欲望节制和能力提升两者之间如何达至均衡是一个始终困惑人类的根本性问题,但是过分注重节俭(欲望的节制)必然导致陷入忽视能力提升的误区。尽管如此,在扩张性价值观成为主流价值观的当代,重新思考和借鉴道家节制欲望的思想,对于重塑当代人类社会(全球)伦理有着无法替代的重要启示。

   孔子提出了建立和谐社会的目标,但是却没有明确实现的途径和手段。他的后继者(墨子、孟子、荀子)则依据对人性的不同理解,试图完成这样一种“实现途径”的建构。试图完成孔子学说的深化,导致在孔子思想中“仁”、“义”、“礼”并重的局面被改变,于是孔子之后的政治理念沿着三个方向发展:第一派是以墨子为代表的墨家,他们重视“义”的作用,试图通过“兼相爱”的集体人性改造实现“交相利”的社会大同;第二派是以孟子为代表的理想主义“心学”,他们更注重“仁”的作用,试图通过个人的道德修炼(即“内圣”)而实现社会和谐;第三派是以荀子为代表的现实主义“礼学”, 他们更注重“礼”、“法”的作用,试图通过外部强制与内心节制的共同作用(即“外王”)而实现社会和谐。

   墨家以一种过于理想化的人性假定(人性可以被改造为“无私”)作为其学说的基础,这种假定的结果是:“虽然《墨子》也说‘爱人不外己、己在所爱中’,但是在主要倾向上却是重视了社会群体的利益而忽视个人的权利,其极端便是导致对自我的否定。”[杨向奎《墨子与当今世界》]。墨家的“兼爱”思想是一种崇高的道德标准,但是结合“天志”“尚同”的思想以及墨家的实践来看,兼爱的观念往往不自觉地排斥了自我主体。在理想化假定与现实实践之间的落差造成了墨家学说的诸多问题:对兼爱的过度宣扬使其产生了抑制“个体本位”意识发展的客观效果,在抑制“个体本位”意识前提下的“兼爱”最终导致对个人主体性的否定,这是后学对墨家思想诘诟的合理性所在;与所有以平等为基础的政治哲学一样,墨家的政治理念面临着被人性自利本能异化的现实危险,即以结果平等为目标的理念最终导致人格、权力的不平等——驱除这一弊端的唯一途径是放弃对自由、平等的执著,构建以和谐、公正为基础的社会价值观。

   在孟子思想中,“礼”(成文制度)、“义”固然重要,但是更为重要的乃是“仁”(人性的价值观)。“礼”、“义”只是相应于现实需要而酌予损益的形式,并且这种形式只有透过内蕴着的“仁”的精神,才能获得价值意义、才不致于流为徒具形式的具文。孟子思想中值得称赞的是它的“民本”主义思想(其来源可以追溯到墨子,是对墨家思想的“批判性继承”),但是他所倡导的“性善论”不仅型塑了传承至今的道德等级制、而且对人性自利本能的漠视导致掩盖在“道德优越”假象背后的普遍虚伪与人格分裂。

   荀子一派的精髓在于从现实主义出发的“性恶论”及由此派生的对“礼”(道德)、“法”(法律)的重视,但是对“礼”、“法”的重视在潜意识中造成对“仁”、“义”的弱化,从而使得荀学中对等级制的推崇在他的学生(韩非、李斯)那里异化成为为“苛刑峻罚”张目的工具。[附注:从社会学的角度看,“礼”实质上是一系列伦理规范、行为准则等非正式的制度。在“礼”不足以实现“维持社会管治”的目标之后,必然理性地产生出以管治者的强制力为依托的“法”这种正规化的制度。]法家的弊端不在于技术层面的操作上,而在于它所隐含的“忠君”价值观(这是从道法家向儒法家转变的结果)。法家思想在中国的异化固然与它的非人性化(一味强调“苛刑峻罚”、“严而少恩”)和过度技术化(以相对简单的法律条例应对复杂多变的社会现实,缺乏在人性化主旨下的变通与适应)有关,而其根本却在于(儒)法家思想所隐含的价值前提(维护君权、“尊主卑臣”)与其公开的宣扬(“不别亲疏、不殊贵贱”)相矛盾。

   在这里我们无意否定法家思想的精华,毕竟相对于其他各家学说而言,法家对人性的深刻认识、对法律推崇所透露出的理性意识都超越了同时代的其它学说。但是,法家思想的致命缺陷在于:虽然意识到人性“恶”的存在,却无法将对“恶”的防范延伸至对君权的监督和辖制,使得居于等级制最高点的君主能够逃避法律的监督和惩罚、使法律成为随其意愿而改变的统治工具。无论在技术层面上有多少合理性,“为一家(君王)之私利而苛责百姓”始终使法家背负着“道义”的负疚,这也是后世君王“一方面不得不屈从于弱化法律管辖范围和实施力度的现实、另一方面不得不以儒家的仁义道德作为其苛刑峻罚之外在包装”的原因。法家的这种道义负疚只有在树立起现代人本主义价值观之后才能够得到解决——或者说,只有人本主义价值观而不是种种技术层面的理性措施才是构建真正“法治”理念的正当性根基所在。

   建立在人性“善”之上的孟子学派以及其后的(现代意义的)儒家试图借助于感性的“教化”、“爱心”(仁);建立在人性“恶”之上的荀子学派以及其后的法家则试图借助于理性的“法治”、“制度”(礼)。 正是这种对人性各执一词的偏颇促使后世的统治者采取了“阳儒阴法”的管治之道,以便调和儒、法两种过于理想化的观念与现实之间的不协调。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讲,儒家与法家之间的差异并不如后世学者们所想象的那样不可调和,从法家代表人物的经历来看,法家思想的发展是建基于现实主义(法家思想)对理想主义(如儒家思想)的反叛和对社会现实发展的适应。

   [附注:实际上,儒家与法家的距离并非像儒家学者所言说的那样遥远,不仅从法家的代表人物韩非、李斯师承荀子这一事实中就可以见到法家思想所内含的儒家思想渊源,而且孔子学说与法家思想也远非不可调和。童丕绳先生在《先秦思想讲授大纲》一文(参见童丕绳《先秦其子思想》附录,p239)中写道:“在孔子的主观意图上,固然是想恢复西周旧秩序,但我们知道:在当时西周旧秩序已不可能恢复了,实行孔子主张的结果就必然要走向吴起商鞅的道路......孔子当然不会明确地体会到他的主张和政策的结果,但一切事情都要看客观效果。孔子的主张和政策,实际上是使士和庶人上层广泛受到教育,以知识为资本争取政权,逐渐转化为官僚,而使君主集中权力,压抑贵族,进一步使官僚代替贵族;在全国说:使天子掌握最高的政权,形成大一统的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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