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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中国的文化困境(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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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专制弱化时期的三种典型心态

   [附注:所谓专制弱化时期(通常又称为“威权时期”、“后极权时期”)是指“随着一元化精英管治机制(极权机制)的失效和与社会化分工相适应的精英管治联盟机制(威权机制)在政治生活中占据主导,官僚(管治)集团实施思想控制和行为控制的能力随之逐渐弱化”的时期。按照埃尔文.豪(Irving Howe)的观点,专制机制(专制机制是集权程度存在差异的极权机制和威权机制的统称——本文作者注)的演变可以分成三个时期。首先是乌托邦时期:理想化的乌托邦令人心醉神迷并诱发狂热。其次是专制强化时期(或称极权时期):对理想的狂热导致对“异端”的不宽容,从而造成在“道德”、“革命”等名义下实施的大规模恐怖。然后是专制弱化时期(或称威权时期):在大规模恐怖活动中所遭受的身心震撼导致公众普遍的理想幻灭、官僚(管治)集团的权威和管治的正当性基础遭到怀疑,越来越多的个体变得“玩世不恭”、“看透一切”;相对于极权社会“全能”的官僚(管治)集团而言,威权时期的官僚(管治)集团由于受到管治能力/有效性弱化的困扰,通常对不直接针对自己管治的调侃和戏说采取“睁只眼、闭只眼”的默许态度,以便营造一个物质昌盛、文化繁荣的“盛世”景观。]

   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经历了源于专制弱化的冷漠化过程:对诸如理想、道德、权威等社会认同之维系纽带的质疑导致“退归到极端功利的生活中去舔噬因为真诚而遭受的创伤”的社会心理演变。理想、道德、权威的幻灭所造成的行为变化随着个体身份的不同而呈现出不同的变化:在权势者身上表现为虚伪化的表演、在依附者身上表现为犬儒化的怯弱、在叛逆者身上表现为虚无化的偏执。更准确地说,处于专制弱化时期的个体兼具着虚伪化表演、犬儒化怯弱、虚无化解构这三种行为取向——不同的环境、身份和地位决定着不同的行为取向居于主导,而在貌似对立的这三种行为取向背后是具有统一逻辑的“极端功利化”。

   在虚伪、犬儒、虚无之间,并没有不可逾越的界限,其间的差别之所以存在,源于个人所处的环境、身份和地位不同。对于权势者而言,虚伪的表演是维持其特权“合法性”的必要元素,因此,这些人虽然已经失去了真诚的理想信仰,但是其内心真实的意图不可对外暴露。于是“内心的真实”与“外在的伪装”之间的巨大反差催生出人格的分裂(双重人格)。对于依附者而言,必须面对“伪装忠诚”与“仗义执言”之间的两难——“伪装忠诚”可以获得权势者的赞许、并据此拥有获得生存资源的稳定渠道,“仗义执言”是“先贤们”所倡导的高贵品格和获得道德优越感的依据、但是隐含着触怒权势者的危险。面对对立的两难,一种“退归自我”的消声屏气就成为必然的折中选择——因为一方面依附者没有像权势者那样必须“公开表演”的迫切压力,另一方面通过“退归自我”可以使那些“对现实虽然不满、却无力改变”的依附者们保有“傲视一切、自我欣赏”的内心骄傲、避免虚伪化所催生的双重人格。于是“表面服从、内心拒斥”的犬儒化生存策略便在依附者群体中大行其道。那些被官方排除在利益分配体系之外的叛逆者则怀有“无从发泄”的怒火和激愤。他们或者没有能力厘清造成现实困境的真实原因、或者没有勇气抗拒造成生存异化的强大势力,而只能将积郁于内心的愤怒发泄到不会对其生存造成真实威胁的“想象的敌人”身上;他们蔑视权威和道德偶像、嘲讽制度和规则,但是无力改变现实、重建制度和规则,于是在经历了蔑视、嘲讽的喧嚣之后,便会陷入到虚无的沮丧、无奈和颓废之中。

   5-1:权势者的虚伪化表演

   外在的行为取向与内在的心理取向组成个人的完整人格结构,行为取向与心理取向的不统一(即“知行不一”、“应然”与“实然”的分离)导致双重人格。事实上,“知”(应然)“行”(实然)不一的双重人格不仅仅体现在权势者身上、也体现在所有受到中国传统主流文化熏染的个体身上、成为中国人的基本人格特征。[附注:我们认为,虚伪化表演反映在一切“知行不一”的个体身上。由于本文的主旨在于揭示当代中国文化的困境,因此对于其它国家的分析不在本文之列。]诚然,虚伪化表演在每一个深受中国传统主流文化熏染的个体身上都有所表现,我们之所以着重强调权势者的双重人格和由双重人格所导致的“虚伪化”行为特征,是由于这些人(权威)通常被视为社会行为(道德)的“楷模”、掌握着社会话语权力、引导着社会主流文化和伦理的发展方向,因而他们应该为普遍化的双重人格和虚伪化承担主要的责任。

   我们认为,造成中国人双重人格(“知行不一”)的原因在于“中国传统主流文化(儒家伦理)要求人们以‘君子’为楷模修养个人道德”。“在这一模式中,人际交往有几个特点:个人外表所讲的意愿不一定是其内心真正的目的;自己的需求必须以间接、隐晦的方法传达给对方;依靠他人来满足自己的需求;人际关系的建立不是靠双方相互平等对待,而是靠分别履行各自在关系中所内含的义务与责任。”[杨中芳《有关关系与人情构念化之综述》]千百年来,中国人表面上羞于谈“利”,以为“利”乃最不祥之物,似乎一谈到个人利益问题人格也就从此渺小。然而在现实生活中,追逐个人利益的行为并不因为“道德上的原因”而被遏制,只是这种追逐被深深地掩盖在“道德优越”的假象背后。面对倡导“取义舍利”的儒家伦理与人性利己本能之间的对立,圆滑的中国人逐渐发展出一套适应“应然”与“实然”对立的应对之策,然而这种缓解“应然”与“实然”对立的应对之策所导致的长期结果正是“知行不一”的双重人格。更准确的说法应该是:“应然”与“实然”之间的对立既是虚伪的双重人格的逻辑发展结果、同时也进一步强化着虚伪的双重人格(人格分裂)的普遍化。

   “内在利己”与“表象利他”的背离使得中国人的生活充斥着形式化的表演,这种“借助于表象的道德表演伸张内在的利己私欲”的行为方式成为传统中国社会的一个根本特征。牟利的动机与建立在道德优越之上的管治正当性之间存在着难以弥合的分裂,权势者的一切虚伪化表演都是企图掩盖这一内在的分裂。长期目睹权势者双重人格和虚伪化表演的民众必然被其潜移默化地影响着,久而久之,也形成了双重人格、学会了虚伪化表演——在公开场合宣扬道德和奉献、在隐秘之处放纵自利和贪婪。

    “为了实现自我利益而对他人采取欺骗与诱哄”的策略被经常使用并逐渐固化为潜意识的结果是个体的人格分裂(其外在表现是“口是心非”的虚伪表演);当权威者的个体人格分裂(双重人格)成为一种常态并被越来越多的民众所效仿时,就成为集体的人格分裂(其外在表现是“恢宏的理想宣传与极端的功利行为作为社会的主流同时展现”);当那些为人圆滑、善于见风使舵、同时又往往是价值原则的破坏者的“能人”们成为主流文化(伦理)的主导者的时候,主流文化(伦理)所宣扬的各种理想主义理念,如果不是公开地被宣告破产、那么必然沦为与“实然”截然相反的“虚伪的欺骗”。

   当代中国权势者的双重人格具体表现为“在道德幻灭感支配下的言行背离”——在崇高的虚假伪装背后掩藏着追逐个人利益的真实企图。在专制弱化的当代中国,依托“道德优越”而获得管治权力的官僚(管治)集团面对“无力营造一个接近社会真实场景的新价值观体系”的困境而选择“拒绝承认传统主流文化(伦理)已然失落的现实”,于是在“维持传统主流文化(伦理)”的应然想象与“传统主流文化(伦理)已然失落”的实然现实之间所存在的巨大反差迫使现实社会生活的所有参与者加入到一场心照不宣的虚伪化表演之中:权势者的道德说教(宣传)不仅与社会的真实场景严重脱节、而且他们自己根本不相信,但是出于维持管治的考虑不能不经常重复,于是具有悠久传统的双重人格基因在虚伪化的氛围中被重新激活、从而衍生出“人人表演、人人阳奉阴违、人人说一套做一套”的表演行为(即张博树所说的“剧场行为”)。

   [附注:“剧场意味着表演。当人的行为仅仅是为了做出来给别人看的时候,这种行为就具有表演的性质。出于某种目的而对主体的内心世界有意掩饰与遮蔽,乃是所有剧场行为的共同特征。剧场行为的政治化,则是威权主义社会的特有现象。出于被压抑的、自我保护需要的剧场行为(以知识人为代表)与出于政治升迁、保位、避难需要的剧场行为(以官员为代表)是两种不同形式的剧场行为,但其根源却是相同的:制度现代化进程的扭曲与民主、公民社会的匮乏。从个体角度讲,剧场行为从被迫到自觉的过程,反映了人性的异化与扭曲;从社会建构角度讲,剧场行为则促成反社会的伪互主体关系的泛滥,使公开的制度形式化,隐蔽的制度实在化。”(张博树《当代中国社会中的政治性剧场行为》)]

   权势者虚伪化表演的特征是“说一套、做一套”。“它的要害不在于怎么说,而在于为什么能这么说。权力控制了民众领域,使它能够以强权规定真理,同时确保人们即使不相信它,也必须在公开场合做出相信的样子。”[徐贲《九十年代中国知识分子的民粹政治和后现代犬儒主义》]为了权势者的管治稳固,涂改和掩饰“实然”的现实以弥合“应然”和“实然”之间的鸿沟便成为符合“维护社会稳定”大方向的技术化手段。一旦这样的方向确定之后,任何“科学”手段所起的作用都不过是对现实进行技术化处理,以使之看起来更接近于人为设定的应然虚幻而不是相反。这一原则正在自上而下的迅速蔓延,从而成为中国人普遍遵从的一个社会“潜规则”(默认共识)。

   “根源于专制政治环境和官场文化浸染的语言风格偏移是一种偷换概念的偏移,是一种混淆是非的偏移,是一种在话语霸权威胁下不敢直面事实的偏移。官话、假话、虚话、套话、大话、狠话仍然充置在整个社会的主流层面上。这种场面语言和生活语言的分化,在中国始终存在。只是在各个不同时期有不同表现罢了。中国历朝历代的统治者,已经利用封建极权建立起了权力文化的话语系统。在近现代史中,某些政治势力为了自我的政治需要,在自己信奉的意识形态基础上,打出反传统的旗帜,建立起了自己貌似全新的话语系统。这种话语系统编造了许多服务于自我政治需要的故事,对历史和现实进行了歪曲性解释。这种貌似全新的话语系统实际上并未脱离中国权力文化的虚伪话语系统的本质。如果长期在教条和现实的矛盾中遵循着‘说词与行为截然对立’的规则,那么伪善而非虔诚就逐渐固化为一种社会人格。”[庄生蝶《官场文化——病态人格集体产生的病态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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