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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中国的文化困境(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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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中国传统主流文化(社会心理与伦理)的延续与继承

   文化传统的承袭与现代化价值观的冲击构成了理解当代中国文化困境的时代背景。无可否认,当代中国文化是现代化的产物——过去100年的现代化历程已然造就了一个不同于传统的新型文化体系,但是通过与传统文化的对比,我们仍然可以认为:“从结构上讲,当代中国的文化形态包含着一种在其深层结构上十分类似于儒家文化的思想系统。因此,才会出现当代中国文化史上最奇特的现象:表面上是彻底地批判旧文化,但这种运动又必然是顺着与儒家文化发展同构的逻辑展开的。……传统的力量从来在于它是一种现实的存在,特别是那些表面上是属于今天的文化,我们已不把它称作传统,但实际上却是和传统同构的思想。”[金观涛《儒家文化的深层结构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影响》]作为文化派生之物的中国人行为的诸多特征(如“人人相轻、互不尊重”、“缺乏团队意识和包容精神”、“疑心重、不诚信”、“鄙视制度”、“缺乏责任感和自主意识”、“缺乏理性化的评判标准”等)也只有在“延续与继承传统文化”的背景下才能够解释其“存在的合理性”。

   3-1:生存困境下的心理畸变

   中国的历史是由一次次或者由于战争、或者由于饥饿所造成的大规模死亡累计而成。“中国历史就是这样一个灾难气氛笼罩下的灾民史,这是中国社会的基本特徵。即使是在没有发生饥荒时,由于历史上频繁的灾乱和饥荒,饥饿和死亡的记忆仍然历历在目。年复一年,一个世纪又一个世纪,这种怪诞的心态、行为和运行规律潜移默化,像变异后的基因和细胞一样渗透和重组了我们的血肉之躯,呈现出螺旋式上升、变本加厉的态势,终于塑造了我们畸形的、积重难返的民族性格──饥民性格!”[李波《吃垮中国》]

   分析中国专制机制的社会性基础、以及民族心理在专制机制下的蝉变必须首先从分析庞大的人口与匮乏的生存资源(如土地资源)所构成的矛盾体出发,通过它们解析饥荒对中国人个体与集体的心理、思维与行为方式的影响。只有通过这样的路径,才能够理解一个经常性面临饥饿和死亡威胁的社会所内生的“饥民”心理,才能够理解一个被“饥民”心理萦绕的社会内生着“弱者希冀借助于强大的政府力量实现平等和公正”与“强者企图借助于强大的政府力量获得权力和财富”的巨大背离,才能够理解与“民众对政府依赖”纠结在一起的对专制机制的驯顺,才能够理解强大的专制机制压迫出来的双重人格。[附注:我们认为:中国人双重人格的形成既是生存困境重压下的结果,也有专制机制(特别是“阳儒阴法”管治策略)的强制因素。近代以来,源自悠久文明的优越感和近代历史造成的屈辱感的交织,更进一步显化了中国人的双重人格。]

   在一个失去对外拓展动力的社会里,人口无限膨胀趋势与资源绝对有限的矛盾激发出巨大的生存压力并导致生存条件渐趋恶化。生存条件的不断恶化迫使众多个体理性地将个人意愿置于集体的目标之下,希望能够通过集体性的互助和权威执掌的平等为弱小的个体提供苟活的生存资源。[附注:津巴度(Philip G.Zimbardo)的心理学实验表明:亲和的倾向随着恐惧的增强而增强。这一实验可以间接地证实:(在政府作为的前提下)对饥饿的恐惧有助于专制机制的稳固;在巨大的生存压力面前,能力孱弱所导致的弱势思维方式将导致对权威的膜拜、对专制者的臣服。]从“在文明无法控制的自然暴力面前无可奈何地退缩”开始,孱弱的个体逐渐丧失自主、自立的勇气,最终退缩成为专制者的仆役。个人越是觉得无能、卑微,就越需要崇拜专制者;越是感到自身无价值、就越需要移情于集体和权威。这样一种社会心理,辅之以制度性的奖惩措施(对于制度的臣服者给予一定的生存资源作为“奖励”,对于反抗者则用暴力的手段予以惩罚、直至被彻底清除),最终奠定了维系专制机制的主流文化。

   [附注:任不寐在《灾变论》一书中将传统中国社会定义为“灾民社会”,认为灾变是造成中国人“人格异化”的诱因:“在中国,自然灾害问题异常严重,人的生存环境(条件)极度恶化,争夺生存资源导致了频繁的社会动乱,自然灾害和社会变乱灾(天灾与兵灾)互相支持,反复频繁发作,在此基础上,人性之恶在生存层面上被充分动员起来并获得了坚固的韧性;同时,生存危机锁定了精神自由和个人自由。……生存恐惧导致对强制力量(暴力与狡猾)的崇拜和对‘神圣秩序’的强调。这种恐惧爬出森林,经过秦皇汉武、宋祖唐宗,一路血迹,一直在不断发生的天灾和自己不断制造的新恐惧和残暴中强大起来。”]

   面对苛刻的生存条件和专制机制,千百年来生活在封闭社会中的民众被型塑出“以维系生命的苟延(‘活着’)为最高目标”的社会心理:由于中国人的生存条件如此恶劣、生存欲望如此强烈,以至于他们通常愿意用任何可以出售的资源(如肉体、信任、正义原则、公共利益)作为交换的筹码以换取微薄的生存资源;当个体面临丧失最基本生存条件威胁的时候,求生的欲望会强化人性中的自私、残忍、卑劣、短视而抛弃对道德、法律的顾及;长期处于食不果腹甚至朝不保夕的处境中,加之缺乏宗教对精神的提升,造成了“有一口饭吃就行”的极端世俗化人生态度和“一切以‘身’的安顿为依归”的人生目标,使得人生的最大愿望被定格于“但求做稳奴才”。

   “贫困状态下,由于物质财富的极度稀缺,物质财富相对精神财富而言,显然物质财富的效应要大于精神财富的效应。从经济学角度看,这时,物质财富的边际替代率将高于精神财富的边际替代率,或者说此时人们将会愿意用极小的物质收益去替代较大的精神损失。人们常说人穷志短,反映的就是这种现实。所以,贫困既会导致一般道德水平的下降,也是罪恶的根源之一。抢劫、偷盗、卖淫等,都会因贫困而生。另外,在外敌入侵时,由于精神需求的缺乏,贫困也会促生卖国心理和行为。因为人格和国格对穷者而言,本身就是廉价品。所以,长期的贫困会使人们在潜意识中形成一种‘精神冷漠症’和‘物质饥渴症’。”[宋圭武《贫困与人格意识及脱贫》]

   [附注:宋圭武在题为《贫困与人格意识及脱贫》的文章中罗列了“贫困”的14种效应。第一,严酷的生存条件增大了贫困者的压力意识和危机意识,而压力意识和危机意识又诱致了贫困者极强的竞争意识。第二,由于生产力水平的落后,贫困地区的人们为了维持基本的生存,在产品分配上将更倾向于平均主义。第三,偏好闲暇是贫困状态下人们的一种理性选择。在贫困地区,由于自然条件的严酷和生产工具的落后,劳动产出率极低,其相应劳动的边际成本就高,闲暇的边际成本就低,从而闲暇的效用也就高于劳动的效用。在这种情况下,贫困者的理性决策只能是更多地选择闲暇。这种情况在现实中的表现就是:越穷越懒,越懒越穷,陷入恶性循环。第四,重物质,轻精神。在贫困状态下,由于物质财富的极度稀缺,物质财富相对精神财富而言,显然物质财富的效应要大于精神财富的效应。从经济学角度看,这时,物质财富的边际替代率将高于精神财富的边际替代率,或者说此时人们将会愿意用极小的物质收益去替代较大的精神损失。人们常说人穷志短,反映的就是这种现实。第五,在贫困状态下,由于对自然的索取效率极低,将会促生贫困者更加注重对人的“索取”心态,以增加自身的效用水平。第六,贫困促使形成自尊心与自卑感都很强的双重人格。一方面,由于各方面条件都不如人,贫困会加重人们的自卑心理;另一方面,自卑感本身又会衍生出强烈的自尊心态。第七,贫困也会导致贫困者形成柔弱与残暴的双重人格。一方面,在自然面前的无力和软弱性,诱致了贫困者的软弱个性;另一方面,自然所体现的反复无常和残酷性又使贫困者具有了残暴和刚烈的性情。第八,贫困状态衍生贫困者既强烈追求“公有”,又强烈追求“私有”的两极心态。一方面,贫困者一无所有或私有财产很少,这时对财富的强烈追求和占有也就成了贫困者的一种很自然心态;另一方面,贫困者又急于追求财产的“公有”,因为一旦“公有”,富人的财产也就有了自己间接的一份。第九,贫困状态会导致人与人之间信任度的降低。自然状态的不稳定和灾害性,使处于贫困状态的人们须经常处于一种防备心理,这种人对自然的防备和不信任意识会衍射到人对人的关系上,从而也增加了人与人之间的隔阂和冷漠。第十,虽然贫困导致了贫困者人格的冷漠和对他人不信任度的增加,但贫困者客观上会更加用心培育社会资本,更加注重人与人的关系,并且会努力形成自己的人情圈子。第十一,在贫困地区,由于生产工具的落后和生产条件的限制,人们的生产活动主要是靠通过增加劳动投入来增加经济收益。在贫困地区,由于资本的稀缺和生活条件的简陋,所以一般是资本成本高,劳动成本低。作为理性的贫困者,在这种情况下会一般更倾向于多增加劳动投入。这样,一方面,人口的增加增加了贫困者的贫困程度;另一方面,贫困者又不得不更加依靠增加人口来减轻贫困。其结果是:越穷越生,越生越穷。第十二,在贫困地区,贫困容易诱发人们的机会主义心态。贫困地区,由于生存条件的恶劣,更容易诱发人们的机会主义心态。一是生存条件的不稳定会导致人们产生一种不稳定预期和不稳定的心理渴求;二是分工的不发达和交换的稀缺,也客观上导致了与此相适应的规则和制度的缺乏,从而使贫困者天然患有“规则缺乏症”。第十三,贫困者重感性、轻理性。这种重感性、轻理性的心理在现实中的具体表现有这样几个方面:一是重实际、轻理论;二是重功用、轻逻辑;三是重传统、轻变化;四是重人情、轻法律;五是重特殊、轻一般;六是重短期、轻长期;七是重局部、轻整体。第十四,缺乏自信,重视迷信。落后简单的生产方容易使贫困者陷入“宿命论”。敬天、畏天、靠天吃饭成了贫困者日常生活必备的一部分。在这种情况下,自信人格会随时日而逐渐磨损,相应迷信意识却日渐其浓。另外,自信人格的缺失又使贫困者容易产生权威主义情结。所以,权威主义总是与落后相伴而生。]

   恶劣的生存条件强化了中国人的竞争意识,“封闭、内向”的传统社会心理则将竞争导向对既有利益的瓜分。在一个充斥着竞争的社会里,任何人都无法逃脱沦为底层的可能,于是不断地向上攀附、残酷地相互倾轧便成为社会生活的永恒基调。狭小的视野、缺乏对外拓展的心理取向使得竞争的矛头对准同一集体内的其他个体(即“窝里斗”)而漠视集体之外潜在的更大威胁。疲于奔命的现实境遇很难产生超越物欲的追求和直抵人类根本问题的深度思考,从而使生命内在的意蕴和创造性欲求无法得到自由展开和表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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