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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中国的政府管治困境(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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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当代中国政府管治困境的根源与表现

   衡量一个政府管治正当性的量化指标是社会成员对社会的平均认同程度(也可用它的逆向指标“政府使用强制力的频度与力度”),也就是说:当一个政府频频使用强制力(如警察、军队或由政府指使的暴力团体)解决社会纠纷时,意味着社会成员对该社会的平均认同程度大为降低、社会认同已不足以维系不同利益集团之间的合作与联结,同时也意味着作为社会合作与联结主导者的政府正面临着管治正当性流失的困境。[附注:由于信息保密的原因,我们无从得知为中国政府所掌握的社会治安力量的实际情况,但是每一个在当代中国有过生活经验的人都不会忽视各类“治安”人员(包括在政府正式编制内的各类警察和城市监管人员,以及各类不在政府编制内的“保安”)令人惊异的广泛存在。事实上,仅就数量而言,中国正在成为一个“警察国家”。]

   2-1:当代中国政府管治困境的根源

   造成当代中国社会出现管治困境的根源在于:对等级-集权观念的执著导致管治机制的变革滞后于社会的发展,管治机制无法迅速适应外部环境的变化较低了它的正当性和有效性。在一个“个人自主意识的提升使得政府曾经拥有的神圣光环黯然失色”的时代,政府的管治不再具有绝对的不可替代性,它必须通过向公众提供令人满意的公共服务来表明其存在的理由。公共服务的缺失和官僚(管治)集团的渎职是政府管治(国家秩序)崩溃的前兆,一个不能够有效运用管治权力、承担公共服务职责的政府必然会被公众所淘汰,唯一可以选择的是:这种淘汰是以和平的方式还是暴力的方式。

   2-1-1:管治困境的现代化因素——一般性分析

   压抑欲望张扬的理念导致对“他主”、“依附”的认同,其中的原因源于一种被公认的假定:由于人类理性的有限性使得人类难以内生出普遍、持久的“欲望节制”动力,因此必须借助于对外部性“超越者崇拜”而形成的道德(法律)-威慑机制。对这一假定推广的结果是形成了以臣服、等级为特征的传统管治机制。与崇尚“压抑欲望张扬”理念的传统社会相对立,现代社会采用“纵容欲望扩张、引领能力提升”的方式解决欲望与能力之间的落差。正是由于处理“欲望-能力落差”方式的差异,不仅决定了现代社会与传统社会在价值观(伦理理念)方面的差异(如现代社会由于鼓励“欲望扩张”而产生出“为了扩展掠夺对象而促进技术进步”、“为了应对陌生情境而尊重个体自主和多元化尝试”的倾向,这些都是与传统社会的内敛、依附、封闭相对立的特征),而且也由此决定了以“民众自主”(民主)、“决策分散化”(权力制衡)为核心的现代管治机制与以“封闭等级-高度集权”为特征的传统管治机制的内在对立。[附注:作为现代管治机制核心的“民主制度”是对“个体自主”的逻辑外推、决策分散化是“多元化尝试”的应用。]

   尽管一个崇尚扩张性价值观(以及与之相对应的开放、多元理念)的社会比崇尚内敛性价值观(以及与之相对应的节制、同一理念)的社会需要更高的管治成本,但是“大规模社会分工和激励个体创造力发挥”机制催生的技术进步和高效率对外扩张带来的外部收益流入足以弥补管治成本的增加额,从而使扩张性价值观在一段时间内取得对内敛性价值观的绝对优势和全面胜利。这是欧美社会主导的现代文明得以维持长达500多年、并成为当代人类主流文明的制度基础。

   在一段时期内扩张性价值观对内敛性价值观的胜利对处于失败者地位的后发国家产生了“学习”、“赶超”的现代化刺激。然而倾心于现代化外在效应的后发国家管治者们通常没有深刻意识到“现代”与“传统”在价值观层面上的内在对立(现代化的扩张性价值观不仅导致个体自主、进取意识的提升,而且最终导致民众自主、权力制衡的制度;传统的专治机制不仅需要依附性人格、稳态化心理而且更依赖于内敛性价值观),试图同时实现“保持传统价值观”与“引进现代技术”这两个方向迥异的目标在制度层面上所造成的结果就是传统管治机制的现代化困境——以内敛、节制、他主、依附为其特征的传统管治机制在受到崇尚扩张、张扬、自主、独立的现代化价值观冲击时的不适应。

   与以静止和稳定为本质的传统(农业)社会相比,现代(工业)社会是一个依赖持续财富增长的扩张型社会,财富持续增长的要求使得“能力提升”成为受扩张性价值观主导的现代社会的存在基础。为了满足无节制增长的欲望需要提高生产效率、为了实现生产效率的提高需要社会化分工演进的深入和技术水平的进步。正是在被现代社会所推崇的扩张性价值观引导下,社会化分工演进和大规模技术进步成为“现代化”的两个基本特征。

   作为能力提升主要路径之一的“社会化分工”(专业化分工在全社会范围内的扩展)是扩张性价值观主导的社会在“提升能力”压迫下产生的制度适应。发生在经济领域内的社会化分工必然引发社会-政治领域的相应变化,更准确地说,发生在经济领域内的“社会化分工”具有向社会领域和政治领域扩展的效应:在社会领域,为了适应社会化分工引发的不确定性和多元性,要求与之相适应的社会流动性——即迁徙自主和择业自主,以及与此要求相适应的社会合作关系变革——以法律为基础的契约关系替代血缘关系成为构建新型社会合作方式的基础;在政治领域,要求废除人身依附和世袭等级制度、要求以契约(法律)为依托重新构建社会制度(管治机制和利益分配机制)。因此在社会-政治领域内,“现代化”意味着:建立一个以社会化分工为依托的契约型社会,使个人从依附型血缘群体内独立出来、成为社会性群体内具有完全自主权益的独立个体,并最终瓦解建立在人身依附之上的传统专制(世袭等级-单极集权)机制而构建“通过契约关系实现各自利益”的多元化自主决策机制。

   能力提升的另一个主要路径是系统性的技术进步,它是扩张性价值观主导的社会在“提升能力”压迫下产生的技术适应。技术进步意味着对前人经验的挑战、也意味着必须承受“由于结果不可预知所产生的风险”,技术进步的上述两种特征决定了对等级-集权理念的颠覆:由于前人的既有经验对于后人的技术进步(创新)不再是不可或缺的工具,于是在传统农业社会广泛存在的“对前人经验(知识)的崇拜”被挑战-创新意识和自主决策意识所取代,建立在知识崇拜基础上的等级观念因此而失去合理性;由于技术进步(创新)的不可预测性,于是多元化尝试成为降低系统风险的理性选择,建立在高度同一基础上的集权机制因此而失去有效性。

   历史经验和理论分析共同表明:以“可预测的法治体系、稳定明晰的产权结构、(超越血缘与地域界限的)社会合作-信用机制、(作为个体自主理念推广的)多元化自主决策方式”为其主要特征的“现代”社会制度安排,使得扩张性价值观主导的社会能够通过社会化分工合作而促使(技术)能力不断提升,能够通过社会合作-信用机制的扩展而降低社会交易成本、实现社会化分工合作的可持续性,从而突破了传统社会由于制度和技术方面原因而存在的“扩张不可持续”障碍。[附注:上述观点的准确表述是:由于制度安排的变革和技术能力的突破使得现代社会较之传统社会有了更广阔的扩张空间,因而极大地延迟了“扩张不可持续”的发生。]

   在剖析了扩张性价值观与社会化分工、技术进步、“现代”社会制度之间的内在一致之后,或许可以通过对比的方式窥见出以内敛化价值观为主导的传统等级观念-集权机制与社会化分工、技术进步、“现代”社会制度之间的内在对立。

   以“欲望节制”为特征的内敛化价值观的长期积淀产生出与等级观念-集权机制相适应的“臣民化”(依附型)社会心理——他主而不是自主、被动而不是主动、依附而不是独立、服从而不是挑战。正是在这种社会心理的惯性影响下,等级观念-集权机制产生出“阻断社会化合作机制的演进”和“不利于技术的推广、普及和进步”的外在效果。

   等级-集权化蔓延的第一个效果是阻断社会化合作机制的演进。一个以等级观念-集权机制为基础构建的社会只需要通过政府的强制力,就可以将无数个相互独立的社区纠结在一起。在由“无数个土豆”(相互间处于隔绝状态的社区)构成的社会里,管治者只需要将管理小型社区的经验复制若干份并加以分发和扩散即可,而无需为协调各个社区之间的交互关系耗费心血。作为“土豆”的各个社区,如果不出现巨大的内部压力,他们会安于熟悉的传统模式以避免“由于改变现状而构成对管治者的挑战”。管治者与被管治者双方“守成”的心态成为建立跨社区联合的巨大障碍。一种避免相互接触、避免相互合作的惯性,一种“合作导致交易和管治成本增加、而收益并不能由成本支付者享受”的预期,必然阻碍社会合作的演进。在这种思维方式的指导下,“相互封锁、拒绝沟通、独霸一方、以邻为壑”就成为当然的理性选择。

   等级-集权化蔓延的第二个效果是不利于技术的推广、普及和进步。首先,虽然在决策者“英明”的前提条件下,等级-集权化所具有的决策高效率有助于技术落后者“通过模仿先行者实现跳跃式发展”,但是在等级观念-集权机制中广泛存在的自主意识缺失和人格矮化使得执行者普遍产生“推诿责任的惰性”,妨碍技术的推广、普及和进一步发展。其次,在“技术水平逐渐接近先行者、从而缺乏可模仿和借鉴对象”的阶段,等级-集权机制内生的单一决策体系和“拒绝多元化尝试、扼杀个体自主抉择”的弊端无法应对技术创新过程中由于“不可预知性”所导致的高风险。上述两种现象在管理学中分别被称为“激励机制障碍”和“信息机制障碍”。

   所谓“激励机制障碍”是指:在缺乏个体化激励机制的组织内,由于决策层与执行层之间权益与责任的不对等,因此当决策必须通过众多利己的个体才能够实施时,如果决策层无法借助于“决策层的利益等同于全体成员利益”的“道德教育”降低监督(管治)成本,那么系统运作(特别是决策层对决策执行情况实施监督)的高成本将造成集权机制的瓦解。

   集权机制的有效性取决于如何降低它的管治(执行、监督)成本。一个被人为设想出来的、降低管治成本的“理想”方式是使“所有成员具有完全一致的价值观” ——通过塑造非常“有觉悟”(“完全理性”的同一语)的道德人,使全体成员(包括决策层与执行层)的利益“高度地统一于长远和宏观的共同目标”(如实现共产主义)。然而人类的有限理性否定了这种假设的现实可行性:由于现实中并不存在非常“有觉悟”的道德人,因此建立在“所有成员具有完全一致价值观” 的假设(即“价值观一致”假设)基础上的集权机制在实施过程中必然遭到人性利己本能的异化扭曲,从而使“高度统一”的决策(计划)实施演变成为蒙骗掌握决策大权(相应地占有相关利益)的决策(管治)者的形式化表演,作为决策(计划)执行者的众多个体在这种被异化的“服从”表演中偷偷地瓜分着属于决策(管治)者的“公共”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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