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家争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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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看待叛逆的表演?--对芙蓉姐姐和木子美现象的思考

   

   

   武坚

   

   回顾2005年,一个值得一提的事件是:芙蓉姐姐和木子美这两个“异类叛逆”的出现。诚然,她们的表演为中国人沉闷的现实生活提供了集体娱乐的狂欢:一个真诚投入甘愿奉献的主角、一种想象与现实之间的巨大落差所营造的荒诞效果、一个为观众提供了无障碍发泄便利的网络平台,这一切构成了一出成功“情景喜剧”所需要的全部元素。但是,在这幕情景喜剧渐趋冷落的时刻,如果我们试图透过表面的喧哗去揣摩喜剧背后的意味,或许不难发现这样一个事实:叛逆在一定程度上正在成为我们这个时代的标示符,它是与当下中国社会试图从传统束缚中挣扎出来的社会发展趋势相吻合的个体行为特征。

   

   对木子美和芙蓉姐姐现象的思考应该从作为表演者的“主体本位”和作为旁观者的“客体本位”两个角度展开。

   

   当把目光的焦点集聚在作为表演者的主体身上时,我们不难发现:如果忽略芙蓉姐姐、木子美(包括其后更为轰动的超女们)在个体形象、表现方式和公众认可度等外在方面的差异,那么两者具有一种被表象所隐含的共同特点——急于向公众展示自我的欲望。这种急于向公众展示自我的欲望,一方面可以视为自我意识觉醒的初期表现,另一方面也展现了那些不满意于自我现实生存状态的个体试图通过“出类拔萃的表现”实现“掩盖自卑、为自我重新寻找到缺失的自尊与信心”的目的性。进一步而言,如果说木子美揭示了隐藏在道貌岸然之下的性之需求,那么芙蓉姐姐的行为则内含着处于社会边缘的小人物试图摆脱正统社会伦理与制度束缚的努力。

   

   如果从个体心理学的角度对木子美、芙蓉姐姐现象进行分析,不难得出关于个性化、女权宣示、个人主义膨胀、价值观扭曲的结论:每个人都希望受到众人的瞩目,但是现实中只有很少的个体才有这样的机遇;现实机遇的匮乏驱使木子美、芙蓉姐姐之类具有强烈表现欲的个体用反常规的表现形式来张扬自己的个性。但是这样思考的出发点是基于对木子美、芙蓉姐姐们作为个体的内部化思考。如果从社会心理学的角度观察,或许能够更清楚地发现这一现象背后所掩盖的真实含义:在一个个体自我意识逐渐觉醒的时代,面对精英阶层把持话语垄断权力的现实,普通个体缺乏在“主流渠道”内实现自我的机遇,于是借助于网络的公众性,用一种自谑的方式表达在强者霸权面前弱者的不满和对传统的权威与理念的挑战的勇气,昭示出自我意识逐渐觉醒的弱者面对强大现实机制的内心痛苦与压抑。这是个性化意识的觉醒与压制个性发展的社会传统之间的一场“戏剧性”冲突。

   

   一方面,等级与集权的专制对人性的压抑与普通个体逐渐觉醒的自主意识之间产生着越来越强烈的对立;另一方面,犬儒化的个体无力反抗精英阶层垄断的现实制度,于是借助于“虚拟化”的网络空间、用“无厘头”式的反讽发泄出小人物们内心的郁闷。这种发泄透露出对令人窒息、压抑的社会氛围的抗争,但是又隐含着回避刺痛当权者禁忌的乖巧。这种类似于阿Q式的自我作践揭示出自我意识逐渐觉醒时代的普通中国人内心的无奈与痛苦。这就是木子美、芙蓉姐姐等异类人物通过个体叛逆性表演表达对传统蔑视的社会背景。

   

   当我们把目光的焦点集聚在作为旁观者的客体身上时,亦即在将社会背景加以显化而作为观察对象之后,就会发现:如果试图简单地用一个词来概括当下中国人的社会心理特征,那么这个词就是“矛盾”。更具体一点来说就是“涵盖了从‘表面的顺从与内心的反抗’到‘表面的自主与内在的屈从’之间对立的矛盾状态”。在市场机制逐渐占据主导地位的当代,每个人似乎都被赋予了自主的选择权,但是众多人口的窘困与少数人口的暴富之间强烈反差所造成的心理冲击又在作为一种个体无法抗拒的“外部力量”驱使着每个处于当下中国社会之中的个体都被迫地投入到身不由己的剧烈竞争之中。参与剧烈竞争的后果是普遍的厌倦与疲惫、以及对未来的焦灼与忧虑,并进而内生出“反抗和逃避现实”的反社会意愿。

   

   尽管对大多数人来说,这种内心的反抗与逃避意愿无奈地被隐含在“社会伦理”之下的强大生存压力所束缚,但是一旦有如芙蓉姐姐、木子美这样的“异类人物”向着被视为“江湖规矩”的社会伦理发出挑战时,这些心存反抗与逃避意愿却无勇气实施的芸芸众生就会送上他们廉价的鼓噪。这鼓噪既像是对令人窒息的“江湖规矩”的呻吟式反抗、又像是对胆敢挑战“江湖规矩”的反抗者恶作剧似的怂恿——希望从威严的卫道士们对反抗者的打压中为自我的懦弱找到借口。

   

   芙蓉姐姐、木子美的“追捧”者们的恶作剧似怂恿(或者如鲁迅所说的“看客的帮闲”),与众多热衷于以弱势群体(如农民)为对象的讽刺小品、与通过嫖娼获得快感的行为一样,向人们提供着相同的、然而是扭曲的心理感受:在观察发泄对象的“弱智”表演和对其评判中获得自我肯定以维持虚幻的自信、掩盖自我的卑微;在蹂躏弱者的躯体过程中获得瞬间的快感、在放纵的快感中舒缓遭受压抑的心灵。逃避者们意识到自我相对于当权者的无能、无力,因而将破解令人窒息压抑的“快乐”建立在对更为弱小个体身体和精神的蹂躏之上,从而既发泄了内心的愤懑与不满、又乖巧地回避了刺痛当权者的禁忌。这是在压抑的社会氛围中试图寻找任何可以冲淡和逃避悲哀与愤怒的喜剧色彩的企图,这是面对官方垄断话语体系的现实而被迫采用“无厘头”式的反讽,这是无信仰者在面对现实的严酷时为自我找寻到的精神依托。

   

   为什么是芙蓉姐姐、木子美们成为这场庆典的主角?彻头彻尾的平庸如何可能成为大红大紫的焦点?一个猜想性的解释是:芙蓉姐姐、木子美们正是我们大众的化身。我们都有一点“平淡的姿色”、多多少少都想用自己有限的魅力来引人瞩目,只是我们大多都有点明哲保身或者自知之明、缺乏她那种无所畏惧的勇敢。芙蓉姐姐、木子美们只是做了我们大家都能做、却又不敢或不愿做的事情,因此对她们的激赏和谩骂其实都是大众“自我投射效应”的表现:或者是“我和你差不多、只是不如你那么勇敢,所以我欣赏你”;或者是“我和你一样、只是不像你那么无耻,所以你让我感到恶心”。但无畏与无耻在这里的区别不过反映了对传统等级的抗拒或服膺的不同态度而已。芙蓉姐姐、木子美们的勇敢与率真,反衬出了现实生活中芸芸众生身上所固有的人格缺陷--面对传统与权威时的拘谨、委琐、保守、自闭、盲目与脆弱。

   

   对于芙蓉姐姐、木子美们的自我表演应该给予的不是卫道士式的谴责或者帮闲看客般的怂恿和嘲讽,而是对其行为给予宽容的理解、并进而反思表象背后的社会制度与社会心理。我们需要突破传统思维和潜意识的禁锢,意识到正是这些“异变的小人物们”在催生着社会普遍自我觉醒的萌动。正是基于这样的观点,公众应该对这些勇敢的先行者报以赞赏、鼓励和欢呼,而不应该讥笑她们自身的个性化缺陷;同时公众也应该积极地参与到能够展示自我的各种活动中,在这些活动的参与过程中学习如何欣赏自我和如何尊重他人,这是中国社会必须经历的人本主义思想“启蒙”不可或缺的环节——从旁观者的客体意识向表演者的主体意识迈进是激发自主意识所必须经历的一次心理超越。

   

   千百年被压抑在等级制度底层的民众在无法得到他人尊重的同时也逐渐忘却了自尊。正是这种普遍缺乏自尊的社会心理,造就了中国社会的涣散、冷漠和懦弱,而现代化之艰难、社会信用制度之缺失、公民意识的难以建立,无不源自于此。今天芙蓉姐姐和木子美们的自我表现表明了在经历几千年的自我压抑之后、至少在小部分民众中间唤醒了自我表现的欲望,这是重新审视自我的开始。当越来越多的民众投入到这一过程当中的时候,他们会逐渐发现“偶像”与“凡人”之间的距离是如此接近,进而学会以平等的眼光重新审视曾经高不可测“偶像”们。对欧洲文艺复兴时代历史的回顾将会告诉人们:正是这种对“偶像”以平等的眼光重新审视的过程将主教们赶下神圣的宝座,从此开始了一个从广泛的自我觉醒到建立自尊、自主的过程。这是一个从神本主义向人本主义演进的过程,它持续发展的结果最终导致了社会化生产分工的蔓延,也成为建立公民社会和民主制度的动力。

   

   在为叛逆权力疾呼时,不应该忘记这样一个必然存在的现象:缺乏对他人权益尊重的自信会异变为盲目自大的冲动和蔑视他人的倾向。解决这一问题的关键涉及到一个社会如何对“叛逆的底线”达成共识的技术性操作。叛逆的权力与叛逆的底线是两个既相关又对立的问题:作为个体,我们应该拥有怎样的叛逆权力?作为群体,我们应该形成怎样的叛逆底线?对此问题的回答是:一方面,个体的叛逆权力取决于群体对叛逆底线的认同,另一方面,群体对叛逆底线的认同又只有在受到个体捍卫叛逆权力的冲击中得以重新审视,因此对叛逆权力的捍卫与对叛逆底线的认同是一种相互耦合的互动过程;只有在尊重个体自主权力的前提下,我们才可能就“叛逆的底线”给予深入和理性的探讨,只有在尊重个体自主权力和理性探讨的基础上达成被广泛接受的叛逆底线,“宽容叛逆”才能够成为被自觉遵守的社会主流意识——在这种“先有鸡还是先有蛋”的吊诡中所需要的是我们这个社会欠缺的理性、成熟、智慧与平和。

   

   2006年2月12日 初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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