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滞胀是社会公正性困境的经济性后果——对《2007:滞胀会否到来?》一文的回应

滞胀是社会公正性困境的经济性后果——对《2007:滞胀会否到来?》一文的回应
    武坚
    [附注:本文是2004年完成、2006年略有修改的《当今中国社会的公正性困境》的一个章节。]

    社会公正性困境的经济性后果表现为:当代的中国正在面对供给与需求的失衡,这是在社会公正性困境化解之前,未来相当长时间内中国经济生活的基调。但是这种供给与需求失衡在不同条件下会有不同的表象--或者表现为通货紧缩,或者表现为通货膨胀,在未来甚至可能表现为滞胀。
    关于自90年代中期以来通货紧缩问题产生的原因,有必要进一步讨论。根据费雪方程,货币与商品价格之间存在着如下关系P*T=M*V,其中P为商品的平均价格、T为交易的商品总量、M为流通中的货币数良、V为单位货币的流通速度。在一定的“单位货币流通速度(V)”条件下,如果“可交易商品的数量”(T)的增加快于“用于流通的货币数量”(M)的增加值(即M/T处于递减状态),那么相应地将导致商品平均价格(P)的降低。90年代中期的通货紧缩就是由于住房、医疗服务和职业教育的市场化,以及国有企业和国有(土地、矿产)资源的私有化而造成“可交易商品的增加快于同期货币增加量”而造成的商品平均价格下降(即相对的通货紧缩)。其现实的表现是:由于人们预期在住房、医疗、教育等方面将需要大量投入而削减现期的购买力。对于一个封闭的经济体而言,这种相对的通货紧缩会随着或批供应量的增加而逐渐缓解直至消失。但是全球化时代的开放性特点决定了外部性力量可以利用“货币增发滞后于商品增加”的空档期,迅速介入国内市场、以低廉的价格购买国内企业和资源的控制权,这是自2000年以来,中国国内房地产市场和外贸出口异常火爆的一个重要原因。这种外部力量在相对通货紧缩期间的介入,导致国内资源的廉价出卖,从而加剧了“国有资产”的流失并成为加剧当代社会资源分配不公正现状的诱因。
    [附注:在国际贸易领域,由于货币增发滞后于商品增加,产生了要求中国政府提高人民币汇率的要求。但是,当代中国政府面临的难题是:由于国内财富分配的极不均衡,导致提升人民币汇率的现期收益将被少数掌握着大量资产的富裕人口获得,同时人民币升值所造成的出口成本增加将制约经济增长最重要的推动力量--对外贸易的发展、并进而可能加剧本已严重的失业问题。]
    如果90年代中期产生通货紧缩的主要原因可归结为货币增发滞后于商品增加,那么自住房、医疗、教育等市场化完成(2001年)之后,造成通货紧缩的应该越来越多地归结为社会资源分配不公正所造成的贫富分化,而且各种垄断性因素所共同造成的“全球化时代劳动者在福利方面奔向底线的竞赛”进一步加剧着这种分化。尽管由于资料缺乏而难以准确地判断“社会资源分配不公正”对通货紧缩的影响程度,但是就现象层面上观察,仍然可以认定:社会财富过于向上层集中导致社会整体需求不足、消费乏力,加剧了通货紧缩。
    现代经济学对欧美市场经济长达200年的研究证明:决定总量平衡的机制是分配,收入分配差距越大则总供给过剩的情况越严重。这是因为收入差距导致财富向少数人手里集中,但少数人的消费终究有限(即符合“边际消费递减规律”),大部分收入都会转化为再投资,新的投资形成新的产出;而大多数低收入人群,虽然有消费欲望、却没有消费能力,其结果体现为整个社会的有效需求不足。所以在收入分配存在显著差距的背景条件下,总是会形成供给大于需求的格局。
    90年代中后期、特别是2001年以来,中国社会所面临的经济问题为这一理论提供了最新的佐证。由于财富的过度集中,导致以接近需求饱和的富裕阶层为主体的奢侈性消费模式缺乏持久的增长动力,而贫困阶层则由于产品交换链的断裂(其表现为大规模的失业、下岗)而无奈地降低必要的生活指出。巨大的贫富差异正在对社会和谐造成巨大的伤害,它使穷者更穷、富者更富。造成这种始自90年代中期的中国社会贫富分化愈演愈烈的根源是倾向富裕阶层的经济政策、官僚集团的制度性腐败、以各种渠道和方式进行的“国有”资本瓜分。
   
    中国在面临由于贫富分化造成的通货紧缩的同时,又受到资源短缺和货币过量增发造成的通货膨胀的困扰。[附注:货币主义理论认为:由于货币需求函数具有稳定性,所以货币供应量的变动是物价水平发生变动的决定性因素;当货币供应量明显地快于产量的增长时,通货膨胀就会发生。]除了人为过量增发货币之外,造成当代通货膨胀的根本原因是自然资源供给的整体性匮乏和短期内对资源类产品需求的迅速增加。90年代后期以来,由于内需不振,中国政府试图通过“加大货币投放量带动固定资产投入(主要是房地产和基础设施)增长”和“扩大外贸出口”两个手段缓解供给与需求的失衡。这一政策的结果在最近几年得到充分的体现:对外加工业蓬勃发展,中国成为一面大量进口原材料、另一面大量出口加工产成品、在一进一处之间注入廉价劳动的“世界工厂”;固定资产投入以异乎寻常的速度增加,带来了今天的“投资热”、“基建热”、“房地产热”。这两个因素共同促成原材料价格的迅速走高。“投资热”和外贸出口激增带来的旺盛需求反衬出原材料供应能力的相对不足,导致诸多自然资源、特别是基础原材料的供给短缺和价格上涨,造成剧烈的通货膨胀。但是这种通过过度投资带动的需求膨胀面临着不可持续性:政府主导的和在政府优惠政策激励下的“投资热”存在着效益低下的固有弊端,长期的投资狂热将进一步加大本已过剩的生产能力,低效益或负效益的投入将耗尽为数不多的资本剩余、并加剧资源短缺和环境恶化;在全球性需求不足、供给过剩条件下,通过外贸出口缓解国内供给与需求失衡的困境,必将遭遇到其他国家以“贸易保护”为借口的抵制。当需求不能够持续增长时,产能过剩引发的恶性竞争将迫使短期的经济高涨嘎然而止,随之而来的将是重新陷入长期的经济低迷。
    如果政府能够在扩大货币发行规模的同时,利用短暂的货币充裕机会,迅速改善财富分配格局,借助政府调控手段加大向低收入阶层的货币支付,则将带动消费需求的增长,使这一轮经济增长持续较长时间。但是这需要以改变现有社会财富分配格局为前提,在目前的权力运作机制下,改变现行社会财富分配格局的可能性微乎其微。
    与此同时,第三种可能的前景--“滞胀”正在显现:由于自然资源的绝对短缺导致即使在有效需求不增加的情况下,也会出现原材料(如能源、粮食)价格上涨的趋势。这是一种面对全球性资源短缺时,借助于价格机制将贫穷国家和贫穷人口永远排斥在消费循环圈之外的手法。各国中央银行为了缓解本国政府的财政压力,不惜以透支政府信用为代价过量增发货币,则将进一步激化“滞胀”问题,使之成为未来相当长一段时间内世界经济领域的焦点问题。
    供给与需求的失衡决定了当代的世界既存在着导致通货紧缩的因素,也存在着造成通货膨胀的因素。未来世界经济的困境将以何种形式出现,取决于利益各方的应对策略。但是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即供给与需求失衡所造成的影响绝不会“公正地”施加于不同的国家和不同的阶层:不平等的贸易机制使得处于强势的国家和阶层有着众多的替代选择,而居于弱势的国家和阶层则缺乏应对之策,于是在强弱博弈中,有着更多选择机遇的强者可以轻易地将任何由通货膨胀或者通货紧缩造成的危害加诸于弱者,而将收益留个自己。
    由于价格机制的“剔除效应”使得因自然资源匮乏产生的通货膨胀对以富人为主体的“主流”经济不会产生长期的影响,[附注:对自然资源的需求和自然资源的绝对短缺这两个因素导致未来资源价格的上涨,持续上涨的价格将缺乏财力支持的贫穷消费者陆续剔除在外。随着众多无力支付高昂价格的贫穷消费者被剔除在“有效需求”之外,资源类产品最终将在新的价格水平上达到供给与需求的平衡。而这个“新的价格水平”对于富裕的消费者来说,并不会产生强烈抑制需求的效应。]加之劳动力供给长期过剩和对劳动力自由流动的严格限制导致劳动力(相对)价格渐次降低,因此,在未来可以预计的时间里,任何满足这样一些条件的区域,其“主流”经济都将呈现以制度性通货紧缩为主的局面,这些条件(可称为“制度性通货紧缩条件”)是:政府主动放弃或缺乏干预利益分配的权力、劳动力供给过剩问题无法得到缓解。
    劳动力价格偏低(其现实表现为居民收入的增长赶不上经济增长)的情形在毛泽东时代曾长期存在,但是由于当时两者之间的差值被普遍地用于基础设施和工业生产能力的提高,它体现为国家能力的提高。在“公有制”条件下,由于民众普遍相信国家能力的提高最终会转变为民众生活水平的提高,因此对劳动力价格偏低的状况有着较强的忍受能力。但是在今天,私有化已成为主流的时代,与普通民众收入减少相对立的是富人财富的剧增而非国家能力的增长。在中国这样一个私有财产权缺乏保障的社会里,富人财富剧增的最终结果将是更多地促进资产向国外的转移和对奢侈消费品需求的增加而非社会生产能力的持续增长。
   
    在中国这个公共权力与利益过于向权贵集团倾斜和人口过剩、产能过剩的社会里,货币规模的膨胀并不会造成非生活必需品(特别是奢侈品)价格的长期、显著增长,而只会造成垄断势力所控制的资源类产品(如粮食、能源和矿产)和资本类产品(如股票、房产)价格的飙升,从而加大而不是降低社会贫富差距。如果唯一有能力通过二次分配调节手段对此加以控制的政府给予放任的话,中国社会将会出现全社会范围内的产品与资本交换链的断裂。这种断裂,轻则表现为经济萧条,重则引发社会危机--如果“经济萧条”、“失业率上升”、“社会救济缺失”同时出现,那么一场由经济危机引发的社会动荡就为期不远了。
    面对这种形势,政府的当务之急是:不仅通过暂时性的手段(如增发货币和国债、加大政府购买和公共投资等)制造需求,更应该通过强化政府二次利益调节功能(如税收、社会救助)抑制贫富分化,同时通过废止政府垄断、打击腐败、重建信用制度、开拓新的海外市场等措施创造有利于经济、就业长期增长的社会环境。
    西方发达国家走出社会公正性困境的对策主要有两条:其一是通过开拓国外市场,实现商品输出和资本输出,以缓解国内供给与需求失衡的矛盾;其二是强化政府对经济和分配的调节、干预能力,特别是大幅度提高主要针对社会下层的福利支出水平,增加国内普通民众的需求。对于中国来说,当商品对外输出已走入极端之时,通过改善国内收入分配机制实现扩大内需、刺激经济增长是一种符合“共同富裕”理想的选择。但是,自然资源的匮乏和政府职能的权贵化使得通过改进国内收入分配扩大内需之路可望而不可及。面对诸多现实条件制约,通过调整汇率加快资本输出和自然资源输入,并在资本输出带动下实现贫穷人口输出,借助于国外相对优越的自然条件实现外移人口在财富和需求方面的增长,将可能是一种经过各种势力博弈之后能够被各方共同接受的现实选择。这样一条向外转移困境和压力的道路将遇到外部势力的干预和抵抗,这种干预和抵抗是对中国国家实力和政府能力的巨大挑战,也昭示着扩张主义发展模式必然产生的对抗和冲突。外向发展的巨大压力与孱弱的国家实力之间所构成的矛盾和对立是中国政府急于打造“和平崛起论”的现实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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