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家争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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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观涛:儒家文化的深层结构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影响


   作为“群体下意识”的传统
     今天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反思和批判正席卷中国大陆。很多人认为儒家文化至今还是束缚中国走向现代化的枷锁。但是人们往往忽视另一个基本事实:除了50岁以上的人外,很少有人受过儒家经典的教育,当代中国大多数人 (包括知识分子) 是在反传统的社会环境中成长起来的。自五四以采,彻底反传统几乎是激进知识分子的普遍心态,它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特别是1949年马克思主义成为占主导地位的意识形态后,新一代人仅仅是在大批判的对象中知悉儒家的。海外学者将此称为传统文化在中国大陆之中断。是的,在中华民族两千年的历史上,没有任何一个时期出现过如此波澜壮阔的群众思想改造运动。移风易俗、学习雷锋、斗私批修等风暴一个接一个。在相当长一段时间里, (除了文革后期短时间的批林批孔运动) 儒家文化在大陆已经被社会遗忘,至少在表面上如此。这里确实存在着一个令人困惑的悖论:既然传统已经中断,那么今天中国青年一代又为何感到自己是如此深地陷在传统文化之泥潭中呢?
     据说列宁十分喜欢这样一句格言:历史经常和人开玩笑,有时它想走进一个房间,实际上却走进了另一个房间。中国当代思想的发展也这样和思想运动发动者们开了一个无情的玩笑。我认为,在某种意义上,正是这一系列的思想改造运动导致了传统文化的加固和恢复。中国知识分子不会忽略这样一个令人啼笑皆非、的事实:中国传统文化之沉渣(例如皇权主义、极端的文化专制)是以文化革命中最革命的面目出现的,而文化革命本身无非是几十年来一系列越来越左的思想批判运动的最终结果。当代思想家只要不乏历史感就一定可以体会到,半个世纪以来,社会思潮的发展似乎绕了一个大圆圈。最初人们从彻底反传统开始,不断地追求、批判,在几十年后突然发现我们企图批判的传统仍然如高山般地坚定地屹立在我们面前。这一切给人一种毛骨悚然的感觉:一个民族的传统似乎是一种无法超越的群体无意识。
     我认为,传统的束缚之所以觉得不可捉摸,其中一个原因是,有一个领域被文化研究者长期忽略了,这就是儒家文化的深层结构对中国当代文化—例如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影响。表面上看,马克思主义作为外来文化和儒学很少有共同之处,批判旧世界一直是中国马克思主义者不曾中断的任务,儒家传统中的很多因素,例如宗法制度、男尊女卑在近几十年中确实遭到了扫荡。但是我认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所以能成为占主导地位的意识形态,乃在于它的基本结构自本世纪四十年代发生了变化,这个变化是在儒家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影响下实现的。
     文化和意识形态是一个不断创造生长有生命的机体,在总体上,决定一种文化或意识形态发展方向的关键在于它的基本结构,而不在于用什么语言表达。与深层结构相比,它的主张、口号甚至它的原理都是处于受整体结构制约的地位。其实,从结构上讲,当代中国的文化形态包含着一种在其深层结构上十分类似于儒家文化的思想系统。因此,才会出现当代中国文化史上最奇特的现象:表面上是彻底地批判旧文化,但这种运动又必然是顺着与儒家文化发展同构的逻辑展开的。因此,一方面传统在名义上遭到批判。另一方面,与其等价的东西却在运动中制造出来,而且在现代的名义下变得出奇的强大。我们这一代人必须明白,几千年前已经死去的思想家是不能直接束缚我们今天文化的。传统的力量从来在于它是一种现实的存在,特别是那些表面上是属于今天的文化,我们已不把它称作传统,但实际上却是和传统同构的思想。在这篇论文中。我们不可能考察儒家文化深层结构如何影响中国当代文化形成的全过程,我只准备讨论其中一个很局部性的方西,这就是仅就刘少奇的《论共产党员的修养》一书采剖析儒家文化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影响。
     毛泽东思想的结构
     在讨论主题之前,我必须先简述一下儒家文化的一些最基本的结构。我们曾经指出过,可以把意识形态结构分解成价值观、哲学观以及社会观三个子系统来加以把握。价值现包括这种文化体系的终极关体、人生态度以及伦理基础;哲学观则是由知识系统(自然与社会)和思想方式构成;社会观更多地涉及这种意识形态对理想社会组织方式的看法。我们认为,不同的文化结构中,这三个子系统的互相关系是不同的。而儒家文化在结构上最大的特点是伦理中心主义。也就是伦理价值现在整个文化系统中占居中心位置,相比之下使得知识系统显得十分单薄。众所周知,儒家把人具有伦理意识看作是人的最基本属性,它是人和禽兽的基本差别,人之所以是人是因为他可以具有道德感。于是,儒家文化具备了一个和西方基督教文化甚至于其他一切文化在基本结构上的差别:这就是,人的价值判断和道德规范可以来自于人本身, 而不需要来自于神的启示以至于其他别的系统(包括知识系统)。这一方面使得早在两千年前,中国的传统文化就具有无神论和人文主义色彩,但同时又带来了—个不容避免的倾向:在道德本位的文化中,知识系统必定处于从属地位。伦理原则不可能是来自于知识系统的。相反,知识系统倒是适应伦理需求和围绕着人的伦理发展起来的。我们之所以要反复强调儒家文化在结构上的这一特点,是为了说明在伦理系统和知识系统的基本关系上,儒家文化和马克思主义是不同的。因此,儒家文化对马克思主义的影响,也往往表现在它的深层结构方面。
     五四时期,在接受马克思主义的中国知识分子的心目中,马克思主义并不是一种伦理中心主义的意识形态。他们认为,马克思主义之所以正确,是因为辩证唯物主义是科学的宇宙观,而历史唯物主义揭示了人类历史发展的规律。从中可以推出作为理想社会—一共产主义的必然来临。虽然,很多西方学者指出,共产主义的学说和中国知识分子中大同世界的理想很类似,但是,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接受共产主义的主要原因还是认为它是知识真理,而不是道德理想。在早期共产党人看来,(实际上在整个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中),马克思主义的道德伦理这一部分比起其哲学现(辩证唯物主义)和社会观(共产主义学说和资本论)一直是相对薄弱的。迄今为止,世界上已有很多马克思主义流派,但它们大多不是伦理中心主义的意识形态。然而,在本世纪三十年代,随着越来越多的中国知识分子本着抗日救国的目标加入中国共产党,中国当代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发生了重大的变构,这就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
     今天,没有人否认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但是只要我们宏观地考察毛泽东的著作,把它分解为哲学现、价值观和社会现三类,就会发现一个十分奇怪的现象,这就是涉及价值伦理部分的文章很少。如果把《矛盾论》、《实践论》看作哲学观的核心部分,把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和关于斗争策略等其他理论看作社会观,确实,在这两部分中,毛泽东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了。但是,在伦理价值观上,除了文革中强调的老三篇外,我们几乎看不到有份量的文献。
     这是不是意味着毛泽东思想也不是一个伦理中心主义的思想体系呢? 笔者认为,如果我们把毛泽东思想不看作仅仅是毛泽东个人的思想和著作,而当作中国当代文化的全体构架,那么只要我们去分析建国后一系列的思想改造运动,就不得不承认,1949年后中国当代文化正是伦理中心主义的。这里问题在于,在毛泽东的著作中,这方面的著作较少不等于整个思想不包括这部分内容,而且,笔者认为刘少奇《论共产党员的修养》也对这方面起了重要作用。
     迄今为止,西方学者研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都过份看重了毛泽东的著作,而忽略刘少奇的《论共产党员的修养》。无论就个人吸引力,思想的深度和文采,刘少奇都无法和毛泽东相比,但刘少奇的思想在党内的影响远比西方学者对他的估计来得深远和巨大。毛泽东作为一个成功地开创一代事业的领袖、革命家、诗人,在中国现代思想史上焕发出令人眼花隙乱的光辉——这就是毛泽东思想。其实,毛泽东思想中有关伦理价值观的一个重要部分恰恰是刘少奇的《论共产党员的修养》,它对当代中国文化的实际影响和毛择东的思想同样巨大,以至于有一种言传说,毛泽东说过,三天不学习,赶不上刘少奇。这种忽略的原因主要在于毛泽东的特殊地位。实际上,刘少奇是—个典型儒生型的革命家,他不擅长打仗,但在组织思想工作上表现出了杰出的才能。“毛泽东思想”就是刘少奇第一个提出的;刘少奇在提出“毛泽东思想”之时已把自己对马克思主义的贡献融入毛泽东思想中,因此,才造成了近儿十年来《修养》一书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影响以至伦理中心主义文化体系在中国的形成长期末被重视。
     《修养》中的道德理想主义
     为了研究《修养》和伦理中心主义的中国当代文化的关系,我们有必要剖析《论共产党员的修养》一书的基本结构。
     《修养》由两讲组成。第一讲是概论,讨论共产党员为什么要和怎样进行修养等理论问题。一开始刘少奇就在社会是发展变化的,人也是发展变化的前提下指出,人应该在不断改造社会中改造自己。关于社会和人类是不断发展的,这本是辩证唯物主义中的基本性原理。“重要的在于改造世界”这也是马克思主义者十分熟悉的思想。但在马克思和列宁的经典文献中,一直并没有十分强调在改造社会中必须改造自己。用改造自己和改造社会的关系来阐明共产党员要进行修养的理论根据确是刘少奇的一个创造。从此,刘少奇找到了一个把儒家伦理结构和马克思主义结合起来的交汇点。但是,如果仅仅泛泛地谈人的思想和世界观需要进行改造,这并没有太多惊人之处;因为世界观包括十分广的内函,从知识更新到方法论和社会观。 值得重视的是刘少奇提出的改造思想和目标, 这就是:“做马克思、列宁的好学生。”必须指出,五四时代,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对大多数成为马克思主义者的知识分子来说,马克思主义是作为真理接受的,因此,马克思主义的内容比马克思、列宁本人的为人和品质更为重要,甚至马克思主义和马克思本人品质如何是无关的。在这里,刘少奇确实实行了一个理论重心的变换,把学习马克思主义真理变成学习马列本人的品质。于是,当刘少奇避开知识、理论和方法,仅仅指出必须“把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创始人一生的言行、事业和品质,作为我们锻炼和修养的模范”时,就为以后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开辟了一条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从未有过的道路:由知识真理型变为道德理想型。其实,对马克思和列宁的品质究竟是什么,这是经典马克思主义理论申很少谈到的,这样就为在马克思主义中进行伦理创造打开了突破口。在此,已经暗示了做新时代“圣人”的道德理想主义的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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