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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存与超越(一)第一章


   
   生存与超越(一)——对历史的再认识
   [附注:本部分为过去若干年的读史笔记和心得。2003年1月完成初稿写作,2003年12月完成第一次修改,2005年8月完成第二次修改。]
   历史是过去的现实,现实是未来的历史,未来是历史的延续。这样的思想促使我们在历史的纪录中寻找一些影响中国和世界过去、现在和未来命运的规律性的东西。在本部分中,我们试图借助于美国历史学家斯塔夫理阿诺斯(L.S.Stavrianos)在《全球通史》中所展示的大历史观的构架,将我们的一些不成熟的思考呈现给亲爱的读者,以求你们的回应、批评和指正。作为导读的提示,我们想指出:如果能够明晰当今世界和中国社会的现实困境,带着问题意识来阅读本部分,也许更能够理解历史内在的逻辑和发展的指向。
   第一章:以自给经济为基础的古代文明——公元1500年之前的欧亚大陆的历史
   从世界史的角度看,不应把欧亚大陆看作是由欧洲和亚洲这两块大陆组成的,而应看作是由中东、印度、中国、欧洲和欧亚大陆中部草原地区这五个具有深远历史意义的地区组成的。肥沃的大河流域和平原创造了欧亚大陆古老的核心文明,而大草原(也许还应该包括由散布的岛屿联结成为一体的海洋通道)则便利了这些文明之间的接触和联系。这种联系,有时是和平的,即通过贸易、文化交往的方式;有时是暴力的,或是贫瘠内陆地区的游牧部族劫掠使他们馋涎欲滴的富庶地区,或是人口和环境的压力、以及对财富无休止的渴望驱使富庶地区的强力政权向周边地区扩张。
   欧亚大陆的历史基本上是在游牧部族与定居文明相互影响的过程中形成的。双向式的侵掠常常造成范围广泛的部族迁徙。这种侵掠和迁徙不仅对既有的社会结构具有很大的破坏作用,而且也具有令人惊异的革新作用——它将没落的王朝、僵化的制度和陈旧的习俗扫荡殆尽,而导入新的民族、技术和思想,因而在很大程度上推动了欧亚大陆历史的发展进程。
   1.1:农业革命与古代文明的兴起
   1.1-1:农业革命的意义——社会的等级化和权力的集中化
   农业革命引发社会变革的详细情况,由于年代久远的原因,已不能详细考证。但不可否认的是,从历史的角度看,农业革命是人类在进化过程中迈出的重要一步。在这方面,农业革命与工业革命具有相似的作用。对自身生存和家(氏)族延续的渴望导致对生产效率提高的追求和社会化分工,由此带来了等级化的社会结构和集权化的政治制度。尽管与其后的人类社会发展历程相比,这种变化起初是微不足道的,但是它揭示了人类社会发展不可逆转的前进方向。等级化的社会结构、集权化的政治制度带来了税吏、祭司、地主强征的税收和繁重的地租,但是它们也强有力地促进了生产的分工合作和协调、以及生产效率提高带来的产量提高。
   有一种观点认为:人类对生产效率提高的渴望源于人口大量繁衍之后导致的自然性产出无法供给人口的需要,因而迫使人类努力提高人工性产出,以缓解供给与需求的紧张。而其导致的结果是,在换来人类社会物质性财富增加的同时,作为个体的人越来越依附于社会性组织、越来越丧失自然状态下的个体自由。但是无论主观性的因素怎样,这样一个客观事实必须得到承认:就一般情况而言,甚至处于社会底层的奴隶也以失去部分或全部人身自由为代价,换取了生存条件的改善。如果我们能够逆着时间之箭回溯到农业文明发端的时代,我们也许会发现:如果必须在匮乏的自由与富裕的奴役之间进行选择的话,人类更愿意选择后者而不是前者。
   经济的发展使部落酋长、部落议事会和民众大会由王国、继而由帝国所取代,并促成了权力集中化和社会等级化。但这并不是一个单向而是互动的过程。权力集中化和社会等级化在其出现的初期,往往能够带来显著的社会生产、管治效率的提高;但在后期,由于社会不平等的弊端而严重制约社会发展。人类独特的生理机制(发达的大脑思考能力与相对孱弱的身体机能)决定了欲望与能力之间永恒的落差。正是这种落差决定了,自古至今的人类社会始终面临着在集权与民主、效率与公正、管治与自由之间两难的抉择,面临着社会形态一体化与多元化的冲突。
   在一个生产力低下的社会,人类渴望通过生产和管治的效率提高以解脱生存的窘迫,而生产和管治的效率提高必然要求强大的社会管治机制的建立。社会管治机制的建立一方面有益于劳动分工的深入和持续,但是也不可避免地产生了另一方面的效应:压缩了个人自由的空间,逐渐束缚了社会整体的活力,阻碍了社会的突破性变革。面对受自然和技术制约而存在的社会极限,既有的社会管治机制在效率提高方面的功效逐渐丧失,在限制个人自由方面的弊端逐渐显露。这一趋势发展的前景是:一个社会,或者在无奈的挣扎中逐渐沉沦和颓废,在偶发性的外部剧烈打击下崩溃和淹没;或者在持续的外来压力下产生强大的内部变革动力,要求突破既有社会管治制度的限制,在思想自由中寻求以突破社会极限为目标的结构性变革。
   缺乏全社会成员的支持,不可避免地会造成对外族入侵抵抗的软弱,这是所有等级-集权社会的第一个致命弱点。根据历史学家们的观点,处于古代文明早期的集权制国家往往面临这样的难题:由于铜和青铜昂贵而又稀少,因而不能广泛地用来制造武器和工具,这就使武器实际上为君主及其政治、军事集团所垄断,从而加强了他们的特权地位,使他们处于社会金字塔之顶;同时,这也意味着,在总人口中只有小部分人得以武装起来,当古老的文明中心必须面临全体武装的游牧民族的进攻时,这就成为一个极其严重的缺陷。
   等级-集权制的管治压制了社会成员的积极性和创造力,这种长期的损害是管治效率的短期提高所无法弥补的,这是所有等级-集权社会的第二个致命弱点。特别是当产量增加的收益被统治者攫取的时候,被管治者不会积极主动地去发明或采用新技术、新方法,从而导致技术手段难以取得革命性突破,造成社会生产长期停滞不前。
   1.1-2:农业文明的起源和传播
   农业文明首先在美索不达米亚(即底格利斯河和幼发拉底河流域的冲积平原),其后在古埃及(尼罗河下游和三角洲地区)、古印度(印度河下游和三角洲地区)和中国中原地区(黄河及其支流的冲积平原)相继出现。这些农业文明社会的一个共同特点是:位于巨大河流肥沃的冲积平原上,而这些冲积平原距离原始人所赖以生存的丛林地区并不遥远。巨大的河流带来了农业生产所必需的淡水资源,冲积平原的肥沃和易于开垦使受制于低水平农业生产工具的人类能够从简陋的农业生产中得到稳定、持久的收益。
   大规模农业生产与等级制社会协同演进的具体过程似乎还不为今天的人类所明了,但是两者之间协同演进的基本方式还是可以窥见:一方面,大规模农业生产提供了物质剩余,使得供养一批完全脱离生产的人口成为可能;另一方面,建立神权与世俗权结合的政治机制,以保证对失去自由的劳动者施加强制性手段、迫使其服从于劳动分工,成为一种社会必要。神权和世俗权力相结合,强有力地维护了社会的等级制度,因为很少有人敢冒着“今世迅即处罚”和“来世永久惩罚”的风险而图谋不轨。“虽然显贵们是靠剥削农民才过上优裕的生活,但他们却把这说成是由于他们智力出众、品德高尚的缘故。几千年来,这种看法不可避免地在欧亚农民的头脑中深深地扎下了根,使他们变得卑屈、顺从。而那些不甘屈从的农民,总是立即在肉体上遭到士兵们的杀戮,在心灵上受到祭司们的惩罚。”[斯塔夫理阿诺斯(L.S.Stavrianos)《全球通史》(上册)第4章]
   随着炼铁技术的发明和铁制工具的大量使用、以及与之相关的技术进步,人类的生存能力得到飞跃式的发展。这种飞跃式的发展成为促使人类将既有的农业文明成果逐渐扩展的内在动力。纵观历史,这种文明的扩张始终沿着“主动扩张”和“被动扩张”这两条途径同时展开。主动扩张又分为:文明程度较高的社会向文明程度较低社会的武力扩张,以及同一方向的和平扩张——一般是先由商人和拓居者在落后地区设立据点,然后将本国的制度移植到那里。被动扩张(即文明程度较低的社会向文明程度较高的社会的扩张)同样可分为武力扩张和和平扩张,其中的武力扩张就是通过文明程度较低社会对文明程度较高社会的残酷军事掠夺和占领,而和平扩张是通过文明程度较低社会向文明程度较高社会出卖专业技能(特别是军事技能)的方式实现的。对各类扩张方式的深入研究,对于预测未来人类社会各利益群体之间可能的冲突形式,并非没有现实的借鉴作用。
   1.1-3:地中海文明
   在这种文明扩张背景下出现的地中海文明对人类社会持久的贡献(其中主要的贡献者是古希腊文明)体现在如下三个方面:在传统农牧业经济之后出现和发展的大规模商贸经济带来了经济多元化;经济多元化导致了政治制度、社会结构多元化;政治制度、社会结构多元化在近距离内的共生、竞争产生文化繁荣。从另一个角度看,古希腊文明所包含的社会形态在人类的发展历史中是如此的独特和稀有——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是人类社会进化过程的一种变异,因而才显得如此的珍贵、才被后人高度重视。但是古希腊文明的短暂性、独特性和稀有性使我们有理由怀疑:这种社会形态是否必须依据特定的条件下才能出现,由于这种社会形态所依存条件的独特性使得它无法成为持久的社会形态。
   1.1-3-1:商贸经济的出现、发展和经济多元化
   大规模的商贸经济首先出现在地中海的东部——其中以腓尼基为代表,并扩散到克里特岛。这种大规模商贸经济之所以在地中海东部出现,主要得益于独特的地理位置和自然条件: 地中海东部地区介于两个发达的农业社会(美索不达米亚和埃及)的中间,并拥有便捷的东地中海航运通道。但是,由于人为(战争)和自然(地震)的原因,这两个商贸中心没有能够长期存在下去。商贸经济只有在古希腊才真正得以发展,并对近代的欧美文明产生巨大的影响。
   商贸经济能够在希腊地区发展,并使得经济多元化在希腊地区长期存在,可用如下观点进行解释。
   希腊地区没有丰富的自然资源,也找不到肥沃的大河流域和广阔的平原。而具备这些天然条件,并合理地开发和利用,是供养如在中东、埃及、印度和中国所建立的那种复杂的帝国组织所必需的。在希腊地区,只有连绵不绝的山脉,这不仅限制了农业生产率的提高,而且把陆地隔成小块。因而,古希腊人没有那种可作为地区合并基础的天然地理政治中心。正是这种自然条件的限制,使得以斯巴达(公元前8世纪后期他们就征服了附近麦西尼亚的肥沃平原)为代表的自给经济占主导的农业社会在希腊地区无法居于统治地位,从而为商贸经济的发展提供了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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