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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技术的冲击与困境

   武坚

   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以信息技术为核心的新技术革命席卷全球,迅速地冲击着社会的各个领域。在这场革命中,信息技术就象工业革命时期的二次能源(煤、石油、天然气)利用技术一样重要,重组着社会的方方面面。以互联网为特征的信息技术,不仅产生了大幅度降低交通、通讯、信息传播费用的一次效应,也正在产生大幅度降低教育、医疗、经济管理和社会管治费用的二次效应。借助于信息技术的发展,人类社会实现了经济行为的全球化、组织形式的网络化、生产结构的灵活化,并由此进一步导致社会生活的超空间化或称为虚拟化。

   自全球信息网络出现以来,人们对此亦喜亦忧。喜的是信息技术的发展给人类社会生产、生活带来了便利,提高了人类生产的效率和效益,提高了人类生活的水平和质量;忧的是社会信息化给人类社会的各个方面带来前景无法预料的强烈冲击,有可能成为新的异化力量。

   1:信息技术的工具性异化

   信息时代的社会产生了两种力量。一种力量是高度的联结、吸纳与整合力量:现代的信息与网络科技可以超越所有空间距离、地理约束与国家界限的障碍,将散布全球各角落有价值的商品、劳务与信息进行实时的联结,可以让金融资本在全球各地不断追求较高的投资回报率,可以逐一将个体行动者纳入全球的生产分工与商品交易体系。另一种力量是极大的割裂、排除与遗弃力量:联结、吸纳与整合力量具有高度的选择性和高度的变动性,就人类社会整体而言,只有少数的个体有机会直接参与全球化的价值交换活动。由于信息技术的发展为生产要素的高度流动提供了技术条件,面对全球化的竞争格局,个体的经济参与机会呈现出极大的波动性,任何地区、部门、企业或个人如果不具备参与全球化经济活动的条件、或者失去创造价值的能力,就很容易被切断联结关系、被排除在全球生产分工体系之外,成为被“主流”社会遗弃的对象。信息革命可能让少部分国家有机会出现跳跃式成长,直接跨入数字科技时代;但是大多数不发达国家与发达国家之间的“数字落差”将迅速扩大为无法跨越的鸿沟。

   信息技术正在给人类社会带来一系列变革。其中最为重要的变革之一是:信息技术提供了打破既有社会规则、将人重新组织的手段。信息化与全球化赋予了信息传播以异乎寻常的便捷性和广泛性,这种特性加剧了传统社会管治者垄断和控制信息的难度。对历史的回顾,使我们更愿意将信息技术与全球互联网对未来人类社会的影响和与纸张印刷术与纸张书籍对中世纪欧洲社会的影响相提并论。便捷的纸张印刷技术和廉价的纸张书籍使得欧洲的民众能够用自己通晓的语言阅读《圣经》,从而瓦解了罗马教廷对《圣经》解释权的垄断,最终导致新教的出现与发展,使欧洲民众摆脱了教会的窒碍而走上自主、自决的道路。与之相似的是,互联网充满着个人主义色彩,它所提供的无约束的思想自由成为瓦解既有精神枷锁的武器。全球互联网的出现为信息低廉、广泛、迅速的传播提供了技术手段,这种具有多元化、自由化和广泛参与的信息传播手段正在成为突破传统权势集团维持信息垄断的锐利武器。通过互联网了解到越来越多公共信息的民众有了自我独立判断的依据和勇气,这是凭借信息(知识)垄断所构建的传统等级机制遭遇信任质疑、并逐渐瓦解的开始。拥有平等信息来源的民众将会变得更加活跃与自信,将会变得更有批评性、参与性和主动性。

   但是源于信息技术冲击而产生的社会重组的最终结果可能并不意味着等级-集权机制的瓦解,而可能是在更大范围内对等级-集权机制的确认、巩固,并以新的形式重新复活。越来越多的迹象表明:信息和知识汲取能力的差异正在演化成为维持等级-集权机制的又一有力工具。传统社会里存在着少数人对信息传播网络的垄断,并通过对它的控制达到对信息和知识的控制,进而达到对社会各个方面的控制。互联网的出现并没有改变信息传播网络垄断性的本质,但是垄断的主导权由纸质媒体的拥有者逐渐转向互联网技术的拥有者。在互联网的控制技术日趋成熟的今天,特别是为了“社会稳定”而需要控制网络自由的时候,早期互联网所具有的自由无拘的内在精神逐渐消弥,取而代之的是向传统传播媒介中所蕴含的等级-集权思想的回归。如果放弃对自由精神的追求,那么最终互联网技术比较传统媒介的优势将仅仅剩下“对信息高效率、低成本的控制”。这种新型的控制方式正在制造出新的等级制,即技术等级制。这种以知识和信息垄断为基础的新等级制与以财富和权力垄断为基础的传统等级制的结合,将构成信息时代垄断的基本特征。

   对知识和信息的垄断与对财富和权力的垄断将成为信息化时代重新构建社会等级-集权机制的共同基础。这样一种趋势导致的直接结果是:在传统的对财富和权力争夺之外,人类文明共同创造的信息和知识成果正在日益遭到私人利益的蚕食,正在成为某些个人、组织、阶层和国家获取与巩固垄断地位的工具;个体之间在知识和信息占有方面的差异,如同在财富与权力占有方面的差异一样,正在被制度性地永久化。占有先机的富人们如同100多年前圈占“无主”空地的殖民者们一样迅速占据对公共信息和共同知识的拥有,并假借法律的名义迅速地建立起“知识产权保护”的藩篱,企图永久性地掩盖他们盗窃人类文明共同成果的行径,企图永久性地保护他们通过盗窃行径占有的不正义所得,企图永久性地维系着富人相对穷人在知识占有、财富占有和权力占有方面的优势,企图永久性地将穷人阻挡在财富的鸿沟和知识的藩篱之外而使之日益丧失对社会公共权力的行使能力。

   在以知识经济为标志的信息化社会里,知识资本最终将上升成为与金融资本、产业资本同等重要的主导力量。发达国家对全球的控制方式将逐渐转向人才掠夺,以及对信息、科技、政治、文化及大众传媒的控制,进而制造着全球性的知识霸权、数字鸿沟、和信息化时代的新帝国形态。

   信息技术革命正在使社会的管治方式由单极变为多极、由以政府为主导的机制变为政府与专业性非政府组织平等合作的机制,但是这种变革并不意味着等级-集权机制的瓦解,只是等级-集权机制由传统的血缘等级和道德等级转变为财富等级和技术等级。[附注:我们认为,在血缘等级制、道德等级制、财富等级制之后,人类正在构建“技术等级制”,即通过对核心技术的垄断导致个体间不平等的持久存在。]随着管治手段的日益高技术化,正在同时出现两种趋势:管治层次的扁平化和管治手段的专业化。前者导致了管治人员的减少,后者导致了管治权限的扩大,两者的共同结果是等级-集权机制的巩固。

   信息技术革命带来的现实技术条件变革加速了“机器排挤人”的过程。效率的提高意味着从事生产性工作的人口减少,越来越多的人因此被排挤到社会边缘、成为多余人并沦为赤贫,并在人为制造的“虚拟”空间中沉沦、麻醉和消亡。所谓“虚拟化”生存,就我们的理解,是指“存在主体脱离现实物质性基础”的存在方式。信息技术的发展将造成个体的生存关系不再完全依赖个体所处的现实空间,即实现了生存的超空间化转变,由此造成富人和穷人在现实空间中联系的断裂,造成富人剥削穷人手段的网络化、虚拟化,模糊和混淆了剥削的实质。

   尽管信息技术革命为人类解决资源困境和生存困境提供了新的技术性手段,但是同时也产生了新的困境。摆脱困境的方法不能仅仅依靠技术革命自身,更应该依靠对扩张性演进模式和价值观的深刻反思。如果没有对扩张性演进模式和价值观的深刻反思,人类能力的增长将会进一步强化欲望无节制的增长、进一步激化而不是减缓能力与欲望的分裂,工具性的便捷导致目的性的沦丧、从而构造出人类自我异化的又一个“典范”。在追逐欲望方面,人类是否能够理智地为自我设定一个界限?什么时候、以怎样的方式人类才能在自然性的约束面前停止欲望的放纵?

   2:海量信息的冲击

   随着技术手段提高、个体能力充分发展和对认识对象研究深入而出现的海量信息,一方面有助于进一步加速技术进步、提高人类认识能力和对认识对象研究的深入,同时在另一方面,海量信息的涌入使每个个体陷入彷徨、无助、甚至恐惧的状态中。

   在海量信息的冲击面前,人类认知与推理能力的有限性与认知欲望的无限性所造成的落差导致个体普遍出现“信息焦虑”。关注对象的大量涌现使得关注者被迫在关注对象间作频繁的跳越,并在频繁的跳跃中丧失关注的连续性和深入思考,从而“用人云亦云的喧哗掩盖内心的浮躁”成为时尚的主流。

   面对海量信息的冲击,个体有限的注意力将被万花筒般迅速变化的表象信息所吸引而无暇鉴别其真伪、更无暇顾及隐含在海量信息背后的知识体系,从而在无形中割裂了对世界整体性的认知而造成知识的破碎化。由于知识的破碎化,我们每个人都将成为某一领域的专家,但是我们却越来越难以理解整个世界和我们在世界的位置。由于知识的破碎化,各个领域内的专家发明了不可通约的话语体系,这些原本用于传播知识的工具越来越便成为阻碍人们获取整体性知识的障碍。坚守着不可通约话语体系的专家们则借助于这样的话语体系将自己打扮成知识的化身、并借此维系着知识贵族的特权。

   在当代,如何在浩如烟海的杂芜信息中迅速有效地获取必需的知识而不被其湮没成为所有人必须应对的严峻挑战。托夫勒(Alvin Toffler)在《未来的震荡》一文中写道:“有时选择不但不能使人摆脱束缚,反而使人感到事情更棘手、更昂贵,以至于走向反面,成为无法选择的选择。有朝一日,选择将是超选择的选择,自由将成为太自由的不自由。”在信息过载的状态下,出现一种信息处理上的无奈与慌乱,让无助的个体感到似乎所有的信息都处于一种无序化状态——过多的选择性造成了无从选择的局面、反而丧失了选择的自由。为了人类更好生存而产生的信息正在成为人类无法控制的外在之物,人类在金钱、技术之后又一次为自己制造了“信息”这一制约、束缚人类自由的枷锁,使之成为人类异化自我的又一个锐利武器。

   在一个信息过剩的时代,以“精心研究、深度领会和有序归类”为特点的“精细信息”(知识)将成为新的稀缺资源。知识传播的便捷在导致传播成本降低的同时,也导致知识创造激励的降低和有效知识密度的降低。由于数字化信息传播的低成本、高效率,使得知识的创造者面临前所未有的知识产权保护挑战。面对这一挑战,知识的制造者必然会采取相对应的理性抉择:或者利用大量无效、过时、重复的垃圾信息,通过稀释知识的有效性以降低因为丧失知识产权而造成的损失,或者人为设置传播障碍、提高传播成本以减缓对知识产权侵犯的力度,更有甚者则放弃有效知识的创造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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