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飘过法律那片云(之二)

   

   

   2003年初,因为物业公司职员违规操作造成一起煤气爆炸事件,我家房屋被毁,我本人受重伤住院治疗,玉春、赵昕、李海、玉祥、天成、少华、国奇等好友急忙到医院探望,看到我面目全非的样子,玉春伤感的掉下了眼泪。

   朋友们凑了几千块钱让我补养身体。因为我的所有住院费用由物业公司支付,我跟父亲一商量,就把朋友们的善款用在了老家山区里更贫困缺医少药的老乡身上。

   父亲教导我,这次大难不死,以后更要为社会做点有益的事,不辜负上苍的保佑,回报朋友们的厚爱。

   从此,我全身心走上了法律维权的路途。

   几年来,我走过了山东、江苏、河北、内蒙、黑龙江、辽宁、吉林等地许多农村,参与几十起涉及农村环境与资源纠纷的案件援助,希望用自己有限的能力帮助环境污染、土地、林地、草原、矿产不法侵占案件中农民讨回自己的合法权益。

   近年来的农村发展中,土地纠纷、环境污染纠纷、矿产、林业资源纠纷等问题层出不穷,许多农民深受其害,并深深影响了村民与企业和政府的关系。究其原因,主要有二:一是广大村民法律意识弱,往往丧失了法律维护权益的最佳机会,待到问题严重想起请律师时,已经时效已过或出不起高昂的律师费等相关费用;二是地方少数官员和商人等形成利益联盟,曲解甚至抵制中央政策和法律法规,许多应该公开政务信息的不公开,村民也不知道,自然更谈不上如何运用法律,这也使得许多法律和政策文件在地方成为一纸空文。这一切,都和中央要促进社会公正、促进社会和谐的基本国策不符,也不利于法治建设和执法水平的提高,也不利于社会和谐和可持续发展。

   我在几年的法律服务与调查研究中发现,一些最简单的关于如何注意掌握证据、如何了解中央及当地政策法规、如何依法适度地与地方官员和商人沟通,如何运用各种法律维权手段等等,最基本的知识与经验技巧,往往是解决问题最重要的因素。村民如果有这么一些基本的经验和技能,往往能在问题刚要产生时就可以避免复杂化,甚至一开始就争取到最佳权益保障,而和地方的关系也不致出现恶化。

   而现实的一个问题是,成本高昂的商业性的法律服务,已经成了村民维权和协调官民关系的瓶颈,偶尔有一些公益律师,限于人力物力,基本只能作典型案例,而且往往是问题已经演化到很复杂和严重了才介入解决。对广大村民而言,最需要的却不是这个,而是实实在在的一些基本服务。

   但是作为一个普通人,我也是经常眼睁睁看着那些切身利益被非法剥夺却又无可奈何的农民被排斥在法律服务的大门外。

   在深入提供各类法律服务的实践活动过程中,我发现涉及农民的案件具有一些自己的特点,一是案情复杂,往往一起纠纷案件中,包含着行政、民事甚至刑事几种法律关系。二是有的案件时间跨度很长,很多案件历经几年,甚至十几年不得解决,已从法律的途径难以解决(大部分过了诉讼时效)。有的案件涉及异地管辖,农民对各种立案成本望而生畏。三是利益相关主体不定,涉案主体大多数涉及到群体村民,同时也包含政府很多部门。四是案件中被侵害的对象多元化,既包括村民的合法物质权益,也包括村民的政治权益和人身权益。

   农民受到各种不法侵害后,基于自身的资金的匮缺、信息的闭塞、知识的有限等等内在原因和地方利益格局的打压等外部环境,进入行政复议、诉讼、信访等有限的救济途径后,往往最终结局依然是劳民伤财,身心俱伤。

   鉴于涉农案件的复杂性和特殊性,我在具体工作中,形成了三条原则,一是非赢利,二是超然的工作心态,三是多元的解决模式。

   面对农村地区新形势下出现的复杂的利益格局,我只能在价值与事实冲突之间选择事实为准,所以不管是面对强势的政府部门或资本集团还是面对积贫积弱的农民和其他受害者,我们只能尽力摸清事实面对现实,作一个冷静的“社会大夫”,此为需要超然的工作心态。

   现行法律法规的空隙和政策的不连续、内在的有限和滞后等等矛盾都给农民的行政、司法、信访等救济途径带来巨大的成本甚至不可破解的难题,我们只有考虑到整个社会系统的特质,不拘泥于现有法律政策的框架,而是尽力超前解读他们,策划出一些适应农村社会发展的矛盾解决方法,也就是综合法律、政策、经济、心理等各方面因素为当事人提供一些多元的解决模式。

   近几年中,我仅仅是依靠法律和政策的威力,运用国家行政和社会媒体等等资源,根据事实和证据,采取系列诉讼或非诉讼的法律手段解决了一些农民受侵害的系列案件,我们在实践经验中发现农民权益受到侵害最普遍的是发生在行政主体行政过程中,无权、无钱的农民与有权、有钱的行政主体之间形成一种极不平衡的利益格局,行政主体与农民之间的行政纠纷因此大多数也成为死结。我们作为超然的第三方介入并提供法律咨询,无形中增加了一些农民在维护合法权益博弈中的分量,使得地方行政主体与农民坐在一起依法协商,共同破解一些行政侵权难题,促使农民平等的与行政主体坐在一起,不仅夯实了听证程序的价值,更重要的是同时强化了政府与农民遵守法律规范的意识,让大家明白遵循行政程序是公正和效率得以实现的最佳路径,通过第三方调节理顺行政主体与相关人之间的法律关系得以逐渐减少上访上告案件的数量,事实证明这是降低农村地区行政成本和农民诉讼成本的有效途径。

   我试图从个案的援助开始,探求便捷法律服务路径启迪民智,使得农民靠自己的智慧维护法律的尊严和自己的合法权益。

   随着社会转型,中国农村地区的社会生态令人担忧,尤其是近几年在中国社会急剧转型过程中,农村的教育、医疗、法律等等社会公共服务进一步严重缺失,基于中国城乡之间户籍、产权、就学、就业等种种不平等的现实制度障碍,加剧了城乡之间的经济政策差异、实际收益差异和不同的执法标准、司法尺度的巨大差异,使得许多农民处于政策无助、法律无缘、经济无底的生存环境下。农民所面临的生存环境日益恶化。

   基于农村这种现状,我独立得出几点调研结果

   一、农村薄弱的法制环境造成农民自身法律素质欠缺与强烈法制诉求之间的巨大矛盾。

   A、基层政府窘于财政困境,在“发展地方经济、稳定压倒一切”的政策背景中,违法行政现象普遍。

   B、社会转型过程中农村权势集团与普通民众的关系逐渐恶化,基层权力机构逐渐与底层民间社会走向对立。

   C、中央的政令在农村地区被敷衍抵制的状态已经达到了令人震惊的程度。

   D、外部恶劣条件的掠夺和压迫下,又进一步阻碍了农民自身素质的提高,贪官与刁民互动滋生的局面愈演愈烈。

   二、农村社会动荡不安的深层根源是政治体系治理不力,是现行体制的法治权威严重失落,所以农村地区政令不畅、法律不彰,民乱丛生。

   通过大量研究甚至参与的农村地区的法律事件中分析,不论从个案层面我们积累了多少诉讼经验,还是从宏观层面学会了调节社会博弈的多少社会技术。但最后的结论依然是很悲观,中国农村糟糕的法治现状一时难以改观。

   在每一起农村法律事件中,即使我们不仅按常规的法律思路、新闻思路、政策思路等出发,甚至冲破以往的知识屏障,思维屏障、心理屏障、情感屏障,采取超然的心态尽量获取事件完整的相关信息,有时还要得出完全有悖于我们自身情感的结论去判断。就算我们能够做到跳出律师的职业习惯、记者的职业习惯、官员的职业习惯、农民的职业习惯、专家的专业习惯等等所有当事人本人的习惯思维,开拓一种全新的思维习惯,依然很难找出破解农村案件的解决之路。

   由法律之云飘落的雨水,也可能汇聚成清澈的河流和湖泊,洗净人间清白,也可能汇聚成污浊的浑水和泥塘,弄得清白的人肮脏不堪。

   我经常提醒受到侵权的农民,不能指望人类的同情作用,不能过分相信法律和法律人的正义,否则在中国法律的泥潭里会滚得面目全非。

   我只相信大爱而又公义的神,不相信人。

   

   林青

   2007-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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