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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越兩國三個世紀文化對話的現實


France et Vietnam, les réalités d'un dialogue culturel de trois siècles


   
   
   


作者﹕ 阮世英 ( Nguyễn Thế Anh )

   

巴黎索邦尼大學高等研究實踐學院 ( École Pratique des Hautes Études, Université Sorbonne , Paris )

   
   

嶺南遺民譯

   
   
   
   
   法國是通過十七世紀天主教於遠東從事傳教的活動認識越南。自巴黎海外傳教團成立後﹐實際上法國政府亦為傳教事務提供了一個具有催化劑作用的平臺﹐它鼓勵年青的教友前往越南﹐儘管天主教徒亦受到本政權的不歡迎和迫害, 但亦希望在越南推展稱為不可抗拒的“真正的宗教 ” --- 耶穌基督的原始教義。
   
   1669年﹐為避開越南政府對西方傳教活動的禁令﹐首批傳教士假冒為商人抵境﹐開辦商鋪。可是情況的發展對傳教士仍存不利和危殆。為解決此問題﹐傳教團就要求法蘭西王出面干涉。法國“ 使者 ”持著路易十四 ( Louis XIV ) 王1681年1月10日的親筆信抵境。信中寫道﹕ “ ……吾已頒令予本皇家公司於貴國領土盡快設辦事務﹐ 並派遣迪蒂爾 ( Deydier ) 和德布治 ( De Bourges ) 前往定居以示兩國臣民之親善行為﹐亦願為陛下加賞以裨益之見。盼陛下樂意先收授此禮物﹐乃為陛下與臣民彌以珍品﹕天地間真正上帝之信仰﹐乃為自由之信念﹐祈貴國臣民皆轉為信徒之。乃為最高尚、最尊貴、最神聖之信仰﹐尤最適宜為執政者治民之最佳信念。若陛下明此理﹐萬民將贊頌擁護。願我上帝保祐陛下治國有方、 萬世流芳。” ( 注1 )
   
   面對法蘭西王提出有所限度的要求﹐ “ 東京王 ” ( roi de Tonquin ) 正式拒絕了天主教在越南的傳播﹕ “吾土與貴邦相隔千山萬水之遠﹐亦難測陛下之誠信贊言可否屬實 ? 吾朝素以禮待客﹐從不令人失望。吾何能拒之世上最榮耀之國、愛慕吾國吾民、 祈求通商之法蘭西人 ? 貴國之誠意確令人感動。若欲想於吾邦傳遞上帝之福音﹐ 亦難以接受﹐皆因西教有損吾千年之禮節風俗。若禁令行之不嚴﹐ 萬事皆難通也。吾民又何能輕易棄本為國體之古老禮儀﹐迎奉貴邦之新教 ? 今法蘭西人攜商物至越國售賣或作交換﹐ 皆為添加其財富﹐ 以示其誠意。情義皆結於誠意﹐ 方可長久。精誠所致﹐ 金石為開﹐ 陛下可懷有此心否 ? ” ( 注2 )
   
   
   儘管如此﹐天主教在越南仍然傳播和得到推廣。法國傳教士初抵境之時﹐確有約六萬名天主教徒﹐而不是如前傳教士所聲稱已擁有的二十萬名教徒。只是到了1883年﹐教徒的人數仍約為六十萬左右。雖然天主教徒只佔全國總人口的少數﹐但不可否認﹐傳教士的功勞亦可說為功勣巨大。自十七世紀初﹐ 越南北方的鄭朝 ( des Trịnh du Nord, 歐洲人稱為東京王國, royaume du Tonkin ) 與南方的阮室 ( des Nguyễn du Sud, 交趾支那王國 , royaume de Cochinchine ) 雙雄爭霸之戰使到國家分裂, 相對地形成了一個可迎合外國存在的空間。 其實﹐敵對的雙方亦同時需要一定程度與外國維持通商的渠道來購買武器彈藥﹐ 因此﹐ 保持與各強國的海上貿易通商的緊密關係對其也極為重要。 在此況下﹐ 允許傳教士的活動被視為與外國保持友好關係的必要手段﹔ 天主教的活動不但不被認為是引來外國干涉的危險﹐ 反而更被視為可增加擊敗對方的一種力量。
   
   
   對社會階層來說﹐ 天主教可說是接觸到社會最低層的普羅大眾﹐ 同時它亦是在政府官僚制度之外﹐ 能為民眾辦事和說話﹐ 為存在的社會政治問題提供另一種較為容易得到解決方法的渠道。而且﹐長遠來說﹐當然它亦為個人提供一種宗教精神的寄託和圖景。然而﹐似乎天主教在越南建立了一個更為團結﹐更為公平的宗教團體。若果人們在某方面上得不到政權的保護﹐受到懲罰﹐ 那麼﹐外國“教父 ”便成為最貧窮的人們所得到傾聽的對象﹐ 在社會和經濟方面上為他們提供了一個最有利的庇護所。最為重要的是﹐ 天主教為信徒們引至到一個廣闊的知識天地﹐ 帶來了西方的技術和文化﹐ 譬如在越南推廣使用拉丁字母化的文字﹐即後來稱的國語 ( quốc ngữ ) 字 ( 此是十七世紀初由天主教士創造並得到阿歷山大-德-洛德 [ Alexandre de Rhodes ] 神父後再三改善的字體 )。故此﹐由當地神父用本民族的語言文字所傳達的教義無疑的是比儒家文人的說教就更為有效的了。因為儒家的實踐就是為統治者說教﹐ 採用的是一種為普通百姓難以通曉的中國古代語言和文章。亦可以說那種改變就是該年代的一場文化革命。
   
   
   然而﹐傳教士的教義話章在政治和社會方面上為分解民眾的困惑起了顯著的作用﹕ 它不只是瞄準社會和諧這個目標﹐ 而是真正的引導民眾去建立另一個社會 --- 基督的世界。相反﹐ 儒家文人只作為鞏固專制的社會秩序的辯護者、 保護者和參與組織者﹐他們只不過是社會階層內存在的某一個特殊的團體。因此﹐ 朝廷中的孔儒擁護者便站出來反對和阻擾傳教士的宣道活動﹐ 視其為反抗和顛覆社會的力量。 1672年之後﹐ 國內南北的武裝衝突日漸減退﹐ 戰爭武器的需求亦相應地減少﹐ 於是﹐ 朝廷內仇外的心態就日益增加。若果阮室繼續發展對外貿易﹐不是反其行之道的話﹐ 那麼﹐ 其貿易的大部份收入就會可用於解決財政的困難﹐ 政權亦可得到鞏固﹔ 與此同時﹐北朝鄭王的對外貿易也日漸採取閉戶的政策。在東京地區﹐ 鄭王於數十年間 ( 1706年、 1712年至1713年、 1721年、 1736年至1737年、 1765年和1773年 ) 先後頒下迫害天主教徒之敕令。在十七世紀中從未有一名歐洲傳教士被處死﹐可到了十八世紀﹐ 眾多位傳教士卻遭受迫害而死亡。剛好那時 ( 十八世紀 ) 也是法國人才把注意力更集中於印度支那之際﹔ 其目標有二 ﹕ 推廣天主信仰和尋找發展商業基地及市場。可是法國的商業政策常混淆不清﹐ 任意改變和缺乏持續性。實際上法蘭西印度公司長期忽視於印度支那的發展, 到了1740年至1750年期間他們才有興趣在印度支那拓展事務。但是杜披 ( Dupleix ) 和皮爾-珀衛 ( Pierre Poivre ) 的嘗試活動毫無成效。到了英法七年戰爭之後﹐ 英國勝戰﹐法國在印度的殖民活動又遭失敗﹐那時才激發起法國人在中國拓展其商業﹐ 形成了當時所流行的玩意。 一位名叫羅迪 ( Rothé ) 的旅穗法商在其回憶錄 « 反思交趾支那和高棉的政策和秘密活動 » ( Réflexions politiques et secrètes sur les royaumes de Cochinchine et du Cambodge [ 1776 ] ) 中記述﹕ “ 似乎只剩下交趾支那是被英國人忽視的地方了。若果他們比我們捷足先登﹐ 那麼我們將永遠放棄那個地方﹐ 我們將會失去了在亞洲地區的一個重要據點﹔ 若果中英兩國因商而戰﹐我們將據有印度支那作阻擊英國人之地。” ( 注 3 ) 法國人在印度支那展拓了某些計劃﹐ 但因缺乏資金和政治領導人過於謹慎﹐大部份的計劃很快就停止了。無論如何﹐ 此亦說明了法國曾繼續把眼光投往越南。
   
   
   然而﹐於十七世紀末之二十年裡﹐ 內戰後的交趾支那的社會四分五裂。一位名叫皮諾-德-貝艾 ( Mgr. Pigneau de Béhaine ) 的法國大主教率領一批追隨者﹐ 立阮室之王孫阮映 ( Nguyễn Ánh, 全名Nguyễn Phúc Ánh , 阮福映; 1762年–1820年, 譯者注 ) 為王﹐ 並協助他逐一的擊潰敵手。從而開啟了首次上演的一場法越軍事聯手的好戲。1787年於法國維賽爾 ( Versailles ) 宮﹐阮映以其名義與法國人談判並雙方訂下盟約。那時﹐其實法國政府只同意向阮映提供砲火﹐ 可是那位法國阿敦主教 ( l’évêque d’Adran, 即皮諾-德-貝艾 ) 卻自行決意“要在交趾支那大搞一場革命 ”﹐並為此大肆宣傳﹐ 由此後來法國政府亦支持阿敦主教的冒險事業。於是﹐法國人包辦起了一些重大的事﹕
   
   李班 ( Lebrun ) 提議建築新城市西貢和數個城堡﹔ 奧利維爾-德-佩曼尼 ( Olivier de Puymanel ) 組成了幾個歐洲步兵團﹔ 讓-瑪麗-達奧 ( Jean-Marie Dayot ) 創立現代海軍隊並在交趾支那沿海地區大興建造水利工程﹔單諾 ( Chaigneau ) 成功地擔當為海軍隊的首領和巴利孜 ( Barizy ) 卻負責軍需品供應的事務。至於皮諾-德-貝艾﹐ 他長期為阮映盡心盡力作持久戰﹐為阮映贏取了最終的勝利﹐ 在嘉隆 ( Gia Long ) 王的榮譽下取得了越南國家的統一。
   
   
   當然﹐ 人們亦曾誇大了法國人協助阮映復國奪權的作用﹐ 而阮映本人﹐原是一個傑出的軍事戰略家﹐ 又得到大地主財團的支持擁護。在1789年皮諾-德-貝艾重返交趾支那之前﹐ 阮映早已奪回了西貢這個重地。跟著﹐ 阿敦主教並被不少人描繪為造就一個統一的越南新王朝的重要功臣並干涉和主宰新政﹐ 他亦成為了一位偉大的人物﹐向越南展示了法國的慷慨胸懷﹐為法國在越南創立了正當合法的宗主權﹐ 並為天主教會與經已清楚表明不須信仰西方宗教的阮朝政權之間確立了應該保持友好結盟關係的可能性。可是﹐ 當外國人傳教的活動與西方擴張主義者的衝突發生後﹐ 當越南人的基督信仰的凝聚力與對外救助心理的矛盾關係呈現後﹐ 排外的現象很快就出現了。阮朝的歷史角色最終被人們視作罪行﹐責譴為引狼入室。
   
   儘管教會被人們稱作與阮映互相勾結﹐ 他們也要在當地社會展開實際的宗教事務和需要適應越南社會的環境﹐ 漸漸成為了熟悉越南社會某方面上的專家。他們自然而然地扮演了互相認識兩國關係中的主角人物﹕ 他們向法國當局彙報當地的情況﹐ 同時亦有一定的影響到法國對亞洲人社會的認識。由此﹐當法國政府急不及待地為保護天主教的利益﹐決意使用武力干涉越南之時﹐他們卻擔當了為政治權力服務的指導者。
   
   
   嘉隆王朝與西方保持友好的關係﹐在某一方面上允許法國人在越南繼續存在和發展﹐尤其是在軍事和宗教上﹐可是這種情況亦只是曇花一現而已。這位阮朝的開國君王在其統治末期便開始轉向﹐疏遠那些曾協助他奪取江山的法國人。 1820年初嘉隆王逝世後﹐ 阮王室對教會很快地改變了以往的態度。1833年﹐ 王朝頒佈了對天主教施行迫害的第一道敕令﹐ 同時在全國廣泛推行一套完全正統的中國儒家意識和文化的措施。 儘管遭到社會內部的有所反對和存有產生社會分裂的危機﹐ 儘管極有可能發生與西方文化和軍事的巨大衝突﹐ 嘉隆王的繼承者毫無注重考慮到固有傳統系統文化有可能被衝擊的問題﹐仍然堅信那套儒家社會政治的秩序是優越的﹐ 是維持社會昌盛、長治與和諧的唯一主要的因素。堅持傳統的行為說明了領導階層的短視﹐他們看不到法國對越南命運的干涉和威脅日益加深﹐ 國難即將來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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