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亨利-基辛格的罪行( 一 )

    美國在越戰犯下的罪行至今仍然是人們關於越戰議論紛紛的題目之一。遠在越戰進行得極為激烈之時﹐國際間某些頗有名聲的學者如法國哲學家讓-保爾 沙特 ( Jean-Paul Satre )﹐ 哲學分析家白湯- 魯素 ( Bertrand Russelle ) 和美國語言學家諾姆-孔斯基 ( Noam Chomsky ) 等人呼籲成立國際法庭審判美國軍事干涉入越南所犯下的罪案。早僅在美萊 ( Mỹ Lai ) 慘案 ( 注一 ) 發生後﹐一位前屬美國軍官﹐亦曾為美國公審團駐德國侶藍堡 ( Nuremberg ) 的國際法庭團長泰福特-泰勒 ( Telford Taylor ) 也著寫了 « 侶藍堡和越南 »( Nuremberg and Vietnam ) 一書﹐ 建議應把美軍在美萊慘案中作下的惡行與二次大戰中德國納粹黨之行為同視為戰爭罪行。可是越戰結束後﹐沒有人再關注此一問題了。我們可以在前美國總統李察特-尼克森 ( Richard Nixon ) 和前美國國防部長羅柏-麥納馬拉 ( Robert. MacNamara ) 等人所著寫的回憶錄中看到絕大部份的作者以越南為主題的書籍皆只談及美國如何在越南所犯下的錯誤﹐而避開了上述的問題。

    桂斯圖夫-赫辰斯 ( Chistopher Hitchens ) 為一位敢說敢言﹐頗有創意的美國記者, 他最近從另一種角度重提上述的問題。本為猶太裔美國人﹐ 他專為美國 « 國家報 »( The Nation ) 和« 哈帕雜誌 »( The Harper Magazine ) 撰寫評論文章等。較為讓人們熟悉的是他所記述有關著名人物德麗莎 ( Theresa ) 修女﹐戴安娜( Diana ) 公主和前美國總統克林頓 ( Clinton ) 等人具反面意義的專題報道。

   桂斯圖夫-赫辰斯自認應負有責任搜集一位在越戰期間和世界各地所犯下罪行的人物的資料。該主犯為美國前國務卿並在關於越南和平的巴黎協定上簽了字的亨利-基辛格。他被所控告的罪行為製造戰爭罪﹐ 違反人類罪﹐ 違反國際法律﹐尤其是犯下製造叛亂﹐參與謀殺﹐綁架和鎮壓罪。作者嚴正呼籲國際公審庭正式審判基辛格。

   

   桂斯圖夫-赫辰斯著的 « 審判亨利-基辛格 » (The Trial of Henry Kissinger ) 全書分為沒有明顯數字列出的十四章。但書中內容包括前言﹐十篇具各主題的論述分析﹐ 結語和致謝部份。

   在前言部份﹐ 作者坦言承認本人為基辛格的政治對手﹐並表示存意欲想控告基辛格犯下的罪行﹐包括﹕

1, 蓄意殺害印度支那國家的平民﹔

2, 策謀和參與殘殺孟加拉民眾﹔

3, 策謀和參與暗殺一位智利政府高級人物﹔

4, 策劃謀殺塞浦路斯島的領導人﹔

5, 策謀和在東帝汶推行毀滅種族的罪行﹔

6, 參與計劃綁架謀殺一位駐華盛頓 D.C.的希臘記者。

   

   儘管相繼幾任的美國政府總統作了嚴厲的保密﹐桂斯圖夫-赫辰斯決意揭開美國政府後幕的種種秘密﹕ 1968年秋﹐當時參與競選總統的共和黨人尼克森和他的顧問們蓄意破壞巴黎會談﹐ 並暗中向南越政府作保證﹕ 若共和黨獲勝﹐將會比民主黨為南越政府在越戰問題等上造就有利條件。結果是南越政府輕信了他並抵制巴黎會談﹐而當時各方曾一時快要達成協議。於是民主黨提議的和平協議被破壞。四年後﹐ 尼克森為越南和平問題又重提出當年由民主黨倡議的同一條件。就此﹐被延長多四年的惡劣戰爭令到二萬的美國人和無數的印度支那人賠上性命。根據作者﹐這一切皆為基辛格的餿主意所為。

基辛格所犯罪的證據資料來源為﹕

   來自擇錄與尼克森和基辛格同一時代的同事人浩德民 ( H.R. Haldeman ) 的日記 « 浩德民日記 »( Diary of Haldeman ) 中的論述。浩德民是當年負責為各記錄檔案作記案的撰寫人。此份資料於1994年5月份公佈於眾。

   

   前美國國防部長克拉克-克利福特 ( Clark Clifforf ) 出版於1991年的 « 向總統建言 --- 回憶錄 »( Counsel to the President : A Memoir ) 一書。克利福特認為﹐ 當時南越總統阮文紹曾經與尼克森助選團主席約翰-密肖樂 ( John Mitchell ) 秘密會面。此會晤由有台灣背景的陳香梅 ( 英文名字為 Anne Chennault ) 女士出面作穿針引線而成。

   

   尼克森的回憶錄﹕« 李察特-尼克森回憶錄»( The Memory of Richard Nixon )。尼克森承認於1968年9月他獲得消息﹐ 約翰遜總統已經下令停止轟炸北越, 製造條件讓北越坐下談判。基辛格向尼克森通報﹐轟炸停止令將會於10月23日公佈。可是在1968年6月份﹐ 也是由陳香梅作中介人﹐ 尼克森曾與南越駐美大使裴掩 ( Bùi Diễm ) 於紐約會過面。

   裴掩於1968年10月23日致阮文紹的電文。裴提議﹐阮應該堅守立場﹐ 因為已獲得共和黨的保證支持南越政府。從後來南越大使館傳出的消息和透過陳香梅的活動證明﹕ 當每次聽說北越表示願意簽訂和平條約之時﹐南越政府又在談判條件上‘提高價格’ 。

   由安東尼-森湄斯 ( Anthony Summers ) 2000年出版 的« 傲慢的權力﹕ 李察特-尼克森的秘密世界 »( The Arrogance of Power: The Secret World of Richard Nixon )。森湄斯彙集了在1968年競選期間尼克森竊聽事件的各個案件的資料。根據1968年2月11日一份秘密資料顯示﹐ 陳香梅會晤裴掩大使﹐向他確保尼克森的支持並要求南越方面堅守立場﹐ 尼克森堅信南越將會在越戰上獲得勝利。

   

   那時基辛格卻在幕後操縱。一方面他向外界拋出消息﹕ 他一方面自願為尼爾森-洛克夫勒 ( Nelson Rockefeller ) 提供資訊﹐同時也向治晉紐-布澤金斯基 ( Zbiginew Brzezinsky )傳言﹐他本人亦討厭尼克森並不相信尼克森將會贏取總統競選﹔另一方面基辛格利用陳香梅和約翰-密肖樂的私底外交活動作掩眼法﹐使人相信當時尼克森與停止轟炸北越的事件毫無關聯﹐ 一切皆為民主黨的作為而已。他亦多次否認自己對那事情是一無所知。

   在第一章最後部份﹐作者提及基辛格在所謂“40-委員會 ”中所扮演的角色。該“ 40-委員會 ”是從杜魯門時代起便設立專門竊聽和監察海外情報活動的組織。在1973年上議院的調查中﹐ 美國中央情報局主任威爾廉-哥比 ( William Colby ) 亦承認此組織的存在和透露基辛格為該組織的負責人。尤其值得注意的是﹐ 基辛格把蒐集情報的範圍擴展至國內﹐此是美國法律不允許的事情。

基辛格處置印度支那問題的活動

   在上世紀六十年代﹐許多人持著樂觀態度﹐ 仍然相信越戰為甚為具意義的戰爭﹐南越將會贏得勝利。 可是在一次訪越返美後﹐ 基辛格表示懷疑南越獲勝的可能性。基辛格亦曾通過兩位法國人作中介﹐暗自與北越接觸。一位叫雷蒙-歐帕 ( Raymond Aubrac ) 的法國政府職員﹐也是胡志明的朋友﹔另一位為微生物學家艾柏-馬哥衛 ( Herbert Marcovic )﹐他曾多次到訪河內。通過此兩人所提供的訊息﹐ 基辛格掌握和分析北越領導人在巴黎談判上的動向和可能性。繼之他把訊息傳給予國防部長麥納馬拉。與此同時﹐ 基辛格也樂意開始推銷他的策略 --- 各大國美蘇﹐美中的各自接觸。不管是越南或國際問題﹐ 基辛格只抱著一個信念﹕ 一切只為他個人所利用的目標和手段而設﹐ 時而他又會耍尊此棄彼的手法。

   作者重提1968年錯過了一次和平的機遇﹐此也是個十分典型的例子。據當年作為美國巴黎會談團長的阿維勒-哈利民 ( Averell Harimann ) 所述﹐ 1968年10和11月份﹐ 有如談判各方所達到的協議﹐90% 的北越武裝力量卻已經撤離開南越最北的兩個省份﹔那時是在美國總統交替之際﹕約翰遜向尼克森交權。此後﹐美國軍界領導人完全改變了在越 南戰場上的戰略。凱頓-艾布韓斯 ( Creigton Abrams ) 將軍主張展開全面地摧毀越共在南越的各個下層組織的戰役。該戰役被稱為“ 快速行動 ” ( Operation Speedy Express )﹐最典型的是1969年6月初於建和 ( Kiến Hoà ) 省進行的大掃蕩行動。

    根據浩德民的敘述﹐ 基辛格關注於1972年美國總統選舉的情況多於為美軍從越南撤兵的問題而操心。在他本人的回憶錄中﹐基辛格亦承認過於太快在越南撤軍會令到美國的聲譽有損。對基辛格來說﹐ 法國總統戴高樂反對美國對北越的轟炸毫無影響力﹐ 當時基辛格只留意勃列日涅夫和毛澤東的反應。

   基辛格犯下的另一個罪行是1972年聖誕期間對北越的瘋狂轟炸。當時亦是美國總統競選的初始。作者認為﹐ 對北越的轟炸並不含有甚麼軍事的意義﹐它只是為政治目的。基辛格要讓眾人相信﹐ 美國的力量是支持國會中的共和黨和把民主黨推倒被動的位置﹐ 此外﹐他要讓南越總統阮文紹相信﹐ 就算是美國要從越南撤軍﹐ 南越亦不必慌忙驚容。

   

   在此章的最後部份﹐作者提及基辛格在柬埔寨所作下的罪責。 1975年5月12日﹐當赤柬快要奪取金邊之時﹐ 柬方的一艘戰艇在柬埔寨領海區內拖走了一艘稱為馬雅桂 ( Mayaguez ) 的美國商船並把它帶到佝堂 ( Kohtang ) 島。儘管已經知道全部船員獲得釋放自由﹐ 基辛格仍然對缺乏實際管治經驗的新任總統亨利-福特 ( Henry Ford ) 強加壓力﹐非要對柬埔寨作報復行動﹐以保全美國的顏面。結果是這場軍事報復行動令到參戰的110名美國海軍陸戰隊人員中有18人掉去生命和50人受傷﹔ 參戰的空軍人員有23人陣亡。同時美國在該島上扔下了約1萬5千英磅重量的炸彈﹐難以估計確實有多少無辜的柬埔寨平民喪失性命。根據美國國會調查團的一份資料﹐ 無疑基辛格是知曉船員獲得自由在先﹐後才決定採取軍事行動。

基辛格在越戰中的罪行

   作者以泰福特-泰勒的 « 侶藍堡和越南 » 書內的資料作了詳細的分析。根據泰勒的論點﹐侶藍堡 和東京戰犯國際審判庭所定下的原則仍可以適用於越南的場合。聯合國1946年12月11日通過的審判標準成為了後來的國際法律原則。美國也要遵守此一原則﹐若它已經是派兵進入了越南戰場。可是﹐被控告人可能會反駁﹐ 越戰的目標是為榮譽而戰﹔因為無人可知曉該場殘酷的戰爭的結果是如何﹐它會拖延多久和擴展如何﹐等等。 故此﹐ 參戰的負責人應該是無罪的。在上世紀六十年代的人們大部份都相信此論調。 可是1968年3月16日發生美萊慘案後﹐任何人都認識到當戰爭昇級後那場慘絕人寰的殘殺戰爭程度如何的了。

   另一位美國大校威爾廉-哥森 ( Willian Corson ) 也曾立論﹕ 越戰的殘暴程度不可以以刑事方式定罪﹐ 它只是美國領導層從戰爭的始和終所犯下的錯誤估計而已。

   泰福特-泰勒並沒有接受此類論調。他指出了越戰的幾個特點﹐人們難以把越戰與其他戰爭作比較。第一﹐越戰中使用的武器十分現代的和具有轉易性大的﹔ 第二﹐ 從美國本土至越南戰場﹐從中央層面至最下層單位的通訊系統是完備的。我們可以確信基辛格和凱頓-艾布韓斯將軍應該料到當戰爭昇級後無數的無辜平民將會受到如何的損傷﹐ 他們至少也會作較為周密的估計後才執行所謂的任務。 由代表美國國防部的約翰-努森 ( John McNaugton ) 先生所 提供的資料顯示﹐ 白宮領導層在1967年期間推行唯一的政策方式是以達到徹底殲滅越共的目標﹐故此在南越領土上燒燬無數平民的屋村﹐炸毀大面積的森林和原野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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