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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志明之政治道路
声明:此文作者禁止复制,如需转载必须经得作者同意。

作者﹕ 阮世英

譯者﹕ 嶺南遺民

   儘管不少關於胡志明( Hồ Chí Minh ) 生涯的故事有詳細的報導﹐ 可直至他逝死的一刻﹐ 胡之史傳仍存有諸多疑點和矛盾之處。由於他慣於對其過去的身份和活動作有所掩飾, 刻意塗上一層神秘的色彩﹐ 人們對其史傳中諸多細節則猶如霧裡看花﹐僅可作揣測而已。照越南官方所稱﹐胡志明整個人生似乎只始於1920年當他正式成為共產黨人﹐而他私生活的記載則完全空白。當然﹐偶然他亦以第三者之稱自我描述某些過往的個人活動。( 注1 ) 可是﹐曾粉飾過的自傳內含有模糊不清, 疑雲處處的情節﹐此則反而說明他存心作自我宣傳的心態。事實上﹐專為聖人或為政治作宣傳的撰寫人喜於為他們書中的主角人物之其人其事塗上些神秘色彩﹐使讀者閱後感到有所迷惑,無處可遁﹐猶如觀看拼色圖一般﹔故此至今﹐歷史學家仍然竭力作長期的探索﹐嘗試揭露和指正記載胡志明一生的書籍中存有不明確或被粉飾之處, 但亦難以打開其竅。

    首先﹐ 奇異的是﹐直至現今人們對胡志明降世的確切日期仍極為不清﹐ 年月日的記載差殊不少。一份1911年由他親手填寫的文件上﹐ 他的出生年份為1892年。 ( 注2 ) 法國保安局保存的一份記錄證實胡出生於1892年1月24日﹔ 而另一份文件則注明 “ 阮必成 ( Nguyễn Tất Thành ), 即阮愛國 ( Nguyễn Ái Quốc )﹐ 生於1894年1月15日﹐ 原籍榮 ( Vinh )省, 南壇 ( Nam-đàn ) 縣金蓮 ( Kim-liên ) 村 ”。( 注3 ) 可是﹐ 於1923年批予阮愛國前往蘇聯的簽証上標明胡志明的出生日期卻是1895年1月15日。( 注4 ) 至於越南官方所宣稱胡志明誕辰紀念日為1890年5月19日﹐似乎是於1946年官方為了與同一年越盟創立日保持一致而做了手腳。如此隨意修改日期的做法一點亦不會令人感到驚訝﹐因為胡志明之逝世日期亦被修改過 : 越共政治局於胡死後的20年披露﹐他們把胡的死亡時間往後延遲了24小時﹐ 改為1969年9月3日﹐ “ 理由 : 2日剛好是國慶節 ” 。 ( 注5 )

   上述僅是胡志明還年幼時所不同的出生日期的記載。關於胡的家庭的資料亦有不少與事實相反之處: 從越南官方宣佈胡的個人資料透露, 其父由於深恨法國人﹐辭棄官職﹔ 但法國當局的檔案文件上寫明其父於1910年因酗酒, 殘暴傷人而被革職。同時在胡志明的感情生活上﹐他被稱頌一生過著獨身禁慾的生活﹐從未愛慕過任何的女人。然而﹐事實並不如此。他確實於1923年曾失戀過 : 一位名叫布爾東 ( Bourdon ) 的法國少女曾經責備過胡, 因他自稱布為他的妻子。 從一封注明為1923年5月10日胡志明給予布爾東的書信上我們可看到他們的愛情關係 :

    “ 得到您的照片﹐ 使我愈看它愈喜歡。此外我感到您的照片是迷人的﹐ 得到它亦是幸運的。我先退還您兩張﹐ 留存三張﹔若有時間﹐ 我再趕晒三張。請允許我把照片晒兩份 ? 一份給您﹐ 另一份留給我﹐ 作為紀念我們同志之情…… ”。

   隨之兩人也曾有書信來往並相約會面﹐可是﹐布姑娘於1923年6月11日的信裡讓我們看到兩人的關係中斷了 :

    “ 剛收到您的來信並請求您好好保存那些照片。並不是我要求您把那些照片放大的。收到您的信﹐ 我感到極為驚奇﹐ 而且也不完全明白您所說的意思。因此﹐ 若您意想為我做那些事﹐ 就請來到餐館﹐ 否則一切無濟於事 …… ” 。( 注6 )

   後來亦曾流傳過蘇聯人於莫斯科為胡志明提供一位 “ 妻子 ”。同樣於1931年6月6日當香港警察於九龍拘捕胡志明時﹐發現他與一位名叫李三 ( Li Sam ) 的廣東姑娘同居。( 注7 ) 此外﹐ 坊間亦傳聞雲南軍閥龍雲( Long Yun ) 將軍於昆明接待胡志明時曾為他安排一位中國女人陪伴他身邊並兩人發生情慾關係。畢竟那是傳聞﹐還需待證實﹐可是充當胡志明的宣傳者極力宣揚﹕ 我們的革命領導人把他的畢生精力和感情全部僅為貢獻給國家與民族。令人可笑的是﹐他們總是恐怕胡志明與女人的情愛關係有損於兒童心中那個胡伯伯慈祥溫善的形像。

   畢竟這些細節﹐ 也許算為重要, 使我們可瞭解其人﹐ 也許亦毫無任何意義可言。 再之﹐一個國家領導人亦要去掩飾他的私生活﹐只為使人對他不可作出任何的評價。但若說這些謊言僅屬小事不足掛齒﹐那麼還有其他事情比它更為嚴重的呢 ! 胡志明還生存之時﹐他曾在文章裡清晰堅定地表示過馬克思主義將永遠不會是救國之精神武器。然而﹐於1965年至1969年期間﹐在多篇文章裡﹐他又多次重複並強調馬克思主義對他最為重要。他極之明確地重提當年如何參與工人運動和無產階級國際主義的活動﹐曾奉承 “ 祖師爺 ” 馬克思和列寧為圭臬﹐總是愛在文章的結尾處引用一句歡呼口號 : “ 世界革命萬歲 ! ” 。一生精力奉獻予世界無產階級解放鬥爭勝利的老練共產黨領導人是會不遣餘力地遵從共產主義宗旨﹐強化他的社會主義團結信念。他亦曾表示過要一生忠於列寧﹐忠於布爾維克式的民族主義 ---- 人們可理解它的真正內涵卻是斯大林的文化定義 : 形式上是民族主義﹐但底蘊即是社會主義。對於那個至高至尚的革命國際主義﹐可他宣揚的是個徹頭徹尾的國家附屬主義。我們還記得﹐當樂見於1945年至1946年所發生的事件﹐ 越南民主共和國主席卻得意忘形地宣佈 “ 自己是革命之父 ” 還說甚麼 “ 人們不能沒有他 ”。( 注9 )

   在數冊胡志明全集的後頁部份附印一份簡略的胡志明活動年表, 有人在日期上作過了一番精心的策劃。 這份年表記錄胡志明流亡海外為 “ 尋找救國之路 ”﹐ 登上 “ 拉杜舍-特衛勒海軍號 ” ( l’Amiral Latouche-Tréville ) 輪﹐經過多個法國和非洲的港口﹐包括紐約港﹐亦提及一次世界大戰時期胡志明於倫敦作街道夫和於考頓 ( Carlton ) 酒店內的西餅店作學徒的日子﹐隨後﹐他抵達巴黎的日期為1917年12月3日。可是﹐實際上胡志明於馬賽填寫一份為就讀法國殖民學校的申請表格上注寫的日子為1911年9月15日。這份唯一的證據能足以證實在那個時期現身於西方世界的人名叫阮必成。此外﹐亦沒有充份的具體證據可令人確信胡志明於那時曾經辛苦打工﹐過著真正貧窮的生活。我們曾指出﹐這些是不必要的瑣碎事﹐但它僅為製造於貧困中成長的一個年青革命者的形像卻意義重大呢。( 注11 ) 理所當然﹐一個走上共產主義道路的人應該是有跡可尋﹐ 在 “ 特殊環境 ” 裡創造出來的無產者。為說胡志明走上這條路﹐可能是抄襲一個日本人名叫片山潜 ( かたやま せん, Sen Katayama, 1859-1933年,日本社會運動家﹐思想家和共產主義者﹐ 譯者注 ) 的故事。此人的( 北美共產主義, 譯者加注 )活動始於1917年﹐是位亞洲最重要的共產黨人, 他是個極有影響力的共產國際 ( Komintern ) 駐美國和墨西哥的代表﹐ 在1921年之前他亦到過莫斯科﹐ 曾致力獻身於世界和日本的革命事務。 ( 注12 ) 片山潛的某些生活細節可能被嫁接引進變為胡志明的事跡或模式﹐亦可能是模仿另一位法共領導人佐克-杜洛 ( Georges Duclos ) 在餅店作學徒的事跡﹐因為此人亦如此的開始他的革命生涯。

   但是﹐ 後來胡志明又如何能走上共產主義之路呢 ? 據美國托派( Trotskiste ) 哈勞特-依扎克斯 ( Harold Isaacs ) 所述﹐ 於一次世界大戰期間﹐ “ 法蘭特爾戰線 ” ( Le front des Flandres ) 的組織曾僱用成千上萬的越南人﹐胡志明可能是其中之一人。 ( 注13 ) 亦可能在那種情況下﹐胡志明親身體驗到一種和平主義思想和良心的召喚﹐並且受感於某些具責任感的歐洲共產主義者前往殖民地在民眾中去傳播馬克思主義並成立革命組織 ; 亦可能後來﹐俄國革命前,列寧活動於瑞士時的眾位同志之一﹐名叫朱勒-拉沃 ( Jules Raveau ) 的人招募胡志明在法國殖民地作 “ 革命失敗主義者 ” 的宣傳。 ( 注14 ) 但是﹐正如胡志明本人相信﹐他的共產主義政治信仰是為反殖民主義﹐為民族解放﹐在社會爭鬥中漸漸地增強起來的:1960年他曾回憶說是於 ( 法國 ) « 人道報 »( l’Humanité ) 上登載列寧關於民族和殖民地問題的文章啟發了他相信革命和持續的反殖民鬥爭是不可分開的﹐ “ 只有共產主義才可解救世界上被壓迫人民和工人脫離奴隸的枷鎖。” ( 注15 ) 他以阮愛國這個名字出席於圖爾 ( Tours ) 1920年12月法國社會主義黨大會﹔胡曾解釋﹐他決定站在親蘇派一方﹐ 即後來轉變為法國共產黨﹐是因為該黨已找到了解決殖民地民族解放的問題的方針﹕“ 我們歸隊於第三國際皆為社會主義黨的路線正式承諾解決重要的殖民地問題。” ( 注16 )

   當法共成立時﹐法國保安局就開始留意阮愛國這個名字約一年半了。初始﹐胡志明首次為幾份不同,具社會主義傾向的報紙撰文﹐ 尤其於 « 人道報 » 的一篇題為 « 安南人民的請願書 » ( Revendications du peuple annamite ) 的文章最引人注目﹐他批評法國政府擬定於凡賽爾和平會議上所達成的協議作出過份的反應行動﹐並要求讓越南人獲得完全自由和越南政府的政治自由。在他開展個人行動之前﹐極有可能他曾以幾個人共用的化名活動於巴黎流亡越南人社群中﹐並常常聚集處於哥比林街第6號別墅 ( 6, villa des Gobelins ) ﹐一位越南人﹐律師出身﹐名喚潘文祥 ( Phan Văn Trường ) 的家裡。 此人曾與文人、改良主義者潘珠幀 ( Phan Chu Trinh ) 同時於1911年抵達法國。他們主張採取溫和的政治手段﹐成立了 “ 僑胞博愛會 ” ( Fraternité des compatriotes ) ﹐ 於1914年改為 “ 安南愛國會館 ” ( l’Association des patriotes annamites ) 。有跡象顯示該兩位潘先生曾經引導胡志明認識愛國之路並允許他使用阮愛國這個名字。為避開警察的監視﹐他們允許胡志明以愛國會館的名義來活動﹐而後來那些為胡志明寫傳的人卻從不提及此事﹐反而說是由胡志明個人創立了那個會館。該會館書記處準許胡志明納為 “ 法國人權和公民聯盟 ” ( Ligue des Droits de l’Homme et du Citoyen ) 的一員。由此胡才被引導入社會主義黨的隊伍去﹐隸屬第13組的成員﹐並以法國印度支那小組的黨代表出席聯邦或全國會議。 ( 注18 ) 此新的黨代表身份使胡志明更為容易地接觸到一些具影響力的左派人士﹐ 譬如自1922年起便是共產國際青年部書記﹐亦是共產國際執委會委員之一的佐克-多禮奧特 ( Jacques Doriot )﹐ 還有一些黨代表如馬由斯-莫特 ( Marius Moutet )﹐ 波爾-維勇-古圖日爾 ( Paul Vaillant-Couturier ) ﹐ 馬瑟勒-加辛( Marcel Cachin )﹐ 安德烈-貝爾東 ( André Berthon ) ﹐ 記者溫尼-多頓 ( Vigne d'Octon ) ﹐ 余利斯-李力斯 ( Ulysse Leriche ) 等人。從此﹐法共開始關注到發展殖民地的宣傳活動並立設了 “ 殖民地問題研究委員會 ” ( Comité d’études coloniales ) 。 ( 注 1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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