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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越關係之對立面:互助與相斥


   作者 : 阮世英

   
   
   譯者 : 嶺南遺民

   
   
   ( 原為英文﹐曾發表於2001年7月19至21日由香港大學舉行 « 中國與東南亞:歷史的內在互動 » 的國際研討會 )

   
   

   ***

   
   
   從遠至人類歷史神話時代起﹐越南人在經驗上對中國懷著一種愛恨交織的感情﹐或者確切的說﹐借用法國作曲家瑟茲-甘佈爾 ( Serge Gainsbourg ) 的一首歌名 « 愛你,又不愛你 » ( Je t’aime, moi non plus ) 可十分適當來形容那種既愛慕又敵視的心理。這種心理深刻地影響著越南的一切對外事務﹐而且上千年以來﹐與中國的複雜關係被認為在正式交往上可說是荊棘滿途﹐而在日常接觸上卻又廣泛適度的友好。事實上﹐現今的情況時而可有突變發生﹐時而又如官方所宣稱的那般不可動搖的友誼﹐它讓人們回想起帶有明顯特征的中越交往的舊模式﹐在縱橫交錯的外交關係中一個小國常常顧慮到其強大鄰邦的擴張意圖。
   
   

   *

   
   
   越南鄰近中國﹐在與中國展開地區性接觸時﹐越南人或許比緬甸人、泰國人更為要慎重。從越南首次獲得獨立至法國殖民統治初期的千年期間﹐曾發生過四次受到中國的侵略以及一段較長時間的明朝佔領統治﹐在處理與中國的關係時﹐越南人有著無數的實際經驗。同時﹐ 在長期的中國統治裡﹐從公元前二世紀至公元十世紀﹐越南接納了中國的政治理論、社會組織、官僚機構實踐、宗教信仰以及其他的文化元素。長久與中國語言和文化的接觸深刻地影響到越南人的社會文化生活﹐這種情況一直較好地延續至十九世紀。事實上﹐成功的越南統治王朝繼續在中國那裡尋找其文化元素﹐甚至在其國家獨立和統一得到鞏固後亦復如是。古代中國語言被視為官方語言以及傳媒中介﹐同時亦是知識界的表達工具﹐越南人在學校裡學習的是中國文學以及孔儒的道德倫理。中國對越南的貢獻遍及文化與社會上的各方面。中國的影響尤其在政府與政治上的最高層面上有最深刻的表現:在獨立期間﹐中國律例的概念與行政管理方式成為越南政府的重要手段﹐它又成為加強越南領導人的能力去鞏固其權力和抵抗外來的威脅﹐尤其是來自中國的威脅。教育和文學廣泛地吸納中國古典文化﹐中國語言猶如前現代歐洲的拉丁語成為了行政和教育的語言。越南朝貢使者在中國朝廷上流利地使用中國話﹐準確地運用中國文化習慣的表達能力足以證明越南是個 “ 文明 ” 的國家﹐並不需要中國對其再 “ 開化 ” 。
   
   誠然,中國文化對越南的影響是廣泛的﹐當然中國對越南社會的影響也是巨大、具延續性的﹐不管是越南被列入中國的郡縣管轄還是獲得自主後﹐越南人有能力發展、有選擇性地吸納個別的中國文明元素卻為重要。越南君王可發揮中國式統治﹐比來自中國的統治者更加成功地管治﹐因為一般來說﹐他們通曉當地老百姓對其政權的承受和忍耐的程度。( 泰勒 : 1983年﹐第298頁 ) 而且﹐因為曾生活於中國的管治下﹐越南人對中國人產生了敏感的注意力。在一個龐大的帝國陰影下生活﹐他們必須培養一種生存的技能﹐並同時又要掌握中國的做法作為其生存之道。他們必須要以承認北方的法制制度來減少來自北方統治的威脅,以便為獲取與維持在技術、行政和文化方面上的能力﹐卻要為此付出巨大的努力。故此﹐在獨立期間﹐越南領導層學會了作出猶如古典文化遵從者之態﹐擺出既已脫離了 “ 野蠻 ” 狀態﹐並推托了中國的任何藉口要在其土地上實行 “ 開化 ” 事務。( 伍塞德:1971 )
   
   無論如何﹐越南人保持著其固有的語言因此而保留了漢化前的歷史記憶。維持越語是一件應該十分值得注意之事:它意味著不管中國人在越南做了甚麼﹐所形成的文化仍然保持其特殊性以及有別於中國人的思維。越南人向中國借鑒的東西是透過其語言與文化的稜鏡反折過來的。因此﹐在同一種孔儒文化的天空下生活﹐若有人認為中越知識分子受儒家熏染的心態是如此的十分相似﹐那就大錯特錯了。有時在某種情況下他們也是不同的﹐而且因這差異限制了越南被漢化的程度。
   
   由此,越南與中國的組成結構是有著顯著的差別,而且因這差別,導致少數的越南思想家存有自我概念的想法﹐在意識上對其有所幫助和思考是否值得繼續追隨 ( 中國 ) 嗎 ? 問題視乎越南人如何從中國文化中只吸取有益的部份而不需要變成中國人。多個世紀以來﹐顯然, 越南人在對中國的政治理念、社會實踐、文學和技術等方面上的吸納過程中要多多少少調改了其本身﹐以堅定的決心保持越南的獨立性。越南向中國仿借來的文化從未減少過﹔越南獨立後的幾個朝代﹐從1010年至1885年間﹐這種情況反而增加。事實上﹐越南領導層是注意到中國先進的經濟和科技﹐並不想置於中國新事物之外﹐利用兩國經已建造起的那座文化橋樑從而進入中國的世界。
   
   於是﹐出自官方教育結構的文人階層亦是對國家文化體系應該帶有孔儒倫理的社會概念的堅強支持者﹐而這種理念主宰著越南的文學與歷史著作。孔儒理論以豐富的人文情懷和勵志好學之理特別地促成了懷有歷史意識的越南文人階層﹐其確信人類倫理中的超越信念將通過閱讀和書寫歷史而從中領會到道理。這仿借的文化甚至有過份的領悟被運用以至被完全地發展為存有意識的戰略的意念。這種做法似乎成為那個時代一種不必要的順從。例如﹐十九世紀的阮朝帝王們自稱為 “ 天子 ”﹐暗示其地位與中國的皇帝平起; 私底下稱其國家為 “ 南方的帝國 ” ( Đại Nam﹐大南 ) 。( 伍塞德:1971,9 ) 然而﹐1802年後﹐他們在越南中部的順化建立一個新的、刻意地仿造北京紫禁城的京都。他們所仿造的還有刑律﹐顯然像中國刑律一模一樣的仿製品。越南人接受這樣的模仿﹐正如他們公開地接受越南歸納於中國傳統對外關係藩屬體制裡的 “ 屬國 ”。中國文化標準基本上毫無問題地根植於這種體制內﹐以致越南王朝成功地保留它﹐並挑選一些最傑出的詩人與哲人作為中國朝聖使者﹐其目的是向中國表明越南人亦可配以領悟孔儒文化。
   
   越南主要的傳統國家社會組織結構 --- 王朝、官制、律例﹐甚至家庭形式 --- 皆如中國的組織結構一樣。可是為何前現代的越南從未會變成 “ 小中國 ” 呢? 似乎答案應該是﹐在越南流行的屬於中國古代文化的一部分﹐實用的人文主義把越南上層階級變為精英集團﹐他們意識到其使命是有別於中國的領導層。 ( 伍塞德:1988﹐29 ) 事實上﹐由於獲得中國古代文化價值的直接指引﹐越南人在學習歷史中多關注到負的一面﹐並認為他們是中國統治下的受害者。越南知識分子處於如此延續不斷的文化陰影下感到有所失落或被人摧殘 。十八世紀天才的哲人與歷史學者黎貴敦 ( Lê Quý Đôn ) 曾統計出一份失去書籍檔案的綱目表﹐ 其中大部份被中國侵略者燒毀或搶走。這是巨大的 “ 欠公平的彙集 ” : 愛書如命的越南官員均懷有一種極為牢固的記憶 --- 其文化遺產的失竊。( 伍塞德:1982 )
   
   越南人在與中國的交往互動中以及處於中華文化帝國主義的環境中形成了其自我認同的意識,甚至從他們熟悉的中國文化知識中提取出抗衡中國的外交武器。 ( 伍特斯 : 1999﹐ 63 ) 越南王朝曾多次向北方朝廷提示一種原為中國的信念: 一個好皇帝應該持寬仁憐憫的態度對待邊遠的黎民百姓。越南朝廷向中國呈送的奏文常暗示那個信念﹐並以其作為向中國皇帝进言放棄侵犯越南主權的論據。另一方面﹐撰寫越南歷史的學者的基本事務之一 --- 在傳統的歷史記載中定下一個絕對特殊的越南王國的概念﹐在實質的或是在歷史神話的邊界線上意欲永遠消除中國以宗主國的藉口意謀干涉越南。歷史學者黎文休 ( Lê Văn Hưu ) 授命於陳聖宗 ( Trần Thánh Tông,1240–1291年,陳朝王帝。譯者註 ) 撰寫了 « 大越史記 » ( Đại Việt Sử Ký, 成書於1272年 ) 。黎文休緝錄諸段中國哲學和歷史典籍的文字﹐某些還是原文﹐為解釋越南古代的王朝制度組織﹐並以它為陳聖宗以及其後繼者與成吉思汗抗爭。那些片段的文字足以面對中國朝廷的干涉時為越南統治者的獨立地位作抗衡辯護; 它們被修飾後恰如其分地再崁入越南歷史並表明越中兩國之間的宗藩關係是臆造的。 ( 伍特斯:1999﹐86 )
   
   黎文休在撰寫的史書中把越南立國始限定於公元前的207年趙陀 ( Triệu Đà ) 創立的南越 ( Nam Việt ) 國﹐他認為﹐此是第一個在南方建立並與北方的中華帝國能夠平起平坐的帝國:
   
   “ 趙武帝 ( Triệu Vũ Đế ) 開拓越土稱帝,與漢抗衡,創其帝制﹐其功可謂大矣。後越人自立皆仿武帝衛邊疆﹐固軍政。與鄰交好善懇﹐故北人無計可施﹐亂吾內事。事功成﹐促吾朝疆土長久也。” ( « 大越史記 »:1983,134 ),( 此段譯自阮世英擇錄的英文﹐非黎的原文。譯者注 )
   
   黎文休以此方式強調了越南獨立的合法性與歷史基礎。南方的統治者趙陀成功地抵抗來自北方的侵略﹐在中國的郡縣制建立前其政權成為帶有地方文化色彩、合法的統治者。因此﹐ 他亦成為了被漢化前越人持續的、幾個朝代的末世代表人物﹔ 同時亦可說他是首位為提昇抵抗中國侵略的能力、鞏固國家概念、保持王室能持續幾代的佼佼者。實際上,趙陀並非土生的越南人﹐越南歷史學者仍視其為政治生存的精神人物而因此亦視其為自己人。( 泰勒 : 1983﹐293 ) 黎文休選擇趙陀的南越國為越南歷史的開端﹐確有意指越南與中國是 “ 平等 ” 的國家。
   
   與此相似﹐另一本成書於陳朝 ( Trần dynasty ) 末代的 « 越史略 »( Việt Sử Lược ) 卻把越南置於中國數代皇朝的控制範圍之外﹐ 而最終意味著越南並非受到最輝煌時期的中國文明的影響。他們這樣的做法是為了要證明越南人的祖宗、文郎 ( Văn Lang ) 國的創始人自有一種純潔的文化習俗﹐較少受到中國的文化影響﹐並且越南人的始祖皇帝與中國皇帝的始祖亦地位相等。在越南人的眼中﹐ 文郎國的首位統治者雒龍君 ( Lạc Long Quan ) 有如中國的黃帝﹐前者的文化功績亦可與後者的相比。若要說文郎國遙遠的古代文明類中國古老的文明﹐事實上就是要為爭取駁回南北雙方相等的地位﹐否定以中國人確定出真正的政治與文化標準﹐以及由他們宣揚比其他民族高等的優越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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