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昆德拉与哈维尔皆是知行合一者

   近作《内在反思的生活——昆德拉著作的价值》,无疑是对自己在旧文《我们需要什么样的自由主义者?》中对昆德拉所作批评的否定。这样的自我否定的确让人感觉矛盾与痛苦,而且难免有前后不一之嫌,但旋即想到这亦体现着自己观念的一种进步,也就释然,也觉得有必要再对自己的相关观点作补正与重申的说明。

   《我们需要什么样的自由主义者?》所阐发的观点是受到了余杰《昆德拉与哈维尔——我们选择什么?我们承担什么?》一文的影响。那篇文章中余杰从《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旧译《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里的一个细节谈起:

   “昆德拉的名作《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里有这么一个细节:主人公托马斯被要求在一份声明上签字,抗议苏联占领期间的捷克傀儡政府虐待政治犯。托马斯当然是一个反对专制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但他不愿意在声明上签名。

   要托马斯签名的编辑对他说:‘重要的,是要指出,在这个国家仍有一帮人没有被吓住。大家都表明立场,把麦子与麦壳,分辨清楚。’托马斯则认为,思想并不能拯救生命。当初自己所发表的文章也许救了人,也许没有。但是作为一个医生,自己确确实实是救过好几条人命。

   在‘签名’这一行为上,另一位捷克的作家哈维尔则作出了迥然不同的选择。哈维尔认为,必须签名,不管签名能不能收到什么实际的效果。他清醒地知道,政府并不会把要求改善政治犯待遇的签名看作一回事,签名很难真正改善政治犯的实际待遇,但是他认为,签名有两个意义:第一,签名体现了一个知识分子在严酷的现实中自我承担的勇气,作为一个知识分子应该‘在每一个步骤和任何地方都全力投入抗拒那种匿名的、非个人的、非人性力量的非理性发展趋势’;其次,签名能够让那些在牢狱里受难的人们感受到精神上的支援,使他们意识到,自己不是孤独的。所以,哈维尔在许多份文件上签名,并且自己也出入于牢狱之间。他是《七七宪章》的重要组织者,他把签名以及与签名相关的一系列言行看作是‘一种有本质意义和普遍意义的重要经验’。”

   我在初读《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时,也正是托马斯拒绝签名的这一细节,让我很不以为然地对这本书及他的作者顿生厌恶,于是在看到余杰的文章时便完全接受了他的观点。余杰认为,昆德拉属于缺乏心灵素养的、只会耍弄智慧的“智者”:“昆德拉是一个充满智慧的人,他采取的是冷眼看人间的方式。昆德拉看透了历史的风烟,历史已然如此,他得出的结论是:不参与才是真正的参与。”而哈维尔则是一位知行合一的“圣人”(后改称“行者”):“对外,他用行动证明自己的理论,进行着‘警戒地、深思地、专注地抗拒’;对内,他深入到心灵深处,发掘出灵魂里崇高的因子,摒弃那些卑劣的因子。”继而余杰对钱钟书、余秋雨、林语堂、梁实秋等“中国昆德拉”们予以批评,这自然触动了许多人的神经,而在当时引发了一场不大不小的论争。 我又对昆德拉的看法有所改变,仍是通过《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里的一个细节,这在我此前的一篇小文《救赎》中已有过表述:

   “米兰•昆德拉《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最后一章(第七章)是《卡列宁的微笑》。卡列宁是女主人公特蕾莎养的一条宠物狗,这个世界上唯一不会背弃她的伴侣。男主人公托马斯在与别的女人幽会的同时,弄来了这么条狗,让它陪伴自己的妻子特蕾莎。一晃十年,当托马斯夫妇在共产主义暴政面前选择放弃反抗,避居乡村过起了田园牧歌般的生活的时候,卡列宁的生命也走到了终点。《卡列宁的微笑》一章所讲述的,便是托马斯夫妇如何陪伴卡列宁走完它最后的时光。

   面对卡列宁最后的‘微笑’,昆德拉说,‘人类真正的善心,只对那些不具备任何力量的人才能自由而纯粹地体现出来。人类真正的道德测试(是最为彻底的测试,但它处于极深的层次,往往不为我们注意),是看他与那些受其支配的东西如动物之间的关系如何。人类根本的失败,就是这方面造成的,其为根本,是因为其他的一切失误均由此而产生。’

   每次读这段话,我内心都会受到莫名的触动,与作者产生了强烈的共鸣。虽然我无法苟同昆德拉的小说所肯定的放弃世俗化的社会责任的生存理念,但起码这一小段话让我突然意识到,也许昆德拉是在刻意寻求一种最‘根本’的救赎途径。这犹如康德的哲学尤其是他的先验论,虽被诟病过于抽象缥缈,但却是在从心灵深处寻求人类本真的真理。《卡列宁的微笑》一章里,昆德拉一直在刻意营造一种回归原始、和谐求真的生存图景,我似乎明白了他的用意。昆德拉说,当尼采抱住正遭抽打的马痛哭时,他找回了自我,便也疯掉了。当然,即使昆德拉具备这种境界,也是咱们那些惯于玩弄文字游戏的‘中国昆德拉’们所无法企及的。”

   对“卡列宁的微笑”所作的触及心灵的温情叙写,让我突然意识到了“也许昆德拉是在刻意寻求一种最‘根本’的救赎途径”——一切失误皆由此而产生的“根本”。我由此而带着矛盾的心态(这在上面的引文中已体现得很明显)重读昆德拉,同时对哈维尔也已有了更深的了解。由此再度思考昆德拉与哈维尔各自的价值,发觉余杰那篇早期的也许是受李慎之、徐友渔等人影响的文章,其论述确有些不妥之处。

   托马斯并非明确地认为思想不能拯救生命,而是内心充满矛盾的。他因在做医生时发表过一篇关于俄狄浦斯神话的评论,而在后来遭当局逼迫并失业。文章中他由俄狄浦斯在知道真相、明白自己已酿就深重罪孽后选择自刺双目和自我放逐,而得出结论:一切罪恶都没有脱罪的借口!当记者(余杰原文按旧版译作“编辑”,新版译为了“记者”)希望已尝受迫害之苦的托马斯签名时,他拒绝的直接原因是担心已近乎崩溃的特蕾莎再无法承受这负重:“如果他在请愿书上签了名,他几乎能肯定,警察骚扰她的次数会更多,她的手会抖得更厉害。”而让他做出这一决定的深层原因,则是在签名公布并引起波澜后,通过对他那极度矛盾的心理波动的描述而表达了出来:

   “无能为力地朝院子里张望,怎么也无法做出决定……他又开始思考:当时到底应该怎么做?……当有人逼迫你沉默时,提高嗓门对不对?对。但是,从另一方面看:为何各种报纸运用如此多的篇幅来报道这次请愿?新闻界(完全由国家操纵)本可以对整个事件不置一词,没有人会知道。它们说了,因为那是由国家的统治者一手安排的!在他们看来,这是天赐良机,为发动一个新的迫害高潮提供了借口。那么,他该怎么做?签还是不签?……问题是否只有一个答案?”

   昆德拉回述历史,1618年,波西米亚贵族为捍卫宗教自由而鼓起勇气将皇帝的代表杀死,由此引发几乎使整个捷克民族毁灭的三十年战争。“较之勇气,捷克人是否需要更多的谨慎?答案看似简单,却并不简单。”1938年,当整个世界决定将捷克人的家园牺牲给希特勒后,面对数量是自己八倍的敌人,捷克人放弃了抵抗。他们的投降标志着二战的开始,结果是彻底丧失了作为一个民族的自由。“较之谨慎,他们是否更需要勇气?到底该怎么做?”

   问题是否只有一个答案?到底该怎么做?我想任何一个处在极权压迫下的自由主义者都会经受这样苦痛的思考,一种内在的反思。正是在面对这些残酷的问题时,昆德拉与哈维尔做出了不同的选择:后者以入世者的姿态和勇气直面现实,选出自己的答案,并为之承担,为之奋争。前者则以出世者的态度追根溯源,寻求问题之问题的解决途径——也即,是什么原因使我们必须面对这样的混账问题,并必须做出抉择?是否存在一种最根本的救赎之径?

   最终,哈维尔取得了“天鹅绒革命”的成功,昆德拉则寻到了“卡列宁的微笑”。他们从未放弃反思,从未停止行动。这也说明昆德拉并非如余杰所言,是个缺乏心灵素养、只会耍弄智慧的人。

   《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里,第五章《轻与重》是关于托马斯拒绝签名的叙述,第七章是《卡列宁的微笑》,连接两者的第六章《伟大的进军》则是关于“媚俗”的阐述。昆德拉冷峻而不无极端地认为,无论共产主义、法西斯主义、犹太主义、民主主义、国际主义、爱国主义,拥共的、反共的,左的、右的等等,皆是媚俗。因为它们都容易形成一种可怕的狂热,从而由一面走向另一面。也即我在《内在反思的生活——昆德拉著作的价值》中所言的“为政治而政治”或“为反政治而反政治”:它是“皇帝轮流做,今年到我家”的封建意识,是英雄到枭雄的退化过程,是请君入瓮的骗局,是让人欲罢不能的无休止的恶性循环——从入世到媚俗,仅一步之遥!理解了这一点,你也就容易领会,哈维尔为何一再强调良知与良心,甚至强调一种道德政治了。

   作为一位出世者,昆德拉类似于“永远的异议者”。的确,他智慧得可怕,若没有第七章《卡列宁的微笑》,我们完全可以以第六章的内容而将他理解为一个头脑发热的愤世嫉俗者,并将小说定位为一部宣扬虚无主义的作品。还好,昆德拉是一位真正的出世者,他明白最本真的东西才是最本真的救赎。第六章是否定,第七章是回归,否定之后的回归——回归“尘世间的上帝之国”。

   从出世到媚雅,也仅一步之遥。第一次看到“媚雅”一词是在王小波的一篇杂文里,他将其解释为,受到某些蛊惑或误导而一味追求艺术的格调。昆德拉在《玩笑》中所讽刺的世人对诗歌的盲崇,就完全符合这一定义。余秋雨、林语堂、梁实秋等皆属媚雅者行列,我们对其的追捧也是媚雅(媚俗不让了,就只能媚雅了,总之永远都上不了格调)。由此可见,余杰所认为的“中国昆德拉”们其实是非常有中国特色的,他们做不到否定,也就谈不上回归了。他们拥有的不是智慧,而是聪明,混世的小聪明。余杰将他们与昆德拉并论,实在是对前者的抬举和对后者的侮辱。

   还有一类犹如人间小丑的既媚俗又媚雅者,那就是我在《我们需要什么样的自由主义者?》一文中所批判的伪自由主义者们。

   昆德拉与哈维尔是相通的,他们皆是知行合一者。能同时拥有他们,捷克人是有福的,捷克能发生“天鹅绒革命”也就不足为奇了。而我们,并不乏反思者,也不缺行动者,缺乏的是反思与行动的始终如一者——“内在反思的生活”是反思与行动的统一。

   2007年11月

   原载《自由圣火》,略有改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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