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家争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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积极专制与消极专制——“搞不过他,就加入他”与“斗不过他,就不鸟他”

   
积极专制与消极专制——“搞不过他,就加入他”与“斗不过他,就不鸟他”

   有挚友在匡庐之地求学,闲暇之余邀我前去游庐山,欣然前往。诸名山大川中,自然风貌景观与人文历史底蕴能并驾者,庐山当首屈一指。庐山兼容并包般地将一处处历史印痕掩映于葱郁雾霭之中,风云已然散去,如今只剩清幽,却更能激起观者内心的波澜。

   路遇庐山会议会址,1959年中共八届八中全会的召开地,彭德怀被打倒的地方。已显沧桑的外墙壁被雨水洗刷得很干净,其上所悬“中共中央庐山会议旧址”的牌匾也格外花哨夺目,但里面的肮脏与罪恶却是永远都洗不去也涂不去的了。正是从这里开始,毛泽东的个人权威正式确立,他终于撕下自己伪善的面皮,独裁者的嘴脸展露无遗。他肆无忌惮地施行自己的暴政,将中国人彻底推入了水深火热之中。

   会议的初衷本是要纠正大跃进、三面红旗等极左路线,一向敢于直言的彭德怀上“万言书”,将大跃进、大炼钢铁、大办食堂等称作“小资产阶级的狂热病”,又一次让老毛下不来台了。而这一次他老人家干脆就不下了,板起脸来,长官训话,矛头直指彭德怀,新帐旧账一起算。与会者们终于探明风向,包括周恩来、刘少奇、林彪在内,无不积极响应,为批彭煽风点火。他们并未预料到,这只是一场时代浩劫的开端而已,当火势熊燃以至无法控制,他们都将步彭之后尘而被焚烧或吞噬。

   朋友问,难道当时的批彭大会上就没有任何不同声音?我答,没有!

   那是个主席一声号召全民皆跟从的时代。无论庙堂还是江湖,摆在人们面前的只有两条路,要么加入批判者的行列,为虎作伥;要么堕入被批判者的阵营,株连同罪。用唐德刚在《新中国三十年》中引用的美国俚语来说,就是“搞不过他,就加入他”(If you can not lick him,join him!)。

   从庐山下来,在朋友的寝室闲谈,聊及当代中国的政治现状。朋友的同学们对我已有所了解,其中一位玩笑般地说,“在中国跟共产党斗没有好下场,但是我们可以选择不鸟共产党”(“不鸟”是地方俚语,不搭理、避而远之的意思)。我笑而不语。这位同学的话可以说就是当今国人(尤其是年轻一代)的普遍心声,概括言之,就是“斗不过他,就不鸟他”,与毛共时代的“搞不过他,就加入他”形成了有趣的对应。后人若要研究共产党时代国人的生存哲学与生存状态,完全可以以这两句看似俗陋实则意味深长的俚语为切入点。但后人的事就让后人去细想吧,现在这两句最不自由的话,倒让我联想到了自由主义大师伊赛亚•伯林对自由主义的划分:消极自由与积极自由。

   消极的自由,和针对以下这个问题所提出的解答有关:“在什么样的限度以内,某一个主体(一个人或一群人),可以、或应当被容许,做他所能做的事,或成为他所能成为的角色,而不受到别人的干涉?”。此种意义下,自由就是“免于……的自由(Liberty from……)”。它意味着在一定范围内我不受别人的干涉,不受别人干涉的范围愈大,我所享有的自由也就愈广。积极的自由,则和以下这个问题的答案有关:“什么东西,或什么人,有权控制、或干涉,从而决定某人应该去做这件事、成为这种人。而不应该去做另一件事、成为另一种人?”在这种意义下,自由是“去做……的自由(Liberty to……)”。

   消极自由论者关心的是“政府干涉我多少”,争取不让别人妨碍自己;积极自由论者关心的是“谁统治我”,争取做自己的主人。

   “斗不过他,就不鸟他”,即今天国人的政治选择与生存状态,类似于一种“消极自由”。“搞不过他,就加入他”,即毛共时代国人的政治选择与生存状态,类似于一种“积极自由”。它们表面上的相同之处在于,都是关于国家权力和社会个体的关系问题。但最根本的不同在于,伯林对自由的划分是建立在自由的存在这一基础之上的,并且社会个体处于中心与主动地位。显然,我们那两句俚语的基础不是自由,而是专制,社会个体处于从属与被动地位。由此,我们未尝不可由两句俚语而推导与概括出两种专制:积极专制与消极专制。

   积极专制,即毛共时代的政治统治,即“搞不过他,就加入他”的时代。积极专制最显著的特征是国家权力始终处于无所不能、无所不及的地位,其制下的社会个体必须参与其中,任何人的思想意识、言行举止、吃喝拉撒睡等等,都处于国家权力的严密监控之下,都可上升到政治的高度。你必须“积极”地参与政治运动,否则就会被“搞倒”。积极专制的另一项主要特征是政治狂热与强人政治。积极专制得以建立的前提,是政权统治具备强大的蛊惑性与号召力,乌托邦式的足以让人赴汤蹈火的革命信仰,和某一个最能“搞”的足以让人顶礼膜拜的领袖人物,两者的结合便形成了这一前提。

   消极专制,即毛泽东之后的共产中国(尤其是90年代之后的中国),即“斗不过他,就不鸟他”的时代。与积极专制相对应,消极专制最显著的特征是国家权力适度的退缩与收敛,在一定范围内给予社会个体一定程度的“自由”——概括言之,便是“不鸟他”的“自由”。消极专制的另一项主要特征是政治狂热为利益驱动所替代,强人政治为内部分权所替代。

   很明显,积极专制与消极专制的划分,可与我们通常所言的极权专制与威权专制的划分相对应。但两者的不同在于,“极权”与“威权”是以专制者为视点而言,“积极”与“消极”则是以被专制者为视点而言的。

   无论积极自由与消极自由,还是积极专制与消极专制,这里的“积极”与“消极”都是相对而言的。前文已言及,两者虽都是关于国家权力与社会个体的关系问题,但因为出发点的不同而使两者迥然相异。前者关注的是国家权力和社会个体的衡平关系,国家权力服务于社会个体,社会个体参与国家权力,权衡点是服务和参与的程度这样一个变量。后者关注的则是国家权力和社会个体的统制关系,社会个体从属于国家权力,国家权力控制社会个体,权衡点是从属和控制的程度这样一个变量。

   积极自由与积极专制,虽都是对各自的“量”作增大变化的肯定,但前者个体的“积极”是主动的,后者个体的“积极”则是被动的。被动的“积极”即是一种毫无选择的量变,这便是积极专制。同理,消极自由与消极专制,虽都是对各自的“量”作减小变化的肯定,但后者个体的“消极”同样是被动的和没有选择的,是在统治者允许范围内的量变。这种被动的“消极”即是消极专制。

   前文已言及,在专制的大基础上,积极专制得以建立的前提,是政权统治具备强大的蛊惑性与号召力。由积极专制到消极专制,便是这种蛊惑性与号召力的适度削减,具体表现为政治狂热为利益驱动所替代,强人政治为内部分权所替代。但因为主动权始终掌握在统治者手中,所以这种变化是带有反向性可能的,即如果消极专制再次产生政治狂热与强人政治,便会发生向积极专制的蜕变。

   如今对我们而言,要防止这种蜕变的发生,只有一条路——努力地变被动为主动,争取真正的自由!这是任何有良知与勇气的人都应该做的。“不鸟他”的“自由”,只是专制者给你注射的一针麻醉剂而已,是一场虚幻的春秋大梦,苦痛依然!黑暗依然!隐患依然!危机依然!而且,“斗不过他”这个前提本身就是错误的。首先我们必须意识到,我们并不弱小,由积极专制到消极专制,这本就是我们的一次胜利。其次,积极专制的气焰就在于国人那根深蒂固的“搞”、“斗”的思想与意识,殷鉴在前,今天我们应该彻底将它们丢进历史的垃圾箱。即使共产党内部,妥协与制衡的迹象也已日趋明显。庙堂内的妥协与制衡,在一定程度上也意味着民间的选择与参与的可能性。

   消极专制犹如一个灰色地带,进一步便是光明无限的天堂,退一步便是无尽黑暗的地狱,一切都只在一念之间。自由要靠我们的争取,而非仅仅消极地等待着统治者的恩赐。正如刘晓波所言,它“不仅取决于中共党内的开明力量能否推动体制内转型,更取决于国内外自由力量施加的压力是否足够使统治者让步,以启动走向自由民主的政治改革。”

   此次赴庐山,有一个地方是我必须要去的。它并非什么景观,甚至在旅游地图上都没有标识,在路牌上也看不到它,让我颇费了番周折才找到——陈寅恪、唐筼夫妇墓。墓地一片清幽,松林竹柏,鸟鸣蝶舞,风清花香。两块碑石,右侧宋体红字“陈寅恪 唐筼夫妇永眠于此”。左侧乃黄永玉先生的苍劲之笔:“独立之精神 自由之思想”。

   以自由来终结专制,以积极自由的精神来改变消极专制的现实!

   2007年11月

   《自由圣火》首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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