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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对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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命运之交响——扼住理性的咽喉!

   一

   贝多芬的《命运交响曲》,一开始便是凝炼的四个音符,组合出如洪涛海啸、苍松劲柏般的旋律,而后的或如微漾潺溪,或如山峦大川,或如圣堂厦宇——无不或震撼、或穿透、或流入——人的内心深处。

   这是一部让我心生敬畏的乐曲,犹如我对德国这个国家的感受一样。听懂了《命运交响曲》你也许也就理解了德国,这个既诞生了康德哲学却也孕育了希特勒纳粹的国度,既创造了辉煌的近现代文明却也引发了两次世界大战的国度。

   德国甫一诞生便是个矛盾体。文艺复兴与启蒙运动的利与弊都被德意志人充分接纳,并发挥到极致。人本主义思潮的传播,宗教改革、世俗政权的兴起,主权国家观念的诞生,最终推动着德国走向真正的统一。但是,极度的理性却也暗含着极度的脆弱,犹如一根弦一般,一旦崩解便会引燃狂热之火,尤其是对日耳曼这样充满血性的民族而言。

   狂热可分为两种:极度感性与愚昧而引发的狂热与极度理性与智慧而引发的狂热。前者,比如中国当代的极端民族主义火焰,我们终究可以以理性来将其熄灭。而后者,却是由理性之弦的崩解所引燃,比如当年的法西斯主义,此时理性便成了火上浇油的东西,或者说理性已毫无意义可言。

   我们如何才能扼住理性的咽喉,并且真正掌握自己的命运呢?

   

   二

    贝多芬生活的年代十八世纪后期至十九世纪前期,正是德意志早期的封建割据国家普鲁士与奥地利异军突起的时期,以两国为主体而组建了德意志联邦,德国正处于走向真正的统一、建立民族主权国家的前夕。历经文艺复兴与启蒙运动的洗礼,日耳曼人已经具备了足够的思想觉悟。人们唾弃支离破碎的封建割据,盼望主权国家的统一,寻求个体权利的保障机制与群体归属感。

   当时,黎明前夕的德国——包括整个欧洲——都处在一种焦虑当中。这是一种理性与理念、觉醒与觉悟、个体与群体、公民与国家、权利与权力的焦虑——《命运交响曲》所展现的,便是这样一种复杂的焦虑感。它高扬的是人类文明的旗帜,挑战的是上帝的神威。它暗暗标示着理性之弦的愈加绷紧,一触即发,一触即发!而它的极限,便暗含在了贝多芬最后的巅峰之作《合唱交响曲》中了。

   依然地大气磅礴,依然地华丽绚烂,依然地憾动人心,依然地意蕴深远——《合唱交响曲》所展现的,既是贝多芬登峰造极的音乐才赋,也是这位终生崇尚自由、平等、博爱精神的音乐家内心的——理想国。交响曲第四乐章别出心裁的人声合唱《欢乐颂》,无疑是他向这似乎即将到来的“理想国”的献礼。音乐家满怀欣喜地告诉我们,欢乐是靠我们自己争取来的,而非上帝的恩赐,欢乐一定属于我们!

   沉浸在欢乐中的人们并未预知到,理性之弦行将崩解,悲苦将笼罩大地。唯有静居乡村的哲学家康德发出了质疑的声音:“现象界是妄非真,而德性就是力量,实践理性的自主所导向的德性的圆成才是生命的超越之路,才能真正实现人类的大自由。”康德已经预知到了人类过度标榜自身之理性的后果,并且指出了一条“超越之路”。但这谆谆之言在当时是多么地不合主流之拍(用当今中国的时髦话语说就是多么的不和谐),终被狂欢的人们所忽视。

   

   三

   

   贝多芬之后,德国音乐史上出现了一对交相辉映、相反相成的双子星:瓦格纳和勃拉姆斯。

   十九世纪,“理想国”的制度根基已在欧洲确立下来,但人们却并未真正享受到多少欢乐,欧洲大地上冲斥着纷争、反复、混沌与惶恐,随之而来的便是理性之弦在整体范围内的趋向崩解。但终还是有少数理性与理念的掌控者,比如瓦格纳和勃拉姆斯。

   两位音乐家都深受自己的前辈贝多芬的影响。瓦格纳的歌剧承袭了贝多芬作品的大气与绚烂,却更加激情与张扬。勃拉姆斯的交响乐则更直接地继承了前辈所提倡的自由、平等、博爱和人道主义的精神,却更显出温情与圆熟。瓦格纳除了是个音乐家外,还是个革命的践行者。他积极入世,紧随时代,亲身参与资产阶级革命运动,甚至拿起武器与敌人战斗,后流亡国外,待德国共和政权巩固他重返祖国时,他已誉满天下。博拉姆斯则于低调中终生沉浸于艺术创作中,退避三舍,悠然南山,以温情脉脉的态势将自己的理念融入作品,融入听者的心底。

   当文艺复兴与启蒙运动所宣扬的人类理性,已走上一条势必崩溃的不归路,瓦格纳与博拉姆斯是少数能自主而自我地扼住理性之咽喉的人。由于大势已定,根本的前途脉络也已明晰,所以他们已没有了贝多芬的满心焦虑,而是——瓦格纳更富于激情,是理性的激情化,这可溯及至黑格尔。博拉姆斯则敛于温情,是理性的温情化,这可溯及至康德。

   当理性之弦崩解之际,真理丧失了本初之意义,人们失去了理念作支撑,那些极少数能够掌控理性与理念的人,便在混沌中拥有了巨大的能量。他们可以成为上帝与英雄,或者创造出上帝与英雄;也可以成为撒但与枭雄,或者创造出撒旦与枭雄!一切都只在一念之间。

   

   四

   很不幸,瓦格纳走上了后一条道路。他和他的作品极力鼓动民族主义情绪,宣扬统治世界的诉求,充斥着种族仇视、反犹太的情结。

   十八世纪末十九世纪初,痛心于德意志支离破碎的费希特和黑格尔,分别提出了民族精神学说和国家学说。德意志人在“民族”、“国家”的旗帜下,以及霍布斯、洛克、孟德斯鸠等前贤所创立的现代政治理论的指导下,经过不懈的努力,终于赢得了国家的统一和主权的独立。其间贝多芬的作品在焦虑和欢乐当中,已明显表现出了时人将这些精神推向负面的倾向。直至瓦格纳,德国的统一和强大让他可以肆无忌惮地将民族和国家学说推向了极端,同时代的尼采也可以豪情万丈地高呼:上帝死了!世界没有上帝,假若有,我又怎能容忍自己竟不成为上帝!

   加之当时各国内部政府的反复与不确定性、发展中的资本主经济遭遇阵痛,以及复杂的国际政治局面,这一切都昭示着理性之弦的正式崩解。狂热之火已经引燃,一切都已注定。共产主义与法西斯主义的“应运而生”,昭示着二十世纪势必是个多灾多难的时代。

   马克思所表现出的彻底唯物主义的冷峻立场、对康德与黑格尔的承袭与诟病、对当时资本主义弊端的透彻分析、对“共产主义乌托邦”全面而细致的描画,以及他坚定的暴力革命观念、一元化的政体理念、极富鼓动性的革命号召和诱人的革命前景描述,还有他那一套被他的徒子徒孙们当作了不伦不类的、庸俗至极的“相对主义”来用的哲学辩证法理论——这一切都使马克思和他的学说具备了温情与激情的双重面目,也决定了共产主义学说的鼓动性、伪装性、诱骗性、善变性、残酷性、破坏性和顽抗性等等被后世应验了的特征。法西斯主义可在血的代价面前被一指戳破,使人们幡然醒悟,而共产主义则在温情与激情的双重面目掩盖下,继续兴风作浪。

   

   五

   伤痕累累地走出二战硝烟的欧洲,终于明确地选择了回归,回归上帝,回归康德,回归人权宣言,回归宪法政治。人们重拾康德所赞叹所敬畏的两样东西:头上的星空和心中的道德法则。他所构想的“普遍立法的公民社会”,也成为了战后欧洲一体化运动的理论根基。

   普遍立法,意志自由,人是目的——这皆是世间最基本的律令法则,是无需理智推演的发乎人之内心的“宇宙与神启示于人的律令”。最明显的例子,世俗法条规则中有众多的“当然”条款(比如美国宪法在规定公民享有的基本权利时以“当然地享有”领起),它们往往是我们的理性逻辑所无法推演的。而之所被人们“当然地”接受,追根溯源,因为它们皆是以世间最基本的律令法则为根基而建立起来的,是抽象的人内心的道德法则,外在的具体化。

   头上的灿烂星空则“时时告诫我们人的渺小与无知,让我们体会自身的渺小,感悟现象界的短暂;仰望苍穹,造物主的博大启示物如的了义,引领我们接近天地的大光明,证会生命的真谛”——“吾人乃以造化所赐的智的直觉体证心灵中的道德律,躬自践行,以意志的自主从自然走向自由。”

   历尽磨难与教训,我们终于在诚惶诚恐中扼住了理性的咽喉。但温情与激情也并未消失,与理性崩解时理性的温情化与激情化恰恰相反,现在则是温情与激情的理性化。温情的理性化体现在哪里?体现在甘地身上,体现在马丁·路德·金身上,体现在特蕾莎修女身上。激情的理性化体现在哪里?体现在议会里的唇枪舌剑上,体现在暴君萨达姆的被依法处决上,体现在欧洲缓慢而坚定的一体化进程上!

   梳理至此,只希望能于我们有所借鉴,能让我们看得更清晰——仍受奴役、仍然狂热的东方,也终要扼住那理性的咽喉,真正掌握自己的命运!

   2007年10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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