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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尧:从亚细亚生产方式到中央一号文件-- 人祸的渊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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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易尧(湖南)

   紧接着胡锦涛在老区延安扭完秧歌后,2月21日,中共中央推出了“2006年一号文件”。此次稍有不同于以往几个一号文件的是,中共再次喊出了要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并提出了“生产发展、生活宽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的主导方针。众所周知,“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一开始就是毛泽东的口号,早在五十年代就已经提出来了。1958年春,为了适应全国农村大搞农田水利建设的需要,中共中央在成都会议上制定了《关于把小型农业生产合作社适当地合并为大社的意见》的文件。会后,各地出现了小社并大社的热潮。3月上旬,毛泽东视察河北、河南和山东等地的一些农村,在山东同当地负责人谈话时,毛泽东说:“还是办人民公社好,它的好处是可以把工、农、商、学、兵合在一起,便于领导。”8月17日到3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北戴河举行扩大会议,通过了《关于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问题的决议》。会后,便在全国很快地形成了人民公社化运动。10月底,全国农村实现公社化,将原有74万多个农村合作社改组成为2600多个人民公社,参加公社的农户有12000多万户,占全国各民族总农户的99%以上。

   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首先就是抢劫农民财产,强制农民入社,将土地、耕畜、农具、种子等一大堆问题搞成一堆烂账。据丁抒《人祸》一书中引用相关资料记述,福建省1956年猪比1955年减少百分之二十,砖瓦减少百分之二十七,鸡、鸭、蛋也大量减少,而茶叶生产竟不及战前(三十年代)的一半。黑龙江省委当年七月向中央报告,全省农村的副业生产下降了一半。其他各省大致也是如此。全国第一个完成“社会主义合作化”的山西省,“有的地方...采取熬夜、大话威胁、大会点名等强迫命令农民入社。有的地方把社员的零星树木、羊只、蜜蜂等都转为公有。有的把社员的存款也归公”。成立初级社时,农民们还相信合作有一定的好处,以为土地、农具还在自己名下,可由此得到收益,何况共产党又保证他们随时有退社的权利,所以终于报名入了社。不久,上面指示办高级社了,他们才发现,执政者出尔反尔,说话根本就不算数。农民不仅没有不参加高级社的权利,连退出初级社的自由也没有了。各种威胁和批斗,终使农民屈服,他们被迫放弃了对自己的土地、农具、耕牛的拥有权,换得了毛泽东的社会主义。对于这些,农民们毫无力量与中共弥天的欺骗和暴力相对抗,唯一能做的也就是赶紧杀猪宰羊、砍树,使本不发达的农村生产力受到了一次极大的破坏。

   毛泽东制造的人祸使广大农村沦为苦难的深渊,半个多世纪来,农民们深陷其中,不能自拔。中国有句俗语,叫做“前事不忘,后事之师”。但当前的中共显然没有从人祸的灾难中吸取教训,而一再重蹈覆辙,使人祸变本加厉。且看最近的两则新闻,据2006年2月14日《新京报》报道,西坑村地处山区,距平和县城20多公里,过去是福建省闻名遐迩的模范“小康村”,“家家住别墅、人人盖新楼”。让人没想到的是,“这个模范村的43户村民建别墅的80多万元贷款9年了,本息一分未还,现在只能去法院起诉他们了”,平和县坂仔镇农村信用社主任赖文标说。模范“小康村”缘何会出现如此情形呢?原来这是当地的干部为了“树典型”,他们做信用社的“工作”,要求信用社以发展生产为名给群众贷款建设别墅。贷款发放了,村民的别墅也建起来了;西坑村的名声响了,干部的脸上也有光了。可是9年过后,村民的贷款仍无力偿还,而且有些人“因住在村里不方便,只好放着别墅不住,又到镇上去租房子”,这些别墅俨然成了农民的累赘和负担。

   另一则新闻是,新华社南京2月18日电,据江苏省建设厅介绍,江苏今年将全力推进镇村布局规划。根据规划,全省24万个自然村将缩减至4万余个。江苏省建设厅有关人士说,目前江苏有4000万农村人口,分布在24万个自然村落里,自然村规模小,集聚度低。在苏南部分地区,人口在50人以下的自然村比例高达57%。居住分散造成土地浪费,也不利于农村的基础设施建设和环境建设,只有集中居住,才便于统一建设排水、通信、公路、污水垃圾处理等公共基础设施。令人奇怪的是,在如此关系农民切身利益的重大决策中,我们居然听不到半句农民的声音,农民成了一个匿名的主体。在新一号文件关于“加快乡村水电气路设施建设”的一节中,有如下内容:“……抓紧制定将土地出让金一部分收入用于农业开发的管理和监督办法,依法严格收缴土地出让金和新增建设用地有偿使用费,土地出让金用于农业土地开发的部分和新增建设用地有偿使用费安排的土地开发项目,都要将小型农田水利建设做为重要内容,建设标准农田。”鉴于农民在决策中的失语状态,我们有理由怀疑这是新一轮土地掠夺的先兆。从定州事件到汕尾屠杀,中间种种无不是迫使农民割舍自己的土地。而现在以中央一号文件下发,这明显就是企图把掠夺公开化。

   我国是世界第一人口大国,有近9亿人在农村。由于农村人口过多和农业劳动力比重过大,人多地少,耕地后备资源不足,随着人地关系的恶化,农业生产规模越变越小,孳生了数量庞大的潜在的农业剩余劳动力。同时,由于文化的落后,以及农业劳动者受教育程度的偏低,生产技术也就单一。所以现在农业生产的矛盾格外突出。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中,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是社会发展的基本矛盾,当生产关系不适合生产力的发展时,生产力就会要求生产关系进行变革,要么生产力就会停滞不前,这也就是所谓的“经济决定论”。正是这一理论,马克思才预言社会主义革命将在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出现。至于贫穷落后的中国会出现社会主义,这是马克思始料不及的,因为他在研究东方社会的特征和发展道路时,曾认为:“在大多数基本的亚细亚形态里,公社集体占有土地,分给其成员耕种;专制君主作为最高的或唯一的土地所有者高居在所有的公社之上,以贡赋的形式获取剩余产品,并主管灌溉、交通等公共事物;在各个公社范围内,基本上是自给自足的经济,手工业和农业结合为一,因而亚细亚形态必然保持最牢固也最长久。”(《经济学手稿》)

   亚细亚生产方式这一概念标志着最原始的国家社会形态的特征,在这种形态中,众多自给自足的农业公社有一个更高的统治者,即更高的联合统一体的神权代表:神圣的自然、神或祖先。与此相类似,经济剥削只是存在于原始社会中的一种潜在可能性的简单延伸:“剩余劳动属于一个较高的集团,而这种集团最终表现为某个个人。”威廉姆•肖在《马克思的历史理论》中对“亚细亚生产方式”作了分析,他主要考察了导致亚洲社会停滞不前的重要原因之一,是广大地区的农业生产对公共水利工程的需求以及适应这种要求的带有专制统治性质的中央政府的产生。“这种专制政府从家庭工业和小型农业已经统一的静止农村中不断地消耗它的生产剩余,从而导致公社生产停滞不前。这就是亚洲生产停滞不前的本质。”毫无疑问,这同时也是今日中国农村落后,农民贫苦,以及人祸不断的渊源和本质。用毛泽东的话来说,就是:“和尚打伞,无法无天。”以太石村为例,农民连选举一个村干部都勉为其难,而所谓的“村民自治”和“村民组织法”却形同虚设。如今的一号文件若真能给农民带来实质性的利益,我们当然乐观其成。但是,农民若依然连选举一个自己信任的干部都有法难依,那么无论“一号文件”吹嘘得多么光彩堂皇,也只是黄鼠狼给鸡拜年。

   2006年2月27日

   原载《议报》第240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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