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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尧:“刺字”:普遍败坏的人权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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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易尧(湖南)

   9月3日,《成都晚报》报道,年仅15岁的莉莉被一名男子用刀片将她的脸划得伤痕累累,还在她的前胸、大腿甚至下身,都刻上的“骚”“淫”和一些不堪入目的话。施暴的男子自称是莉莉的“男朋友”,而他这么做是因为“太爱莉莉,怕被她背叛”。此前,8月25日《南方都市报》亦有类似报道,在深圳公明镇,两名歹徒先后绑架两名发廊打工妹,向其家人勒索现金,并对其实施各种凌辱,包括用打火机炙烤下体,用针蘸墨分别在额头、乳房、后背上刺下“妓女一号”、“骚货”、“我是一只妓”等字样。这一个个与文明相悖、毫无人道的恶行引起了众多媒体的关注,网民们对之更是愤怒不已,议论纷纷。近二十年来,地下“性产业”在中国蓬勃发展,一些城市的大街小巷,那些灯光昏暗的所谓歌舞厅、桑拿房、美发厅、洗脚屋、按摩房里面,坐满了为数众多的“发廊妹”,她们大多来自贫苦农村,初中尚未毕业就离乡打工或卖淫。无论是年龄还是职业性质,在当前的相关法律规定中,她们都属于非法工作者,与流浪汉、吸毒人员等一道,成为城市生活中的“边缘人群”,通常受到权力机关的打击和黑社会的欺诈。而同类的相互伤害更是残忍,这刺字案就是典型的例证。

   在人的面部或身体其他部位刺刻耻辱性标记是中国古代的肉刑之一,梁律曾规定:犯劫掠罪,“遇赦降死者,黵面为‘劫’字,髡钳,补冶锁士终身。”(《隋书•刑法志》)北宋时,“凡应配役者傅军藉,用重典者黥其面。”(《宋史•刑法志》)元代刺字时规定蒙古人及妇人犯罪不在刺字之列,可见当时被汉人视作蛮夷的民族比以礼义自居者更加“知耻”。清朝刺字,初仅用于贼盗,“其后条例滋多,刺缘坐,刺凶犯,刺逃军、逃流,刺外遣、改遣、改发。有刺事由者,有刺地方者,并有分刺满、汉文字者。初刺右臂,次刺左臂,次刺右面、左面。大抵律多刺臂,例多刺面。若窃盗责充警迹,二三年无过,或缉获强盗二名以上、窃盗三名以上,例又准其起除刺字,复为良民。盖恶恶虽严,而亦未尝不予以自新之路焉。”(《清史稿•刑法二》)这里清楚表明,“刺字”是对犯人的分类,带罪立功者可消除“耻痕”,回归为“良民”。

   除了在肉体上的惩罚外,“刺字”更主要的是用来显示带标记者在道德方面的不良之处。这些标记被刻入或烙在皮肤上,以告诉别人这是一个奴隶,一个盗贼,一个叛徒,或一个行为不轨、道德败坏的人。它因有效地剥夺了被标记者的人格尊严,犯人由此打入另册,成为“非人”。刻入肉体的字眼同时也提醒着他人循规蹈矩,在公共场所尽量避开被标记者或与之保持距离,从而将其彻底孤立开来。正如福柯指出的那样:“在肉体酷刑中,儆戒作用的基础是恐怖:有形的恐惧,集体恐慌,令观众刻骨铭心的形象,如犯人脸上或胳膊上的烙印。现在,儆戒作用的基础是教训、话语、可理解的符号、公共道德的表象。维系惩罚仪式的不再是君主权威的可伯复辟,而是符码的活化,是集体对犯罪观念与惩罚观念之间联系的支持。”(《规训与惩罚》)久而久之,这种强烈的耻辱反映让许多人即使遇见一块显目的疤痕也会条件性地自省或感到尴尬。于是,由显入隐,刺字深入人心。

   清末变法时,沈家本等上书《删除律例重法折》,认为刺字之法“未能收弼教之益,而徒留此不德之名”,提议予以废除,清延后来采纳了该建议,刺字之刑遂被废除。废除徒留“不德”之名的“刺字”使犯人的人格得到了有效的尊重和维护,相对几千年的封建专制的伤害与教化,这无疑是人权领域一项巨大的进步。人权的概念最初是由西方的知识阶层为反对封建特权和僧侣神权而提出来的。17世纪到18世纪,启蒙思想家洛克、卢梭等人系统提出了“天赋人权”的口号,认为人生而自由,生而平等,权利天赋,不可剥夺。这种理论启迪了人民大众反对封建专制的意识,法国《人权宣言》甚至明确写着反抗压迫是公民的天然权利。上个世纪中国革命后,虽在宪法和法律中写进了尊重人权,公民的人格尊严、人身自由及住宅等权利不受侵犯,但强制堕胎、暴力拆迁、刑讯逼供等法西斯专政却不断地侵犯公民的基本人权而成为一大社会常态和公害。着名律师张思之先生说“人权是一个国家的面子”。公民的面子组成了国家的面子,所以对任何一个公民的面子进行羞辱都会令国家的脸上无光。

   现代社会,“刺字”在法律的文本中是取消了,而羞辱公民的手段却以另外的方式在传承,如公审公判、游街示众、剃光头、穿着标注字号的囚服和悬挂写着罪名的牌子等等。它们的目标是一致的,一方面让犯人抬不起头来;一方面惩一儆百。这是一种独裁统治的需要,但它在针对所有民众的规训同时,也给民众提供了一个可以模仿的样板,并有效地迎合了群众专政的集体意识——它由残忍的、虐待狂的、好色的、贪婪的、妒嫉的冲动所构成,赖希称之为“法西斯主义群众心理”。由于独裁统治者对教育和文化的垄断和破坏,在专制环境中成长和生存的人们便自觉或不自觉地处于附属、顺从和依赖的地位,除了逆来顺受,他们通常表现出保守的、跋扈的、强硬的和带偏见的人生态度。在无孔不入的专制强权下,他们成为一个个愚民的牺牲品或受虐狂。而面对比自己更弱的对象,他们则很容易变为一个施虐狂或专制魔王。

   专制者迷恋支配与服从,并习惯以权力人物自居,对他人怀有普遍的敌意和诋毁,本能地相信世界上发生着狂暴与险情,并总是以卫道士自居,热衷于对性风尚的破坏者进行调教和惩诫。如此一来,行凶的就不再仅仅是那些掌管了国家机器的执政者了,还包括所有这些被压抑的弱势人群。作为一项普遍败坏的人权记录,刺字案的凶手只不过是独裁者向社会投射出来的的一个影象。他们有着酷肖的面容,在受害者跟前无一例外地居高临下,为所欲为。他们几乎一致地认为被摧残者是下贱的,理应受惩或被消灭的。更可怕的是,他们在施暴的同时还恬不知耻地保持着一种在道德上的优越。

   2005.9.4

   原载《议报》第21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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