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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尧:矿难,帝国大厦崩塌的前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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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易尧(湖南)

   中国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统计,从二○○一年到二○○四年,中国发生一次死亡十人以上的特大煤矿事故一百八十八宗,平均每七点四天一宗。据香港文汇报13日报道,中国去年共产煤十六亿六千万吨,占世界百分之三十三点二,但矿难死亡人数达六千零二十七人,占全世界矿难死亡总人数百分之八十。 众所周知,任何一个社会赖以生存的能力都取决于它能够以可接受的代价持续获得足够的能源,而如此人祸不止地掠夺,实属疯狂至极,帝国对矿难的敷衍和纵容倍受世人瞩目。在近来与矿难相关的报道中频频出现这样一段话,“对‘企业出事、政府买单’的现象,广东已经开始在煤矿行业实施风险抵押金制度。广东省安监局副局长胡建昌日前透露,每个煤矿根据产量大小,缴纳一定的风险抵押金。比如一些大煤矿,抵押金可以收取到60万元。这笔钱主要用于企业发生事故后的调查处理费用。‘以免事故一发生,老板就跑掉了。’”网友洛给我留言说:“真的是太气愤了,我都觉得说不出话来!怎么能有这么无耻的政府!收押金居然直接用于‘处理事故’!!” 的确,不仅无耻,而且恶毒,这是变相的谋财害命。

   7月14日,广东省兴宁市罗岗镇福胜煤矿发生透水事故,16名矿工无一生还。8月7日,兴宁市黄槐镇大兴煤矿又发生特大透水事故,123名矿工生还无望。矿难是接踵而来,老板们也如期跑得无影无踪。不到一月,同一地方连发两起矿难,举世震惊。7月16日,兴宁市市长曾祥海信誓旦旦地向媒体保证:“绝对不能出现第二次事故。”这个深具讽刺意味,残酷的事实证明了他在自欺欺人。与人祸相比,风险抵押金毫无效用,所有的规章制度更是一纸空文。市长保证如同放屁,臭不可闻。8月8日下午,广东省委书记张德江在兴宁大兴煤矿召开的事故分析会上说:“矿主发财,矿工遇难,政府埋单,我们不能再这样干下去了。”他痛斥着安全生产监管不力行为从而成功地为自己推诿了责任。然而,监管不力并非原因,它也仅是人祸的一个结果。诸多调查表明,祸端主要是官商勾结,利欲熏心。大兴矿难发生后,矿主曾云高不是立马组织力量救援,而是带着主要管理人员到兴宁市召开“紧急会议”,称要拿出3亿元把事故“摆平”。漠视生命,莫此为甚。

   几天前,刚有媒体详细报道了山西的矿主、煤商一掷千金地热购各种世界顶级豪华轿车。他们的豪奢引发网民普遍的质疑,这么多钱从何而来?答案很快出来了,曾云高在1999年广东省属国有四望嶂矿务局破产倒闭后顺利接盘,并获得四望嶂煤炭资源最好的“一矿”。知情人说,当时“一矿”的生产总值“上亿元”,但“在官商结合下被曾云高以500万元买断”。经过以金钱和权势强行买断其他煤矿的经营权后,按现在的吨煤市值计算,曾云高一年的收入就有2亿元。然而,这般财大气粗的人对矿工却吝啬无比,矿工们称:下井用的矿灯、矿帽及雷管、炸药等材料需要矿工掏钱。另外,矿工们每天收入的5%被作为“安全金”扣除,矿主并没有为他们添置任何安全设备。更为“心黑”的是,曾云高知道他们在挖水底下的煤,还逼着矿工以最原始的挖掘方式“拼命”挖煤。在7月14日出事后整顿期间,煤矿一直在偷偷生产,如有工作组要来检查,曾云高总会提前接到电话通知。梅州市国土局矿管科一名负责人透露,在罗岗“7·14”矿难发生后,他们也向大径里公司下发了停产通知书。但曾云高对他们说:你们再说,我让你们的局长都做不成。(http://news.sina.com.cn/z/mzmkts/index.shtml)

   就这样,一个证照不全的煤矿,一个井下根本不具备安全生产的条件的煤矿,无证生产了六年,甚至被评为梅州市先进企业。尤为冠冕堂皇的是,董事长曾云高是梅州市和兴宁市的两级人大代表;副董事长曾桂祥,曾凡金分别是广东省和梅州市的政协委员;副董事长曾文坤为兴宁市人大代表。在一党独裁的统治下,独立工会被扼杀,民众意愿根本无从表达。遵循着钱权互换互惠的潜规则,有钱就当人大代表的恶劣体制不断地为扩大社会的不公和不义推波助澜。人们常把人大代表形容为权力操纵者的橡皮图章,但却是一个鼻孔出气。他们狼狈为奸,从而得以享受权力带来的种种好处,徇私舞弊而不被监督,巧取豪夺就是优秀和先进。我们知道,矿工大多是来自外乡的农民,他们明知道采矿的凶险,但迫于各种苛捐杂税,以及医疗、教育方面沉重的负担,出于改善生存状况的强烈本能而不得不选择“自愿”下井,冒死谋生。于是,这一桩桩本可避免的矿难就在世人短短的错愕中必然发生。它不再是新闻,而是一个个可以拭目以待却又妄图侥幸避过的目标。贪婪把矿主们铸成了一道运转在专制政府与矿工之间的齿轮,肆无忌惮地张扬着嗜血的欲望和唯利是图。他们是官商,更是民贼。在“矿主发财、矿工遇难”的背后,“政府买单”实际上就成为“养寇自重”。

   柳宗元曾痛陈过“苛政猛于虎,毒于蛇。”养寇自重却是一种比苛政更猛更毒的腐恶机制。钱钟书在《管锥编》中举了许多例子,如《南史·贼臣传》(载)侯景为慕容绍宗所败,军溃,收散卒才得八百人,(遣)“使谓绍宗曰:‘景若就擒,公复何用?’绍宗乃纵之”;《明史·列传》“而良玉在怀庆时,与督抚议不合,因是生心,缓追养寇,多收降者以自重。”郑达《野史无文》卷三记左良玉大捷而不肯穷追,曰:“留此残贼,武官尚可为人;若贼今日平,武臣明日即奴矣!”钱钟书以“同是斯理”作为感叹,这就不难理解今日“官商勾结、警匪一家”所构筑的“繁荣娼盛”。在这样一个钱权代表一切的时代,剥夺越来越倚赖谎言和暴力,流氓和强盗也就不失时机地笼上了人大代表的光环,恬不知耻,趾高气扬。当一具具漆黑的矿工尸体从地底刨出时,他们冰冷的面孔与在各种暴力拆迁、瘟疫和爆炸中的消失的生命别无二致,注定要成为搭建“和谐”社会的砖石,用死亡的方式参与盛世的末日狂欢。歌舞升平和表面的辉煌稳定掩盖不了核心处的溃败和糜烂,接连的矿难也就是帝国大厦崩塌的前声。

   2005.8.14

   原载《议报》第21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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