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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尧:“群体性事件”的实质是暴动

声明:此文作者禁止复制,如需转载必须经得作者同意。

   作者:易尧(湖南)

   针对近来发生在全国各地群众抵抗运动,中组部副部长李景田在国务院新闻办的发布会上答路透社记者时说:“最近中国农村发生的这些事情,我们把它叫作‘群体性事件’,而不是叫骚乱。”(中新网7月7日电)“骚乱”是一个令中共当局十分忌讳的名词,因为它表示着社会秩序的混乱和不安定,对于一贯推行稳定压倒一切的霸权统治的他们而言,承认骚乱无异于自抽耳光,是极不体面的事情。于是,作为一种保先的策略,“群体性事件”的定性就堂皇而出,好象还十分光荣。但这个跟称“妓女”为“小姐”、称“失业”为“下岗”一样,都是婊子牌坊。“群体性事件”的频繁发生用风起云涌来形容并不为过,google一下,竟约有981,000项相符合的查询结果。据7月6日香港《大公報》报道,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国务委员周永康在全国政协十屆十次常委会会议上說,群体性事件已经成为影响社会稳定的突出問題,並具有五大特点需要引起关注:一是数量明显增多,規模不断扩大。群体性事件数量从一九九四年的一万多起上升到二○○四年的七万四千多起,增加了六倍多,參与人数从一九九四年的七十三万人次上升到二○○四年的三百七十六万人次,增加了四倍多;二是涉及面广。群体性事件几乎涉及城市、农村、企业、机关、学校各个领域和行业,波及各省市自治区和直辖市;三是群体性事件的主体成分多元化,有下岗职工、农民、城镇居民、个体业主、教师等各阶层人员;四是行为方式激烈,有的动辄围堵冲击党政机关,堵塞公路、拦截列車的情況時有发生;五是组织化傾向明显,有的甚至自发形成一些组织,出現了一些挑头人物。

   按照周永康对“群体性事件”的总结,很显然,这就是“暴动”。不过,这个“暴动”是民众在抵抗“暴政”过程中忍无可忍的被动。矛头一直握在当局手中,也就是说,是当局在“暴动”。在以中共意识形态为指导方针而编撰的《辞海》中,他们对“暴动”的注释是,“为了反对当时的政权或社会秩序而突然发起的有组织的暴力行动。有不同的性质,革命暴动即武装起义,是革命人民经过秘密筹划,组织力量,突然发动武装斗争,以打击反对统治阶级或外国侵略者。反革命暴动即武装叛乱,是被推翻的反动统治阶级为了复辟或捣乱,经过阴谋策划而发起的武装斗争。”以此作为依据,再看看当前的暴动,对号入座,竟无一不是“反革命暴动”。例如,“一班头戴钢盔、统一着装的人手持猎枪、火铳,从窗口向村民们开火。枪声大作,弹丸横飞,一枚枚手雷抛向人群……”;(2005年7月8日《新民周刊》“湖南郴州地产商野蛮施工,

   持猎枪手雷向村民开火”)“河北省定州市南部绳油村外一块荒地上,二三百名头戴安全帽穿着迷彩服的青年男子手持猎枪、钩刀、棍棒、灭火器,向居住在荒地窝棚里的村民发动袭击。”(2005年6月13日《新京报》“数百人持猎枪钩刀,袭击定州村民夺6命”);广东佛山市农民抗议政府征地,从3月底开始,他们在农地上静坐示威。村民最近表示受到黑社会威胁,还有直升飞机盘旋在农地上空。(美国之音记者:王怡茹2005年7月8日香港报导)……几十年以来,似乎惟有暴动最能代表中共的“先进性”。

   无论是雇佣黑社会,还是公、检、法直接参与,发起暴动都是当局的拿手好戏,也是其早期挑起内战时所遗留下来的传统。当时的他们有一个光荣的头衔叫做“暴动队”。《辞海》有相关记述:“土地革命战争初期,中共领导的革命根据地内的群众武装组织。首创于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江西永新,以后湖南、江西边界各县普遍建立,每乡一队。任务是镇压反革命,保卫乡政权。帮助红军或赤卫队作战。”中共党史专家文聿先生所著的《中国左祸》一书对此有详尽地描述:“一座座村庄,烧成废墟,百里无鸡鸣。一片片焦土,啼号不绝,苍生痛哭深。一群群百姓,无家可归,骨肉流离散。烧,烧,烧……杀,杀,杀……湖北汉川地区农民暴动的指导者,甚至要烧去整个城市,湖北许多整个儿的村庄被烧尽。江苏省的‘暴动须知’也说:‘必须挨家挨户告以暴动的口号……不来者以反革命纪律制裁……’中共湖南特委还在‘使小资产阶级变为无产阶级后强迫他们革命’的精神影响下,提出‘焦土政策’,实行‘烧杀政策’,为了企图让敌军进入湖南后无房可住,无法立足,硬性推行焚烧湘粤大道两侧三十里内房屋和烧毁郴州等县城的决定……。”为争权夺利,他们自一开始就虐杀无数而不知其止。

   暴动不管冠以何种名义,都是对人类文明的破坏和反动。

   一九三一年五月十二日,蒋介石在向国民会议递交的“剿灭赤匪报告”称:“受赤匪荼毒最烈而最惨者——厥惟江西和湖南……江西人民被匪残杀者约十八万六千人,难民之阵亡者,约二百十万人;各县被匪焚毁之民房,约十万余栋;财产之损失约六万五千万圆。悖米之损失约三千九百万担……湖南匪祸蔓延……计被匪残杀者约七万二千人,房屋被毁者约十二万余栋,财产之损失约三万万余圆……凡赤匪蹂躏地区……凡是过去在村庄上有体面的乃至地主或是做过保甲长的人,皆连同亲属被杀害,到处可以看见一个坑里埋著十人,甚至百人。在死的恐怖面前,人民除了听从,还有什么办法?”

   可怕的暴动,灾难的暴动,烧杀抢掠,生灵涂炭,居然美其名为“革命”。社会学家杰克·A·戈德斯通认为,由于革命政党的领导人力图控制全国和消灭反动派因而爆发内战;出现一个至高无上的领袖,实行个人独裁统治。大多数革命家证明是相当讲求实际的,他们在看来必要时,会修改革命纲领。二十年代实行新经济政策的俄国和八十年代的中国,都走上了这样讲求实际的道路。然而,好景不长,经“六四”屠城后,只顾揽权牟利的党棍集团在这条路上急转直下,再次持续发起指向人民群众的暴动。使“代表最广大人民群众利益”的所谓先进思想最终不过是一块擦屁股的厕纸,臭不可闻。可以想见,当局之所以避开“暴动”而狡辩为“群体性事件”,是因为他们实在没有胆量面对这样的局面:“天下苦秦久矣”,当各种不同的怨愤和利益结合在一面鲜明和感人的反抗旗帜之下时,老百姓万众一心的呼声便会是——“伐无道,诛暴秦”。

   2005.7.8

   原载《议报》第20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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