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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尧:溅血的笑容-- 由杨贵清想起胡文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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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易尧(湖南)

   “议报论坛”转载一则消息,天津市蓟县下仓镇南鲁庄村民杨贵清因为计划生育和土地问题,在半个月前杀了大队的妇女主任和下仓镇政府两名官员后,传于6月25日凌晨两点在警察的追捕中被击毙。但是当地百姓却纷纷向着杀人犯而称快。记者问:“杨贵清杀了干部,村民向着谁呢?”几个不同的村民的回答却几乎有着一致的同仇敌忾。如某村村民(男):“老百姓想好好过日子,不被逼急了谁也不会这么干,我们向着的当然是我们老百姓自己人呀。人命天注定,恶有恶报,他们死是做太多坏事的报应。”某女村民:“老百姓还向着杀人的,都说乡政府该杀,太可恶,都是要钱才办事,太黑了。我们下仓镇太乱了,撞死人都没有人管,抢劫的到处都是。” 某村民(女):“政府太欺压老百姓,村民都向着他说杀得着,杀的好,贪官杀的少啊。我们就是没有能力杀他们,谁有能力谁杀,老百姓都恨他们,他们控制老百姓控制的特别厉害,我们上访还要被他们杀人灭口,老百姓还哪里有活路了,再不反就没有活路了。” 这个杀人灭口是有依据的,当局头头曾自作聪明地强调:不要授人以柄。还有一个更显明的例证是,天津著名的维权人士郑明芳女士屡次受到暗算,虽侥幸逃生,却深陷在牢狱之中。

   杀贪历来为民间喜讯。早两年前,山西省晋中榆次区乌金山镇大峪口村的杀贪英雄胡文海的事迹遍为人知,在网络间的诸多论坛广为传颂。根据胡文海的调查,以大峪口村支书为首的数人共贪污了500多万元公款。胡文海在拿到村煤矿的账目证据后,征得了该村121名党员、干部以及村民的签名,并进行了长达8个月的举报,然而无论胡文海告到哪里,举报材料最后都被批到当地两个部门,而两部门总是寻找各种借口推诿搪塞,不作处理。在彻底绝望之后,胡文海终于采取了极端的做法,于2001年10月26日晚上,一连杀了村支书等数家14口。在法庭审判的“最后陈述”时,他说:“我生在新社会,长在红旗下……我希望自己成为一个正直善良的人……村里的那些无权无势的善良的村民和我和睦相处,有时,我就成了他们利益的代言人。……历任村干部贪污行贿,欺压百姓,村里的小煤矿(村民冒着生命危险)等企业上交的400余万元被他们瓜分。4年来,我多次和村民向有关部门检举反映都石沉大海,公安、纪检、检察、省、市、区的官老爷们给足了我们冷眼与白眼……。我们到哪里去说理呢?谁又为我们做主呢?……我只有以暴制暴了,我只能自己来维护老百姓的利益了……我知道我将死去,如果我的死能够引起官老爷们的注意,能够查办了那些贪官污吏,我将死而无憾,否则我将变成厉鬼也不放过他们……”(《南风窗》第208期)他慷慨激昂的演讲赢得旁听席上的热烈掌声,这是良知的觉醒。

   中国百姓向来习惯于忍辱偷生,如同兔子,在未被逼急的时候,是没有哪一条狼愿意正眼相看的。而一旦逼急,当局的官老爷们就会视其为暴民,用坦克碾压,用乱枪扫射,用铁血恐吓。这无疑是做贼心虚的体现,每当这个时候,他们还会不遗余力地开动所有舆论机器,将一只兔子般的普通百姓妖魔化为与自己相当的豺狼角色,为灭口制造一个搅乱视听的理由。许多人会问,豺狼难道会害怕兔子吗?肯定不会。问题是,如果人们都发现一群豺狼在欺压一只可怜的兔子并意识到自己也不过是一只兔子的事实时,有可能产生两个极端的社会后果,要么惊慌奔逃,要么联盟抵抗。对豺狼而言,这才是真正的危险。所以,当局竭力把持着组织严密、权力无边的暴政机器,在每个奴民身上都烙上一道属地的印痕,有计划地限制生命的萌芽和迁徙,且张冠以法的名义。就这样,法被亵渎了,甚至被奸污了,它不再包含公平,也不再代表正义,仅仅成为一个堂皇施暴的工具或籍口。个体的生命注定着独立不羁,觉醒就是力量,追求自由是人的本能。它一旦遭到恶意的钳制和禁锢,以暴易暴就应运而生,势成必行。武松为了一种身遭陷害的怨恨而把张都监全家(包括那些无辜的儿童、女眷、马夫、丫环和厨师)尽悉杀光的故事至今仍是人们津津乐道的谈资。在那溅血的笑容下,杨贵清固然是忍无可忍,胡文海则意味着:公平一定要呈现,正义一定要伸张,只是形式有所不同。

   除暴未必安良,但在一个暗无天日的时代,却是一场轰轰烈烈的庆典和梦想。久被压抑的民间忿恨获得了一定程度的舒缓和平息后,革命的呼声再度响起,诽谤和刺刀接踵而来,而人类理性与文明却在厮杀中大步倒退。暴力终究是一场灾难,不论是野夫草民还是官老爷们。然而,当前的官老爷们显然比谁都更迷恋暴力,在海内外闹得沸沸扬扬的“陕北民营石油案”中,官老爷们娴熟地动用国家机器,除了打击维权告状的受害者外,竟不惜触怒天下,抓捕其辩护律师朱久虎。如此无法无天,靖边公安局副局长艾和平忧虑的居然是“还有一部分人没抓到”。(《亚洲周刊》)官僚集团把自身的特殊利益寄托于对老百姓的盘剥压榨之上无异于杀鸡取卵,竭泽而渔。同时也是“自掘坟墓”。这方面是有史可鉴的,整个中国历史,几乎就是一出“官逼民反”的活剧。清代中叶后,对于当时所谓邪教愚民的作乱,洪亮吉在《平邪教疏》中指出:“此等教匪滋事,皆由地方官激成”;又谓“今者川楚之民,聚徒劫众,跳梁于一隅,逃死于晷刻,始入白莲、天主、八卦等教,欲以祈福。继由地方官挟制万端。又黔省之苗氛不靖,延及数省。赋外加赋,忿不思患,欲藉起事以避祸,邪教起事之由为此。”(转引自王亚南《中国官僚政治研究》)

   正所谓,官祸不息,民难不止。老百姓历有“宁做太平犬,不做离乱人”的心理习性,若非逼至求生不得、走投无路的境地,岂敢“铤而走险”!需要警告当局的是,建设和谐社会,关键在于官僚体制的迷途知返和改弦易辙。

   2005.6.27

   原载《议报》第20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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